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性主宰的好莱坞，画家转行当导演的凯瑟琳·毕格罗一直以擅长拍政治题材电影著称。凭借《拆弹部队》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一位最佳女导演后，她又遵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拍摄了《猎杀本·拉登》。尽管影片获得 5 项奥斯卡提名，但也因为其中 CIA 刑讯逼供的残酷场景颇受争议，被指对公众造成误导。不愿拍浮夸的美国英雄主义的毕格罗，如此回应：“我认为它是一部质疑使用武力正确与否的电影。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以搜捕本·拉登的名义，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文／Kyd

凯瑟琳·毕格罗

　　凯瑟琳·毕格罗(左一)与工作人员在《猎杀本·拉登》拍摄现场

　　凯瑟琳·毕格罗(左)在 1989 年《霹雳蓝天使》的拍摄现场，与女主角李·柯蒂斯交流

　　杰西卡·查斯坦饰演的中情局女探员玛雅(中)，不是《猎杀本·拉登》里的“英雄”，而是这场十年追踪的一个牺牲品

　　1970 年代末，那时的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还是个 20 多岁的年轻画家。她仍然记得当时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交谈的一席话。“安迪认为，电影比艺术更平民——艺术的鉴赏需要精英，这就把一大群普通人排除在外。”她说。

　　碰巧，她刚在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看完俄国画家、“至上主义”创始人卡兹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和荷兰画家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作品。“我当时就想，这些作品的受众非常明确。你必须事先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个大概。”毕格罗说，“但电影对观众就没有这个要求。

　　任何一部点影都是可接近、可理解的。就政治电影而言，这点非常令人兴奋。”

　　这或许是凯瑟琳·毕格罗弃画笔、执导筒的原因之一。在男性主宰的好莱坞，凯瑟琳·毕格罗一直是以擅长拍政治题材电影著称的女强人。2009 年，她那部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的《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得到了几乎全世界的赞誉，也使她成为好莱坞第一位获得最佳电影殊荣的女导演。“男人那活儿，我能干得更牛。如果说女人拍电影确实存在着阻力，那么我只会选择无视。其实无非也就两个障碍：我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没法停下来不拍电影。”毕格罗的这番豪言曾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描写一种行为，不代表认可这种行为

　　毕格罗最新的电影《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同样与政治有关。她甚至沿用了《拆弹部队》的原班底，与搭档近十年的编剧、新闻记者出身的马克·波尔(Mark Boal)再度合作。2004 年，马克·波尔全程参与报道了伊拉克战争，并撰写了题为《穿着防暴服的男人》的长篇报道，后来这个报道变成了《拆弹部队》的剧本。而想要撰写一个追踪本·拉登的剧本，也是他在伊拉克战场上形成的想法。

　　从影片标题能看出，电影回顾了 2011 年 5 月 1 日美国海军特种部队“ 海豹六队”在巴基斯坦 Abbottabad 地区将本·拉登击毙的那一次突袭行动。影片片名“Zero Dark Thirty”其实应该写作“0 dark 30”，这是一个常用的军事术语，一般不特指时间，只表示室外环境漆黑的时刻，在这里暗指突袭本·拉登行动发生的那一晚。

　　但突袭行动仅占据影片的最后 20 分钟。在大部分时间里，影片通过美国中情局女探员玛雅(Maya，杰西卡·查斯坦饰)的视角，追溯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奥萨马·本·拉登长达十年的追踪和通缉。

　　《猎杀本·拉登》冷静，克制，不掺杂一丝个人情感，在很多方面令人想起《拆弹部队》。同样相似的是，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季中风头强劲——在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后，《猎杀本·拉登》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奥斯卡提名。

　　然而，在获得奖项肯定的同时，关于影片的反对声也此起彼伏——对部分观众而言，这部电影是“可接近的”，却不完全是“可理解的。”争议聚焦在电影前半段展现的 CIA 刑讯逼供的残酷场景——就剧情发展来看，影片似乎肯定了酷刑在审讯中的作用。影片由此被推到风口浪尖，同时也成为今年奥斯卡受到最多争议的电影。

　　近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黛安娜·范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三军委员会(Armed Services Comittee)主席卡尔·列文(Carl Levin)和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3 名参议员联名给影片的发行方索尼影业发公开信，指责电影描述美军利用酷刑得知本·拉登的下落失实，对公众造成误导，并要求其修改电影内容。

　　“我们是许多索尼电影的粉丝，我们了解电影在我们生活中起的特殊作用。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看了这部电影的观众会真的以为电影描述的内容就是事实。”他们写道。CIA 探员迈克尔·摩瑞尔(Michael Morell)也认为：“电影给观众造成强烈的印象，好像我们一度使用的强化审讯是找到本·拉登位置的关键。但这个印象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情报是极具争议的行为，但我和马克在决定拍摄这段情节时却没有任何争论。酷刑在早期确实使用过，但这不代表它是找到本·拉登的关键，它只是这个故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部分。”凯瑟琳·毕格罗回应道，仍不忘以艺术工作者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搞艺术的都知道，描写一种行为不代表认可这种行为。否则的话，画家都不能画残酷的画面、作家都不能写犯罪、电影都不能拍战争了。”

　　距离与安迪·沃霍尔的那场谈话已过去 35 个春秋。凯瑟琳·毕格罗从一名艺术助理变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中不可忽视的导演——她甚至已能轻而易举将代表美国最高机密机构的 CIA 变为其电影的一部分。

　　由此，《猎杀本·拉登》也自然而然成为毕格罗职业生涯投资最高的电影，成本达五千八百万美元之多。

　　如同画家笔下的白色画布，《猎杀本·拉登》似乎变成了一块投影，投射着每一个观众的观点和喜恶。“在追踪本·拉登这十年的最初，这个话题就一直充满争议。因此我知道电影会引起争议，只是没想到反对的声音那么大。”毕格罗说，“我觉得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为这部电影感到自豪。我没有把个人观点投射在影片中，我认为它是一部质疑使用武力正确与否的道德正确的电影。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以搜捕本·拉登的名义，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本·拉登被击毙当晚，剧本推倒重来

　　凯瑟琳·毕格罗出生于加州湾区的小城圣卡洛斯。她是家中独女，父亲是一家涂料厂的经理，爱好卡通绘画，经常为小毕格罗涂涂画画。受父亲影响，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漫画家。后来，她曾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两年，获得纽约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独立艺术研究生奖学金后，搬到了曼哈顿艺术家云集的 SoHo 区。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她得以结识了菲利普·格拉斯、辛迪·舍曼等文艺圈人士，后来才有机会与安迪·沃霍尔面对面探讨艺术。

　　毕格罗说：“艺术家之间经常一起交流，今天画了什么，要如何挑战对方。在电影业你不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就像我私底下从没和其他导演有过交往。”除了画画，毕格罗偶尔也和朋友一起拍视频短片。

　　1978 年，导演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看到了她的首部短片《The Set-Up》，觉得很惊艳，为她提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笔奖学金。几年之后，毕格罗拿着这笔钱，把 1950 年代经典电影《飞车党》(The Wild One)翻拍成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无情》(The Lovel ess)，并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环球公司的邀约，来到洛杉矶。“从此，凯瑟琳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凯瑟琳便是同一个人了。”

　　在《无情》中饰演男主角的威廉·达福(Willem Dafoe)说从《血尸夜》(Near Dark)和《霹雳蓝天使》(Blue Steel)开始，毕格罗逐渐获得稳定的投资。《惊爆点》(Point Break)和《末世纪暴潮》(Strange Days)体现了她在技术上的野心，让越来越多人看到她个性上强势的一面。

　　“她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出演《霹雳蓝天使》的李·柯蒂斯(Lee Curtis)评论道，“她身上似乎有种机械装置，甚至从她的外表来看——黑色牛仔裤，黑色T恤，简单得几乎像军国主义的统一制服。她不是冷酷的女人，也不是机器。但在她的一举一动中有种如机器一般的执行力，并且这种执行力仅为电影存在。”

　　在毕格罗的职业生涯稍有起色，却仍未看到突破口的时候，她遇见了马克·波尔。后者成为她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马克为我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明白了怎样拍摄一部正在发生的电影。在《拆弹部队》中，我们深入挖掘了一件正在发生的事，通过一种可能令人不舒服的方式去表现它。这也正是我们在《猎杀本·拉登》中继续在做的事情。”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猎杀本·拉登》实则已是凯瑟琳·毕格罗和马克·波尔着手的第二部“追踪本·拉登”题材的电影。

　　在《拆弹部队》告一段落后，两人立刻开始寻找下一个合作项目。毕格罗告诉记者，马克·波尔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9·11”事件对他造成的影响极大。恐怖袭击发生后，马克·波尔开始报道那些最早进入阿富汗追击本·拉登的特种部队成员，并决定用大量笔墨描述“9·11”发生后不久美军在阿富汗 Tora Bora 地区的那次失败的突袭。

　　在“海豹六队”击毙本·拉登的那个夜晚，马克的剧本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然而，他们几乎立刻就知道，要将原来的计划推倒重来。事实上，当晚他们接到了索尼公司的电话，对方在没有看到剧本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合作——这个“9·11”事件发生近十年来没人愿意触碰的题材一夜之间变得炙手可热。

　　起初，毕格罗和波尔还对他们的老剧本抱有一丝希望，觉得它还有救。“在袭击本·拉登行动后的一个月内，我一直试图将两个事件——2001 年的阿富汗行动和 2011 年的巴基斯坦行动结合到一起。”波尔说，“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两者不存在交集。”

　　最终，唯一未遭删减的部分是影片开头的那两分钟。这时观众只能看到漆黑空荡的银幕，耳边响起的是一组发自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后电话录音的混接，包含紧急救援队的叫喊、心急如焚的家属的求助和遇难者生前发出的最后声音。临近尾声，一个年轻女人惊慌失措地哭诉道：“我是不是要死了？”当电话断线时，911 接线员最后发出了一声悲鸣，“噢，我的上帝。”

　　为了拍出影片余下的一百多分钟，作为编剧的马克·波尔再一次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凭着记者的本能，他先后找到许多五角大楼高官，看了很多机密资料，在允许的范围内将其改编成剧本。

　　即便如此，波尔仍表示，影片中的所有故事和行动都是有原型和事实依据的。“我不知道应该去虚构一个故事，还是应该去尊重历史，所以我选择了一条最符合新闻的路线，从各种各样的资料、新闻报道和真实事件中寻找主线和人物。”波尔说。

　　《时代周刊》也认为，影片最打动人的部分在于其新闻式的纪实手法：“它把一段长达十年的喧嚣与躁动清晰呈现，而且带有警示意义。”毕格罗表示赞同：“我认为与波尔的合作，以及这两个恰逢其时的故事使《拆弹部队》与《猎杀本·拉登》显得与众不同。作为一个电影人，我对于工作具备一种横向和纵向的考量，我始终处于一种‘克制的美学’之中。新闻性规则(journalistic imperatives)定义了你的电影制作。对于我，在这个频度内工作非常令人兴奋。”

　　避免“正义战胜邪恶”的流俗

　　《猎杀本·拉登》不是今年奥斯卡热门候选中唯一一部将历史重新演绎，甚至微妙改写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的《林肯》，阿弗莱克的《逃离德黑兰》甚至昆汀的《被解放的姜戈》都可以宽泛地归入此类。

　　然而毕格罗的电影受到了最严厉的审视和指责。《时代周刊》认为，这是因为《猎杀本·拉登》针对的历史“还是如此新鲜，尚未被人们消化，甚至还没有被政府解密”。同时，电影的制作方还极力宣称电影遵从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马克·波尔推测，电影遭受负面评论，还因为它“从一场胜利的史诗中，挖掘了丑陋甚至可耻的片段”。海豹突击队的那次午夜突袭，本应是一部完美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好莱坞剧本。“毕格罗将虐囚的场景展现在我们眼前，而很多人希望能忘记这些事情，仿佛它不存在。”波尔说。

　　马克·波尔和毕格罗还承担了“出头鸟”的风险。这是第一部关于刺杀本·拉登的电影(在影片上映后的首周末，票房最高的五家影院均位于弗吉尼亚、华盛顿特区和纽约，都是“9·11”事件直接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拉登死后，电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拍摄完毕，抢在去年 11 月上映。

　　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多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电影。“《猎杀本·拉登》不可能把 10 年的历史悉数压缩到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中，但影片的质疑精神，无疑会给将来的电影人提供武器。让他们在补充或反思这段历史时能更加游刃有余。”《时代周刊》如此评论，“或许部分质疑可以看作人们对好莱坞电影的一种程式化观念的产物。通常，在好莱坞大片中，观众总能找到一个英雄主角，分享他／她的情感和最后成功的喜悦，并带着一丝成就感和快感走出影院。”

　　但在毕格罗的电影里，你看不到这种美式英雄主义的浮夸。你能看到《拆弹部队》中杰瑞米·雷纳(Jeremy Renner)饰演的拆弹专家总时不时地、任性地将自己和同事置于危险边缘；并且，他似乎与自己的妻子和蹒跚学步的儿子并不亲近。在《猎杀本·拉登》中，尽管有玛雅这一角色贯穿始终，但玛雅并不是影片中的“英雄”，而是这场十年追踪的其中一个牺牲品。影片最后，当玛雅来之不易的情报促成了海豹突击队的行动，眼看自己追踪十年的基地头目在眼皮底下死去，那一刻的她也已被耗尽，流下绝望的泪水，不知自己将何去何从。毕格罗与波尔在结尾用绝望代替胜利的喜悦，亦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凯瑟琳·毕格罗的下一部电影仍然是战争题材吗？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波尔将继续加盟。那将是他们合作的第三部电影。其次，“如果你继续选择具有挑战并容易引起纷争的当代题材，那么你将与《现代启示录》、《国王班底》、《发条橙》、《炎热的夜晚》、《阿尔及尔之战》为伍——那是非常不错的同伴。”毕格罗说，“一旦你打开了时事题材的窗口，你就很难关上它。让我的电影成为一面反射当下的镜子，这件事比任何时候都吸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