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辽普渔25222号”的被扣押事件几乎是去年同时间事件的“翻版”，海上模糊的边界创造了一片有“潜规则”运行的灰色海域。不管破坏规则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其间端倪已被曝光于公众视野下，只是太多真相还是像我们认识中的邻国一样：神秘莫测。

2012年5月21日，朝鲜查扣的中方3艘渔船返回大连，29名渔民被扣13天上岸后被送往医院体检

　　翻版

　　5月21日凌晨3点50分，于学君终于接到了“辽普渔25221号”船的船长姚国锋打来的卫星电话。姚国锋告诉于学君，“辽普渔25222号”已经与自己的船会和了。为了接应被释放的“辽普渔25222号”，姚国锋的船在事发海域已经停留了大半天的时间。因为20日中午左右，于学君曾经接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中方再次和朝鲜方面进行了交涉。20日21点多，网上就传出了船只和船员已经获释的消息，而于学君最终确定这件事则等到21日的凌晨姚国锋亲眼看到渔船归来的一刻。“船是自行从朝鲜海域返航的，没有中方和朝方船只护卫。从朝鲜海域开到和‘辽普渔25221号’会和的地方大概要两三个小时。”于学君估算船只被释放的时间应该在21日零时左右。

　　“朝鲜军人扣船时就把船上的北斗、GPS等卫星通信装置拆除了，还没收了通讯工具，释放时也没有归还。”船员和船只的情况，于学君也只能通过姚国锋了解。据于学君转述，船长姚国治和15名船员的身体状况还都不错，并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在被扣留的15天时间里，船员们白天可以在船上自由活动，而晚上则会被限制居住。除了损失的通信设备，“辽普渔25222号”损失的物资并不太多。“回国时，朝鲜方面将船上装载的几吨零号柴油给抽走了，重型柴油并没有扣留。”于学君对本刊记者说。

　　船被扣的15天里，于学君急得住院输液，而现在话语里终于多了一些轻松的情绪。姚国锋和姚国治本就是两兄弟，两条船并没有在会和后选择回港，而是决定继续在海上生产作业，希望尽量为船主于学君减少些损失。“6月1日黄海就进入伏季休渔期了，他们那个时间会返航。”于学君也觉得欣慰，至少这个消息从侧面证明了船员们和船只目前的状况确实还都不错，比起他的朋友孙财辉去年经历的扣船事件结果总是要好一些。

　　于学君的经历几乎就是孙财辉去年经历的“翻版”，连孙财辉自己都说：“我是头一回没给钱的，他是第二回。”时间都是5月初，孙财辉的“辽丹渔23979号”被朝鲜方面扣留是在去年5月8日的凌晨4点多，而于学君得到姚国锋的电话则是今年的5月5日夜里。姚国锋打电话给于学君，说看到一艘朝鲜巡逻艇把姚国治的船给带走了。“当时两船是泊流状态，因为是对船作业，距离不过100多米。‘辽普渔25221’当时记录的位置是东经123度53分，北纬38度18分。是在我国海域的。”于学君说，这个位置大概再往东10海里左右就是朝鲜海域。而去年包括孙财辉的船在内的三艘中国船只被扣押的位置是东经123度57分，北纬38度05分，这两个位置都位于渔民所用海图上标绘的59号区域，而且是海域的东部边缘。

　　同样是在事发后的第二天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去年，孙财辉接到的价码是每艘船40万元，三艘船总计120万元。“对方说如果不付钱，就要把29名船员遣返，船和物资都变卖掉。”在与孙财辉讲价的过程中，电话里还不时传出一些船员的惨叫声。“4平方米的小黑屋里关押10个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一天就给一个窝头。”孙财辉船上的基本物资被洗劫一空，包括燃油、网具和鱼箱等至少价值40多万元，渔船是靠着油箱里沉淀杂质的沉淀油才得以返回大连。

　　今年，于学君接到的价码是120万元，在经过8次讨价还价后，对方把价钱降到了60万元。于学君经营渔船已经有10年时间，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船只被扣的情况。于学君的第一反应是向辽宁海警总队报警。孙财辉去年也是这样做的，他把大连海警、丹东海警、丹东海监乃至派出所催了个遍，得到的回复是“等待调解”。18日，于学君终于向去年孙财辉等人一样，开始通过微博向社会公开求助，这场个人困境在舆论迅速升温的情形下再被提升到外交层面得到解决。

2012年5月21日，遭朝鲜查扣的3艘中国渔船返回大连金州区一处港口

　　模糊的边界

　　“60万元我也拿不出，真的是没有那么多钱。”于学君对本刊记者说。两次扣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船主的反应如此相似，并不能说是偶然事件。于学君是大连人，姚国锋和姚国治兄弟驾驶的双拖网渔船的船籍也都在大连港。这种船的造价在120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于学君为买船贷款七八百万元，每年光还利息就要100多万元。孙财辉也是大连人，虽然他的“辽丹渔23979号”船籍挂在丹东，但平时进出港口仍是大连，孙财辉的船也是靠借贷买来的，如果真被朝鲜方面变卖，他就可能破产，甚至被起诉。

　　一艘船的出海成本有多少？于学君算了一笔简单的账：“我一对船一天光烧柴油的成本至少是2万元，这还不算船上设备、船员工资等，粗略平摊到每天的话，我一天要卖至少2.5万元的海产品才能刚够本。”渔业收入因为完全依赖海洋环境收入，非常不稳定，于学君说近些年来年收入逐渐在被摊薄。柴油和人工费都在涨，同时是鱼越来越难打。出海一次有时可以挣一二十万元，有时候也会亏损。“渤海的休渔期太长了。”近海海洋资源的过度捕捞使得于学君的年产量逐年下降，他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到59号海域附近打鱼的，实际上这也是需要精确计算成本和收益的决定。“毕竟走得越远，船的燃油和人工成本就越高，捕捞量能不能满足额外的支出还要考虑到。”于学君现在主打的是供做饲料的低价值海产品，而5月这个时间，刚好是59号海域一种当地人叫做“油滚子”的鱼产量最丰富的时间。59号海域离岸较远，以东便是朝鲜海域，朝鲜对海洋资源的捕捞力度不足，所以对当地渔民来说，在这里撒上几网总能有价值几十万元的鱼上船。

　　在于学君和孙财辉等人的认识中，海图上的59号海域是有精确的坐标位置的，它的经度范围在东经123度30分到东经124度之间。渔民历代相传的说法认为东经124度是中朝的海上分界线，这也是孙财辉和于学君判断自己的船在中国海域的基本论据。《中韩渔业协定水域示意图》上也确实如此，东南方向是韩方特定禁区，而正东方邻近朝鲜的海域则是一片未划分的空白区域。这究竟是是不是一条精确的边界线？从官方文件里却找不到这样明确的海域边界划分的记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朝是海岸相邻国家，需要往外先划领海，再划大陆架，再划专属经济区。”

　　中朝之间的陆地边界和领海边界是清晰的。东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大陆海岸线的北端起点，1962年两国签署的《中朝边界条约》里规定了鸭绿江口外水域的划分原则。其中，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从2071高地以东的鸭绿江上游与该高地最近的一小支流流入鸭绿江处起到鸭绿江口止，以鸭绿江为界。鸭绿江口处，从朝鲜的小多狮岛最南端起经薪岛北端到中国大东沟以南的突出部最南端止连成的直线，作为鸭绿江和黄海的分界线。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鸭绿江口外，中朝两国海域的划分，确定从江海分界线上的东经124度10分6秒的一点起大体向南直到公海为止的一线为两国的海上分界线，以西的海域属于中国，以东的海域属于朝鲜。第三款规定在鸭绿江口江海分界线以外，自东经123度59分至东经124度26分之间的海域，两国的一切船舶都可以自由航行，不受限制。1964年中朝签订的《中朝边界议定书》确定“鸭绿江口江海分界线以外两国一切自由航行区为东经123度59分以东和东经124度26分以西、从江海分界线起至北纬39度30分止分别属于中国领海和朝鲜领海的海域。”

　　上世纪60年代的领海划定是基于12海里领海的国际法原则。但是1976年，冰岛通过“鳕鱼战争”确定了本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范围后，这一概念也开始逐渐被其他国家接受。现在事发的海域也从原先的公海变成了争议地带。1977年6月21日，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区法令》，这个法令宣布建立经济水域，其范围自领海基线算起200海里，不能划200海里的水域划至海洋的半分线。这个法令使得朝鲜管辖水域扩大了37.8万平方海里。同年8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宣布设立军事警戒区，其范围自领海基线算起50海里，在黄海内实际上与经济水域也发生了重叠。

　　朝鲜单方面的决定并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同。目前公开的材料中，只有自1997到2000年的4年中，中朝外交事务部门曾建立海洋法非正式磋商机制，共进行了四轮海洋法非正式磋商、两轮海域划界事务级和渔业问题专家级磋商，这场磋商似乎是以无果而终。张海文告诉本刊记者：“两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划界谈判。”

5月21日，大连大李家渔港的一艘货船刚刚靠岸，船员正等着搬运“战利品”

　　潜规则？

　　这条从上世纪70年代就存在争议的海上界线在大多数时间里似乎都没有给双方渔民的正常生产造成太大的影响，它似乎行使的是“事实”上的分界线的作用。中朝之间签订的正式渔业协定只有1960年生效、有效期延续了10年的《黄海渔业协定》和1972～1976年执行的《中朝渔业互助合作协定》，而恰恰是在1977年海上边界产生争议后，双方渔业长期处于无协定状态。“东经124度的说法虽然没有法律出处，但确实是很多很多年了。实际渔业生产中，中方认可，朝方也是认可的。”辽宁社科院边疆史研究所研究员吕超对本刊记者说。于学君告诉本刊记者，渔船上除了装有北斗和GPS卫星定位系统，辽宁省渔政管理和渔业公司也会随时监控海上作业渔船的位置。“如果发现船接近朝鲜海域，渔政管理人员会发出警告的，让中国渔船远离中朝交界区域。事实上，‘辽普渔25222号’今年就被呼叫过一次，根本不敢越界。”

　　“辽普渔25222号”和孙财辉的“辽丹渔23979号”船上的卫星定位系统都被拆卸了，按照船主们的说法，这种行为是朝鲜军人在销毁越界抓人的证据。但是辽宁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哲告诉本刊记者，渔民自身存在的打擦边球的心理也是这种扣押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渔民称，当地渔船确实有时候会在发现大鱼群时关闭卫星定位系统。于是，在卫星定位数据被销毁后，“越界捕捞”问题就成了场“罗生门”，船员们说是朝鲜方面拆卸的，而朝鲜的理由则是中方船员自行关闭。

　　在丹东的一些渔民看来，孙财辉和于学君的遭遇很可能是不懂海上游戏规则而吃的暗亏，朝方扣押者索要的是没有缴纳“帮艇费”就到“朝鲜海域”捕鱼的“罚金”。吕超对本刊记者说：“像媒体披露的一样，渔民被扣留、再通过丹东的一些所谓‘代理人’索要钱财在当地是公开的秘密，已经很多年了。有时索要的数额不大，甚至就在海上当场解决。”金哲在2000年时曾经到丹东做社会调查，他说：“渔民出海要先交钱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渔民曾就此事向我抱怨。”

　　这笔钱是从什么开始的，没人能说特别清楚，时间应该不过20年左右。一些老渔民说，早期有过以实物交付的方式，都是在朝方比较紧俏的电视、冰箱等物资；后来基本都是以货币结算了。“这笔钱逐年在涨，最初几千元，后来涨到数万元，而数额的多少是与船的马力挂钩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渔民说。对于缴纳过“帮艇费”的船只，船主会获得一块朝鲜的牌照和旗帜。有了它，船只就可以进入朝鲜海域打鱼，而也有一些没有缴费就去碰运气的船，如果被抓则会被罚款。“最初是几万元，后来涨到一二十万元。很多船主在还交得起的情况下也就息事宁人了。”

　　在捕捞收益较高时，“帮艇费”虽然是潜规则，但可以让渔民、中间人和朝方都可以各得其所。在作用上，它与签订《中韩渔业协定》后，韩方发放给中国渔船的“黑牌”许可证有些类似。但是渔业资源减少、“帮艇费”却在加价，在成本和收益间权衡的渔民就会对规则提出“挑战”，更何况，像孙财辉和于学君这样的外地船主根本没有建立起这样的规则(何况他们并未进入朝鲜海域)。60万元的赎金让丹东渔民也听起来咋舌，这是否是中间人和朝方联手在“杀鸡儆猴”地立规矩让人不得而知，一切都符合大众对朝鲜的感性认识：如此神秘。

　　于学君告诉本刊记者，出事之前根本不知道有“帮艇费”一说，“而且我是在中国海域打鱼，又没有越界”。金哲分析，类似扣留事件很可能是基层部队的行为，而不是朝鲜政府的国家行为。吕超则认为，中朝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可能是潜在原因。“5月可能是因为闹春荒，朝鲜方面粮食紧张，不能排除基层军队因此越界扣押中国渔船、索要赎金的可能。”事实上，每年丹东都会发生渔船被朝鲜方面扣押的事件。2004年5～7月，丹东有20条渔船无故被朝方没收，两条渔船被朝方军舰撞沉，造成1人死亡。第二年5月，12～14日，接连三天曾经发生三起朝方军舰将中国渔船撞沉事件，而事发地域都在59号海域，相遇位置是接近“传统边界线”的123度57分左右。金哲说：“渔民们说也找过政府部门反映，但是不管用。朝鲜问题比较敏感，地方政府对冲突都是消极对待的，很被动地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国虽然与8个海上邻国都有海域划界的争议，但是在渔业问题上与日本、韩国都签订过官方协定，而与朝鲜的渔业合作还没有上升到官方文件的高度。2010年，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与朝鲜共同捕捞协会签署《朝鲜东部海域捕捞合作协议》，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可以每年组织渔船赴朝鲜东部海域开展捕捞合作项目。而黄海海域，也是在同年，只有丹东东港市启动了与朝鲜的“民间渔业合作”项目，赴朝鲜海域捕鱼的资格被落实到东港当地的三家公司手中。但是仅丹东东港的渔船数目就在3000艘以上，像于学君希望的也只是能在中国海域安全地捕鱼。对于得不到越境捕捞官方许可的他们，59号海域就成了危险的灰色地带。他们的选择或许并不多：要么如孙财辉一样，再不染指59号海域；要么，试着去接受“帮艇费”这一民间的游戏规则。于学君还没有做好以后的打算，但他觉得朝鲜至少应该正式道歉。

　　(文/贾子建 感谢实习记者韩阿润、石珊珊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