柏林墙倒塌前几年，对利润的追逐和对医疗资源的渴求，让西德制药企业和东德政府一拍即合，以东德患者为试药对象的危险“剧本”，跨越政治藩篱秘密展开。

这些保存至今的胶囊成为发掘真相的突破口

　　在苏东剧变前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群东德病人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政府“卖”给西德制药企业，成为后者药物试验的对象，为的是帮助窘困的东德当局换取医疗物资和经济援助。被隐瞒二十余年后，德国ARD电视台一部名为《试验与死亡》的纪录片，令这桩隐藏在冷战“铁幕”后的秘密交易得以重见天日，也让众多受害者亲属如梦方醒。

　　“心脏病特效药”竟是安慰剂

　　1989年5月，格拉德·奥莱勒心脏病发作，住进了东德德累斯顿市的一家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一种不知名的药，对其疗效大加吹捧，还特别强调“你只能从我这儿拿到它”。 

　　然而，入院3周后，奥莱勒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这个原本生龙活虎的汉子变得奄奄一息。医院见状，要求他停止服药，并归还剩余的所有药品。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让奥莱勒怀疑那种红白相间的小胶囊有什么不对劲，遂决定将剩下的药私藏起来。  

　　一年后，奥莱勒撒手人寰。弥留之际，他将药盒交给妻子安妮丝：“好好保管，有朝一日你可能会用到它们。”

　　此后多年，神秘的胶囊完好地保存在安妮丝手中，其中的谜团始终没有解开。直到听说新闻界正在调查东德当年的药物试验，她才猛然意识到，丈夫的死背后可能有玄机。

　　她立刻打电话给MDR广播电台，并在后者帮助下，将胶囊送到莱比锡大学的医药实验室进行分析。结果是：当中不含任何有效成分，所谓“特效药”其实是安慰剂。

　　通过印在药片包装盒上的数字“顺藤摸瓜”，安妮丝几经周折，查到了东德卫生部门当年的一份档案。她发现，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丈夫并没有在医院得到适当的治疗，而是参与了雷米普利(一种治疗心脏病的新药)的临床试验，并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成为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中的一员，以衡量他的症状与实际服用雷米普利的患者有何差异。

　　休伯特·布鲁斯穆勒也有着类似的经历。这位如今靠伤残抚恤金过活的电工，年轻时曾是位志存高远的职业运动员。30岁那年，布鲁斯穆勒心脏病突发，被送进了马格德堡的洛斯陶地区医院——一所在当时的东德极其少见的、拥有专业医疗设备的医院。在那里，医生给他试用了尚未上市的降压药“镙普利”。他并不知道，药物的提供者是一家在西德注册的企业。

　　住院期间，同屋的一位病友病情突然恶化，布鲁斯穆勒“再没看见他”。事实上，他们都在17名参与试验的病人之列，其中6人死亡后，医院终于决定停止这项致命的试验。

　　东西德秘密酝酿见不得光的“危险同盟”

　　在常识中，药品治病救人；但如果准备不周，服药便如同饮鸩止渴，将生命吞噬。

　　在二战后的欧洲，因药物中毒或滥用引发的惨剧曾一再上演。1957年，总部位于西德亚琛的格兰泰公司研制出一种非处方镇静剂——萨利多胺。在未将该药物在动物身上进行充分试验的情况下，格兰泰便将其投放市场，主要用于防止孕妇在妊娠期间呕吐。

　　直到1961年，随着用药范围扩大，人们才发现，萨利多胺具有慢性副作用：倘若孕妇在妊娠早期服用这种镇静剂，即便严格遵循遗嘱，生下的婴儿仍会发生畸形。

　　到上世纪70年代，这个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药物事故”的始作俑者被彻底禁用。可是，随着5000多名出生在50年代末的婴儿长大成人，他们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愈发明显。

　　作为对这一恶性事件的回应，西德政府于1978年出台了一部新的药物法律，大幅收紧对新药的市场审批手续，同时规定病人对药物临床试验的风险拥有知情权。

　　新法律对市场审批的要求，让西德的制药厂商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一方面，它强制要求制药企业寻找大批病人，完成足够广泛的临床试验，以确保新药尽可能安全；另一方面，参加试验的医生和病人必须完全出于自愿，对整个试验过程拥有知情权。

　　对西德制药企业来说，在短期内同时满足这双重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此同时，在“铁幕”彼端，东德则深陷医疗卫生系统瘫痪和药物短缺的困境。

　　“在特定的一段时期内，有20%的必需药品，药店无法提供，”德国马丁堡大学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指出，“当然，这一情况也波及医院。”

　　   根据东德国家安全局“斯塔西”的档案，到70年代后期，该国医护人员对卫生系统的抱怨已“不容忽视”。时任东德卫生部部长路德维希·梅克林格发出的紧急信件，直接送到了最高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手中，信中警告称，越来越多的医生正考虑离开这个国家。

　　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领域，两个德国一直势同水火。然而，当互补的需求在彼此间产生，一个见不得光的“危险同盟”，随之跨越了政治藩篱，迅速酝酿成形。

　　东德成为药物临床试验的“自由狩猎场”

　　来自东德方面的资料显示，1983年春，昂纳克与负责医疗卫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举行秘密会谈。一桩将本国患者作为筹码的交易，在此过程中初露雏形。

　　与东德政府订立“合约”的多家西德制药企业，则为规避监管专门成立了一家用来处理“出口问题”的公司。经过持续数月的“艰苦谈判”，交易的细节一步步清晰起来。

　　就在当年晚些时候，20种未经审核的药物，被东德政府秘密送入精挑细选的医院中，开始在丝毫没有察觉的病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每项试验成功后，东德方面都会获得西德制药企业“一次性支付”的补偿。交易换回的金钱，一部分被东德政府用于改善公共医疗条件、补充医疗物资，还有一部分被用于购置药物试验所需的特种设备。

　　来自东德卫生部的文件表明，此后几年间，这桩被相关负责部门冠以“无形出口”之名的“跨国合作”运转良好，到1988年，试验药品的数量已增至165种。

　　由于许多文件在东德政权解体时散佚，每项药物试验具体“收费”多少，现已不得而知。仅就目前查明的部分而言，以多位病人丧生或未能痊愈为代价，东德政府至少赚取了86万马克“硬通货”。到底有多少患者被牵涉其中无从考证，但总名额应当不低于四位数。

　　从西德换来的药品和金钱，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东德疲弱的经济和瘫痪的医疗系统。对西德制药企业而言，东德则不啻于药物临床试验的“自由狩猎场”，为其节省了大量资金和时间。惟有那些在懵懂中被出卖而成为“小白鼠”的东德病人，是这场所谓“双赢”交易中的“不可靠因素”。

　　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桩持续6年的“生意”才算画上了句号。

　　时隔20载，调查仍举步维艰

　　被事件参与方心照不宣地掩盖了20余年后，在当年药物试验的受害者与德国媒体的共同努力下，这些令人闻之色变的往事，终于重新浮出水面。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ARD电视台记者斯蒂芬·霍格和卡斯滕·奥皮茨花了足足两年时间，走访参与试验的病人及其家属、医药专家、西德制药公司的前任管理者，还多次走访医院、制药公司，申请查阅政府档案……即便如此，调查依然举步维艰。

　　由于对药物试验未曾察觉，幸存至今的病人无法提供更多清晰的线索；而在已知的档案中，当事人签署的大批相关书面文件亦踪影难觅。

　　无论是在德国制药工业协会，还是政府相关部门中，记者都无法找到哪怕一个了解“跨国试验”细节的责任人。霍格和奥皮茨联系上了一些当年组织实施药物试验的制药厂员工和医务工作者，可是，无论他们来自东德还是西德，都拒绝在纪录片中抛头露面。

　　更大的障碍在于，当年主导试验的“赫斯特”公司，如今已是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的资产。后者不情愿地允许霍格和奥皮茨查阅其内部文件，但有价值的细节寥寥。

　　“只有一位东德医生愿意谈谈他的部分工作。相比之下，大多数受访者更愿意回忆他们当时‘无政治限制、无经济压力’的医疗服务。”现实令奥皮茨感到十分无奈。

　　而在摄像机镜头以外的黑暗中，还隐藏着更多的真相有待他们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