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摄和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我慢慢地看到了自己心智的边界，我发现自己在面对这么大一个话题的时候，自己已经包不住了，没办法通过理解、吸收、发酵，最后留下那“二两酒”。——陆川

　　当陆川有兴趣去关注秦末汉初那段历史，他发现，真正让他兴奋的不是在民间传说或者民间戏曲里众人皆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不是鸿门宴，不是乌江自刎，而是最终的胜利者刘邦内心的恐惧。他开始翻读《史记》，查阅史料，采访历史学家，试图从中得到答案。所以他没有接拍后来由香港导演李仁港拍摄的那部《鸿门宴》，而是重新去写一个故事，还原那段历史。从因权力而恐惧这样的角度去拍古装片过去还从未有人尝试过，陆川希望在《王的盛宴》里把它讲出来。

　　这种兴奋或多或少让陆川在随后的操作中有些失控，一方面他希望呈现出一部历史片而不是古装片，另一方面他的文艺情结又干扰了他叙述故事流畅性。当一部三段式的电影送到电影局之后，他得到的回复是：你是想拍一部电影还是想拍一个影像书？

　　陆川拍到第四部电影时，终于遇到了麻烦，他必须从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为此绝望过，甚至不想再去看一眼。在过去的半年，陆川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然后他忽然悟出来，其实刘邦何尝不是在噩梦中度过的呢。这样，他再次鼓足勇气，重新剪辑了《王的盛宴》。

陆川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次拍电影中间都会遇到一些波折，但这次跟以往不一样，在审查上遇到了一些麻烦。

　　陆川：可能不光是我一个导演，中国很多有代表性的导演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冯小刚、张艺谋、宁浩……只是这一次轮到我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要面对和你内心意愿相违背的事实时，你怎么来调整和接受这个现实？

　　陆川：这种事情让人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压抑，这种挫败感很强。但好在这是一个过程，《王的盛宴》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至少它还是我当初想做的那个东西。中间停下来的那几个月，没有浪费，虽然经历了十几个版本的修改，有一些我很在意的点被迫拿掉，但最后的这个版本还是完整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了应对审查，在不停地修改？

　　陆川：是的。我从来不认为审查是几个人的事儿，这是整个社会的事，是几个人在代表体制发声。我也在想，当时有些东西是没有做好，那就是电影本体，电影的叙事层面，不像一个完整的电影。所以，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电影的叙事层面努力，让它平顺了，看起来更像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初写剧本的时候，没有考虑从一个叙事角度来写吗？

　　陆川：最初的剧本很长，故事性还是很强的，但在后期拍摄的过程中有些纠结，应该说现在这个电影完整地记录了我的迷茫。我会特别想弄明白一些事情，比如韩信为什么会离开项羽，这件事纠结了我很长时间。当时我设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韩信是奸细，另一个是韩信在跟着项羽进宫的过程中自己的野心也在膨胀，这些都是在文字和分析上形成的逻辑。但真的到了电影开拍的时候，就又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是韩信的野心膨胀了他就应该跟着项羽，为什么他要离开当时如日中天的项羽去投奔落魄的刘邦？那个时候刘邦处在一个被发配的境遇里，每天几千士兵的流失，一二百名将领逃跑，他当时就是一个流落于西北地区的丧家之犬。有些史学家的解释是，项羽不重用人才，但我觉得即使再不被重用，一个人也不会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跑去中非的某个国家，即使再有雄心壮志，这个逻辑也是不成立的。我最早的构思是韩信是奸细间谍，但最后我没有用这个构思。事实上，间谍是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但如果按这个方向拍，这部电影就会成为一部“无间道”。如果把那么大的一件事又讲成了兄弟情，我觉得也不太合适。所以最后我对这个问题就基本上没有解释。但我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我还是在电影里还是稍微回忆和分析，我最该做的事情其实是完全不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那为什么还要纠结呢？

　　陆川：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说这样拍是不行的，我要拍的是一个主流电影，要拍成《勇敢的心》、《辛德勒的名单》、《教父》那样的电影，必须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是，如果去拍那些具体的事，它们无法指向我最终要表达的意义。那些故事太精彩了，以至于一场“乌江自刎”就会让你忘了这个电影的意义，你全部会被项羽吸引过去，他的死就是英雄的、感人的，你不会再想到其他的意义层面的东西。所以，我只能从这些故事和关系中间找到最有兴趣的点来拍。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这部电影上映，当普通观众、“90后”观众、女性观众面对它的时候会不会和我一样激动，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拍这个题材？

　　陆川：当时拍完《南京！南京！》之后并没有选择这部片子，本来是要拍《英格力士》的，但那个本子一直没有通过。那时候正好星光国际找我来拍《鸿门宴》，作为男人我还是很想拍骑马打仗的戏的。因为我是编剧出身，所以我的习惯是拿到剧本之后先去看书，把《史记》里相关人物的列传、本纪都看了一遍，又翻了翻《资治通鉴》和一些专家写的分析类的书，包括李开元、陈景元这样的史学家的书。《鸿门宴》是完全按照反间计这样的套路来讲的一个故事，当然情节很紧凑，但这与我在看史书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冲动和兴奋相比就有些小了。而且我反观那些看过的书，其中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刘邦杀韩信。你想想，历史上赵构杀岳飞，崇祯杀袁崇焕……所以这是一个有规律性的典型案例。书上写处死韩信的罪名是：纠集家奴和街上的流窜犯夜袭皇宫，企图杀害太后和太子。当时告发这件事的是韩信的家奴，司马迁写到的家奴告发韩信的原因是他和韩信产生了矛盾，韩信要杀他，家奴逃跑连夜进宫告密韩信谋反。我们知道这样的常识，在法庭上，这样的证人提供的证据是不能采用的。司马迁很聪明，他把这个大前提写在最前面了，所以后面的东西是否可信完全由读者评定。当时我在写剧本，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所以我编了一个年表。这个表的横轴是刘邦、项羽、韩信、吕雉、张良、萧何、嬴政，表格的纵轴是时间。也许这个表格对于电影的用处很小，但对于我了解这整个事情的帮助太大了。当我把这个表格列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很多巧合，比如刘邦和韩信在薛城第一次相见，同一年他们俩一起投奔项羽，项羽给了刘邦五千兵，收了韩信做侍卫，这些我都拍在电影里了。还有一些非常触目惊心的事情，是要靠数据和时间来表现的。比如，项羽死后的第二天，韩信就被剥夺了军权，30万人的军队全都没有了，第二年就在云梦被逮捕了，原因是觉得他可能谋反。从第二年被逮捕，一直到刘邦死前半年，韩信都被软禁在京城里，一步未出过京城。所以，他不可能有很多家丁，不可能去夜袭王宫。我突然明白了，司马迁在《史记》里藏了一些事情，再加上和被称作“史学家的福尔摩斯”李开元教授的沟通谈话，我在这方面有了更深的体会。应该说，正是和李开元那次谈话之后，我决定放弃拍《鸿门宴》了，因为《鸿门宴》就是按照《史记》来拍的。鸿门宴这段历史，司马迁采访的是樊哙的后人，司马迁的女儿嫁给了樊哙的后人，所以鸿门宴里樊哙的角色会显得很重要。事实上，樊哙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显赫的军功，最大的功绩就是一直陪伴着刘邦，是他的乡党。以当时95%的文盲率来说，樊哙可能是一个文盲，但在《史记》里记载的樊哙说的那番话并不是一个文盲能说出口的，历史的记载是有偏差的。刘邦杀韩信这件事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心结，因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类似的事儿，我特别希望通过一部电影来讲刘邦杀韩信，这件事成了我拍这部电影的唯一动力。但这个动力又让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特别迷茫，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走才能走到那儿，才能讲清楚这个故事。

　　陆川：在这条路上我遇到了两种专家，一种专家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比如陈景元。我看完他的一套书后去了一趟陕西文物博物馆，去拜访了他的对手，对方也说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后来我知道陈景元的书也是有局限的，他选择了对于他能形成完整逻辑链的故事，但不在他逻辑链里的故事他就没有放进去。真正有实力的大师是能把双方的东西糅在一起，还能保存疑问，而且总结出的观点解释相互对立的观点。陈景元那本书给了我特别大的感动，他是一个半业余的历史学家，却能撼动历史学界，而且里面的很多东西专业人员都反驳不了，他仅仅是一个人在研究，他的理论已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也给了我很多提示。第二种专家是像李开元这种，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中国历史，对于《史记》我们俩都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他是有研究的，我是无知的，我只是觉得这里有问题。他是做过田野调查的，他可以告诉我答案。所以我觉得如果电影也能在这上面做一些东西会很有意思，历史是不是可以逼近？杀韩信时我们没有用他在长乐宫被砍死的记载，也没有用传说中的三步杀，我们用的是绞死。电影里关于这方面所做的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是挺顺利的，也很扎实。但是在电影本体上，我还是很迷茫。我其实自认为是很懂电影本体的，觉得我是可以把它做得像《教父》一样，东西全部藏在故事里面，那种艺术是若隐若现的，普通观众能享受到一个非常丰盛的故事，但它还会有其他的价值需要被读解出来。但是拍摄过程中探索让我感兴趣的东西的想法太强烈了，结果故事沉底了。我不认为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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