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石英表危机后，高级制表品牌百达翡丽，在背后推手Philippe Stern的带领下，攀升至全新境界。
文 Nick Foulkes 编译 PTSGI
Philippe Stern
Henri Stern 于1958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指挥棒，成为当时百达翡丽的总裁。
Thierry Stern是经营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
百达翡丽的店内装潢沿袭了品牌一贯高贵、优雅的设计风格，并如同一栋豪宅般，邀请你走进百达翡丽美丽奢华的世界。
标志性的Nautilus表款以及在女性系列中最畅销的“Twenty-4”女仕腕表。
标志性的Nautilus表款以及在女性系列中最畅销的“Twenty-4”女仕腕表。
标志性的Nautilus表款以及在女性系列中最畅销的“Twenty-4”女仕腕表。
瑞士Plan-les-Ouates的魔法师，也就是百达翡丽的大家长PhilippeStern这位天才(但在我进一步赞颂他之前，我必须坦承自己是利益相关人士，因为我是《百达翡丽杂志》的编辑之一)。一手打造将近180年历史的百达翡丽，其伟大的成就，一直相当吸引着我，也是在在令我赞赏的魅力所在。老实说，我虽然觉得百达翡丽企业结构的不透明性有点讨厌，但我也已经习惯了。
若说Philippe Stern发明了后石英表时期的百达翡丽，这或多或少是说他开发了复杂功能腕表的现代市场，这个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百达翡丽确实开启了一个新兴世界。
机械腕表的萧条时期
回顾20世纪中叶，时计讲求轻薄以及纤细的特殊造型。当时市场的四大厂应该就是伯爵、江诗丹顿、爱彼与百达翡丽。尽管我当时尚未进入表坛，但整体而言，我认为这些品牌各自拥有市场定位：最年轻的伯爵有点类似今日的法兰穆勒，而江诗丹顿则比较庄严一点。这种状况并不代表复杂功能腕表不存在，它们只不过居于弱势，因为大部分的佩戴者是由于专业需求(例如脉搏计或环式计算尺)或本身比较另类。当时也没有所谓的腕表收藏家，因为大部分人的目标是收藏时钟，但倘若你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老爷钟或古典式挂钟收藏品，怀表则是最优先的收藏品。
钟表收藏犹如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收藏家会展示自己对于一些深奥领域的知识，例如探讨16世纪的Blois珐琅腕表以及Tompion等英国先驱大师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法兰穆勒、Michel Parmigiani与F. P. Journe这三位当代顶尖制表师一开始都是从事古董钟表修复工艺，这也显示了古老钟表的收藏是当时行家们的喜爱。
而收藏家的世界与佩戴者的世界开始渐行渐远。甚至在瑞士钟表产业在1970与1980年代石英的巅峰时期开始崩盘之前，珐琅面盘腕表的产量与三问腕表等复杂功能表的制造几乎已消失殆尽。因此，如果钟表产业并未受到1970年代突如其来的石英表危机所撼动，钟表收藏家与佩戴者各自的世界将会相隔得更加遥远；在这个纷乱的十年里，机械腕表失去了其特质，突然变成了不实用的物品，并几近受到淘汰。不过，当所有人只看到一个历史长达数世纪的产业将被日新月异科技的力量淘汰终结时，终于几个有远见的人看到了契机。
最初的百达翡丽
Philippe Stern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大部分采用廉价销钉式擒纵器的平庸时计，一定会被超精准石英表击溃，他没有参与这类时计的制造。他认同石英技术的导入，可以带来精准性与更理想的轻薄外型，吸引到更多消费者。然而，他也相信在这个钟表崩盘的萧条时期，一定有着一条出路、一线生机。他将赌注押在收藏家会像接受怀表那样爱上高级机械腕表，当腕表成为主流后，怀表成为怀旧收藏家的焦点目标，其中包括Philippe的父亲Henri Stern。
我将这种现象称作优雅非实用性定律，也就是说，一旦物品脱离功能性的束缚，就可以跃升至文化表现的动人高度。举例来说，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奢侈笔产业就呈现出这种看似矛盾的效应：电脑、电子邮件、简讯、微博等事物的兴起，或许无法突显书写工具的价值性，但却提升了书写工具的尊贵性，使其成为一种收藏品。
这不表示Philippe Stern忽视了现代潮流。百达翡丽早已启动Beta 21石英机芯表计划，而且直到1970年代中期，甚至紧紧跟上整合式表壳与表链设计的新兴风潮，推出了Gérald Genta所设计的Nautilus表款，此腕表可谓是少数真正经典、创新的20世纪末叶腕表设计之一。当时的百达翡丽仍是一个小型家族事业，其公司结构与现今截然不同。
当我们回顾百达翡丽的故事时，犹如看见其于制表界的价值，如同Philippe Stern之于百达翡丽的最初记忆，几乎像是一则乡野传说，那时，百达翡丽还位于现今品牌旗舰店的Rue du Rhône住址。“里头非常拥挤，所有制表师都在光线明亮的楼上，而楼下，工人们使用非常古老的机器制作各种零件；这里有许多手工机器、充满着古老气息的古建筑。我记得他们彼此熟识，甚至还会烹调瑞士火锅，在那里吃饭，犹如一个大家庭。”在当时，百达翡丽不到一百个人，而且他的父亲Henri Stern负责决定公司的所有事项，甚至包括是否要送表带给某位顾客这类琐事。
当Philippe于1977年接掌公司时，依然只有150名员工，在这个许多人不看好，认为不出十年就会结束的产业工作。但出人意料的是，百达翡丽现在却是一家营业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私人企业，并拥有遍布十多个不同部门的数千名员工。更重要的是，百达翡丽在品质、正统性与杰出性上拥有屹立不摇、堪称奇迹的声誉。如今，制造高品质与高机械性表款的瑞士钟表品牌并不罕见，但百达翡丽却拥有独一无二的品牌价值：这家公司可以用等同一栋房子的价钱将一只不锈钢计时码表卖出，并且让消费者得到超值的品牌价值。
百达翡丽博物馆—钟表文化的缩影
这种声誉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一套高瞻远瞩的惯例。以百达翡丽博物馆为例，制表文化已悄然在博物馆内酝酿，我记得“百达翡丽博物馆”还在Rue du Rhône建筑物楼上时，那里摆放着一套珍贵时计的收藏。如今，百达翡丽博物馆拥有专属住址，以及享誉全球的永久珍藏品，并且成为每一位钟表艺术爱好者的朝圣地。百达翡丽博物馆绝非是利用闲置厂房空间，匆匆改造后便与“传承”搭上关系的游客中心，而是摆放着大约2,000件藏品，不仅是百达翡丽的钟表文化缩影，也彰显出制表为文化活动的特殊概念。
百达翡丽博物馆内展有许多珍贵的时计，带领参观者从16世纪初Nuremberg、Augsburg地区鼓表(这是目前所能知道的最古老的钟表，制作于1540年)等早期个人时计，一路探索至今日的复杂功能表。里头还有一座图书馆，拥有价值无法估计的七千本藏书，包括仍留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亲手题字的珍贵著作。展品分为两个楼层，一层陈列19世纪初之前的所有钟表，另一层则展示从那时之后到今日的百达翡丽历史，尽管作风低调，但从丰富的珍藏品不难看出1839年后的制表历史等同于百达翡丽的历史。
这批收藏始于Philippe的父亲Henri Stern，而Philippe于1989年为了庆祝百达翡丽成立150年，将其转为公共展览品。因此，1989年具备重大意义，因为我们见到了第一场单一品牌拍卖会，接下来所举办的单一品牌拍卖会则将近二十年后才出现，而百达翡丽在“历史精选”概念的推波助澜下，于之后的拍卖会屡创佳绩，亦是构成推动品牌成长的重要因素。
对手艺的尊敬造就了百达翡丽的辉煌
另外，百达翡丽早在1980年代中期便开始秘密进行打造新作，于1989年推出Calibre 89怀表，其具备超过三十种功能，包括温度计与时间等式等罕见的复杂功能，以及现今较为常见的装置，例如陀飞轮、双秒追针码表等，堪称是一件蕴含非凡远见的惊世之作。
我们难以判断Calibre 89是否为一场豪赌。就今日看来，Calibre89透过当时最精密的工艺，将许多复杂功能尽可能融入一只时计，成为当时极为重要的杰作，谱写了现代制表历史的辉煌篇章；百达翡丽的目标是尽可能将多种复杂功能融入一只表，奠定钟表复杂装置的珍贵地位，而百达翡丽也凭借从中获得的技术，在1990年代与2000年代展现精彩成长。我记得自己有次采访该计划的首席工程师Jean-Pierre Musy先生，他向我解说Calibre 89怀表如何孕育出后代的复杂功能表，并如何将复杂功能从怀表转型为腕表。另外，百达翡丽选择搬进全新Plan-les-Ouates制宰懿浚一辜堑玫笔盤lan-les-Ouates是钟表荒野地区，但如今，Plan-les-Ouates所群聚的表厂已使该地被认为专业表厂的制表圣地。但最令人佩服的是百达翡丽无论扩大至多大规模，Philippe Stern(与他的儿子Thierry)依然保有私人经营权以决定公司的所有事项，包括拟定珍稀表款的等候名单，以及确认每只即将出厂三问表的音色。
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点俗气，但百达翡丽是以赚钱为目标，而且还非常成功。尽管大部分人可能都将焦点放在高复杂功能与古董珍稀表款，但我们千万别忘了百达翡丽的女仕石英系列表款Twenty-4同样是品牌的指标性作品。Twenty-4虽说不上是一款量产百达翡丽表，但也绝对不算是一款产量稀少的表款，而是一款畅销产品。这类产品的收益使百达翡丽得以在目前几乎全由大集团掌控的钟表领域蓬勃发展。而百达翡丽依然还是一间独立公司，据我所知，其独立性并非依赖银行的相助，而是那种毫无贷款的稳固独立性。
当然，凭借精进工艺，与伴随精致制表工艺越来越受重视的大环境下，百达翡丽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无论如何，在复杂功能腕表发展为今日所见的全球性市场的过程中，Philippe Stern所打造的百达翡丽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深知自发意见比起来自别人的意见更加坚定不移，因此他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巧妙地行销自家品牌，让公司的转型方式看似没有任何改变，令你我都相信自己是透过个人品味与渊博知识而爱上百达翡丽。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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