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朱清时正式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的梦想是建一座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让学生拥有一流的研究资源和环境，让教授拥有对学校的绝对自治权。2011 年，南科大的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绕过高考，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了 40 多名学生。

　　文/周一妍 摄影/杜英男 图片提供/蓝海

　　在今年秋季搬入新校区之前，南方科技大学可能是中国最小的大学。南科大位于深圳南山区西丽大学城，一共只有四栋大楼，分别是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和宿舍。学生总计 231 人，大一学生 188 名，大三学生 43 名。今年南科大预计录取学生 400 人。3 月 24 日，全国 14 个省 5300 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学校的自主招生笔试。3 月 7 日上午，校长朱清时院士一反往常地低调，在位于教学楼四楼的办公室向本报记者敞开大门。在经过一个小时采访后，他带着记者和摄影师参观了这座“迷你校园”。这时正是午饭时间，学生三三两两去食堂吃饭，迎面看到朱清时，都要和他打招呼，叫他“朱校长”，他则点头微笑。“这 231 个学生，我认识 100 多个，大三学生全认识。”

　　如今念大三的 43 名学生，是南科大第一届招入的学生，他们班级被称为“教改实验班”。2011 年春季入学的他们，没参加高考，而是由南科大自主招生入学，2014 年春季毕业时，他们拿到的将不会是教育部的毕业证书，而是南科大自授的学位。当年，南科大因为“第一个绕开中国高考录取的学校”成为《科学》杂志“2011 年十大重大新闻”之一。

　　然而，南科大招收的第二届学生，却没能摆脱高考的命运。2012年秋天，获得正式办学资质和招生资格的南科大，选择采用高考成绩 60%，自主招生笔试 30%，平时成绩 10% 的计算方式，从近 6000 名报名者中择优录取了 188 人。

　　多年来为南科大“鼓与呼”的教育学者熊丙奇评价，“南科大正像一只温水中的青蛙”。对此，朱清时回应：“改革的路径不是一条向上的直线，而常常是曲折的，前路有高有低，但最终必将攀登上顶峰。”那段时间，朱清时时常引用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为自己辩护：“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朱清时的南科大校长任期为五年。从 2009 年 9 月 10 日正式担任校长以来，身边人也看到他的变化：“比两年多前清瘦了很多，爱笑了许多，也更加豁达了。”

　　记者发现，在朱清时的办公室里有两幅邓小平弟弟邓垦送给他的书法作品，一幅诸葛亮的“宁静致远”被放在进门显眼处，另一幅“忍”字则被他藏在屏风后面。“把忍 放在外面，进来的人都看到，不太好。”朱清时解释说。

　　担任南科大校长三年零六个月，朱清时说他成了“三有”校长：“有勇气做那些可以做的事，有肚量去忍耐那些做不到的事，有智慧去区别这两种事。”

　　张均秋与“教改实验班”

　　有人将第一届南科大实验班的学生称为“教改小白鼠”。“即使是实验白鼠，也是超级大白鼠”。这是南科大“教改实验班”学生对自己的调侃。目前，实验班共有 43 个学生，平均年龄只有 18 岁，比一般的大一新生年龄都小。正因为他们“义无反顾”放弃高考，才真正开启了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教改试验。

　　本报记者在教学楼一楼的图书馆见到了目前就读大三“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张均秋，外貌文静秀气的她，正在读图书馆入口处摆放的《科学》杂志。年初刚满 18 岁的张均秋告诉记者，她在合肥八中就读高二时报考中科大少年班落选后，选择了南科大。在她同班同学中，有 10 多个中科大少年班的落选生。“现在看来，不会后悔，来对了地方！”她笑着说。

　　2012 年，就读大二的她和全班其他 18 个同学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由斯坦福大学博士后贺建奎副教授带队，结果一举荣获亚洲区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其中一个团队更是击败日本东京大学、韩国忠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亚洲一流高校，摘得软件组第一名。一位网友这样评价：“感觉(南科大)像是十几岁的后生，一拳打飞那些老牌学校老头子。哈哈。”

　　从麻省理工学院比赛回国后，张均秋的梦想，就是在大学毕业后，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这类美国著名学府继续深造。“我相信南科大自授学位的含金量。”

　　张均秋慢悠悠地说，嘴角泛起微笑，“我想请朱校长给我写一封推荐信，物理系领军教授唐院士写另一封。”

　　作为南科大“教改先锋”，张均秋和她的同学也享受到了极为丰富的教学资源。她回忆说，大一第一堂课就是前香港大学物理系主任唐叔贤院士上课。“他上课很有趣，经常带些网球拍、滑板等，在实践中讲述物理原理，我们都叫他多啦 A 贤 。”

　　南科大直到大三才会分专业，张均秋选择了物理学。2013 年春天大三开学时，唐叔贤院士组织物理系师生在教师楼顶楼空中花园开茶话会。学生和教授们边吃披萨边聊天，大家惊讶地发现：选修物理的学生才 11 人，教授团队则多达 15 人。

　　“这还不算夸张。2011 届就一个同学选择了生物信息专业，其中大部分课和生物技术 专业的同学一起上，另有三门课由教授单独授课，待遇比博士生还要博士生。”教改实验班班主任刘老师告诉本报记者。

　　刘老师外表温柔娴静，内心却有着宏大的教改梦。读本科时，她常去乡村支教，在取得香港中文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她到西藏创办孤儿院，再去复旦大学念了博士。2010 年，南科大前途未卜，刘老师忙前忙后全身心投入教改实验班的招生工作，不谈待遇，也不谈工作前景。有一次，朱清时见到她，诧异地问：“你是来这儿当志愿者的吗？”

　　“朱清时的教改让我联想到民国时期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刘老师说，“当蒋介石邀请这位著名气象学家担任浙大校长时，他提出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接受：财政需源源接济；自主办学，政府不得干涉。”

　　刘老师陪伴着张均秋等人经历了那段“被高考”的痛苦经历。两年前入校时，教改实验班全体学生跟朱校长签订自愿就读协议书：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然而，大一上半学期，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高考考点甚至破天荒被允许设到南方科技大学。最终，学生达成一致，既然已经签订协议，就不该反悔。当时，学生们问班主任借了 1800 元钱，印了几十件印有朱校长头像的T 恤衫，天天都穿在身上。“他们不是小白鼠，而是一群幸运的人。”刘老师说，“他们用一生最重要的四年下了注。这不会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唐斌与南科大“教授会”

　　走在南科大教学楼，记者听到一串流利的英语，走进 107 大教室，34 岁的唐斌副教授正在上《生物医学工程概论》，讲述他的老本行“纳米材料”，黑板上是一只被剖开的手指图片，里面嵌入一块透明色材料，唐斌老师用英文介绍，这是用“纳米材料”制作的人造关节。

　　2012 年 7 月入职南科大前，唐斌在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当时，他全家迁往沙特，在这个号称“全球最奢侈大学”的学校，他拿着税后 8 万美元的年收入，住豪华别墅，不用支付水电煤，日常开销只剩餐费。

　　唐斌祖籍四川，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深圳就读，17 岁进入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21 岁考入香港大学硕博连读，25 岁博士毕业，29 岁当上了香港大学研究助理教授。“留在沙特的话，第二年工资会加到 12 万美金，但毕竟那不是自己的地方，我自视深圳人，我对深圳有归属感。”唐斌告诉记者。根据记者了解，目前南科大的教授，一般可以享受香港科技大学的同等薪酬。

　　其实，回国发展一直是唐斌心中的梦想，但之前打听到内地高校关系盘根错节，让他产生顾虑。“像我们这种海归，对于行政头衔并不感兴趣，不会搞人事关系，担心回到内地水土不服。”唐斌说，在沙特的生活虽然惬意，但南科大更让他魂牵梦绕。“这所学校很特别，试图通过教授追求学术卓越的方式来实现教授治校 ，而非行政头衔”。于是，他毫不犹豫提出申请。

　　在南科大，目前共有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近百名，其中 53% 以上持有世界排名前 100 位大学的博士学位，80% 曾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及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知名高校工作。这些教授全是南科大“教授会”成员。在这个藏龙卧虎之地，每周召开一次例会，所有教授的声音都被充分重视，大大小小和学校有关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即便是食堂菜太油腻 这样的声音，也可以提出来，找食堂负责人来询问。”唐斌举例说。

　　南科大的教授会会长由前香港大学物理学教授唐叔贤院士担任。今年 70 岁的唐叔贤早年在加州大学读完博士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教了十多年书，后回到香港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也曾担任过香港城市大学常务副校长。2011 年 7 月，退休后的他索性把家搬到深圳，成为南科大物理系领军教授。

　　“教授会虽然不是校方的官方组织，却对校方起到一种 软约束 。”唐叔贤介绍说，在国外，类似教授会的组织，叫做“Faulty Board meeti ng”。当年，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因为“直言不讳”，哈佛文理学校教职员工 218 票对 185 票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案，导致他成为哈佛 370 年历史上首个遭“弹劾”的校长。

　　如今，由学校 90 多名教授组成的“教授会”，同样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唐叔贤回忆说，教授会成立初期，不少教授提出学校的“教授考核制度”不够明确，于是下一次会议时，朱清时校长就被邀请参会，对“教授考核制度”进行说明。最终，他们得到清晰的答案：3 年考核一次，合格后再签 3 年，再次合格后成为终身教授。

　　另外，不少教授提出南科大教授出国参考的是深圳当地公务员“一刀切”的标准，而且十多年没有提升。比如去美国出差的每日住宿费约 89 美元，无论在纽约波士顿这类大城市，还是不知名小镇，标准都一样。“在洛杉矶住 89 美元左右的酒店，不仅不利于备课交流，甚至安全都有问题。”一位教授举例说。后来，教授会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财务部，并邀请财务部负责人来教授会询问，最终商议的结果，是教授的出差费用，在合理情况下实报实销。

　　后继有“学生”

　　2012 年秋天，188 名新生入学，成为南科大第二届学生。他们是学校从近 6000 位报名者中精挑细选的学生，全部参加高考。在高考结束后，不是按照一般高校 120% 的投档线录取，而是把所有学生的高考材料送入学校，最终以高考成绩 60%，自主招生 30%，以及平日成绩 10% 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去年入学学生高考平均分超过一本分数线 69 分之多，达到了 985 重点高校的中上游水平。”南科大对外宣传负责人、陕西省招生组老师蓝海告诉本报记者，如今南科大在高考生眼中是个“香饽饽”，今年预计招 400 名学生，已经吸引超过 6000 人报名。“今年陕西省 400 人报名，212 名获得笔试机会，最终仅会录取 20 人，高考平均分有望超过一本线 100 分。”蓝海预测说。

　　记者在南科大三天时间里，总是在一楼的一排自习室看到大一学生褚康杰伏案学习的身影，或翻阅厚重的原版物理书，或打开电脑研究英文化学论文。他告诉记者，高考前，他曾把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作为第一志愿，高考后他偶然读到《青年文摘》上一篇介绍南科大的文章后心神向往，便毅然把“南科大”填入提前批。最终，他以高出当地一本分数线 60 分的成绩，考入南科大。

　　“我的成绩在南科大属于中段，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褚康杰说。

　　毕业于湖北省级示范高中随州第二中学的他，曾在高中时期获得省级物理竞赛大奖，但在南科大的学习中，却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如今，他每天 7 点起床，晚上 11 点回寝室，大部分时间埋头学习，每周还要花 4 小时跟一名研究电化学的教授做实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在他的同学中，很多人的分数都能上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高过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也为数不少。

　　在南科大，朱清时强调的是“挫折教育”。今年 1 月，他应邀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讲座时说：“中国青少年缺乏挫折中迸发出的强大生命力，缺乏面对困难的坚毅。

　　年轻人还未经历过 如痴如醉 的境界，过分关注物化的东西，处于 言情 阶段，还未进入高层次。”

　　据悉，在南科大，考试难度很大，不及格率大于传统高校。大一上半学期，褚康杰的线性代数“挂科”，他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在学业上，每晚回到宿舍后，都忍不住再读一会儿书。

　　南科大采用的是“学院+ 书院”这种“父母双亲式”人才培养模式，类似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教育”。

　　学生宿舍是一个紧密的小集体，课余时间，学生们抱着电脑在“家”上网，有些老师也住在书院，学生有问题一个电话，几分钟后，老师就可能神奇地出现在宿舍门口。

　　在 2013 年招生手册上就印着林语堂的一句话：(理想的大学)应是一群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房。

　　“南科大是一所让学生学到真本事的学校”。这是《青年文摘》里那篇文章对南科大的介绍，如今却成为褚康杰对学校的切身感受。

　　未来的“加州理工学院”？

　　“传统学校许多教授追求的是行政级别，而不是学术成就。如果你级别高，就得到金钱、汽车和研究经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丧失了生命力。”2010 年 9 月 10 日，朱清时担任南科大校长的第一天，他便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官僚力量”的挑战者。

　　朱清时的心愿是把南科大建设成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走精品发展路线，提倡教研相长，以教学激发研究，以研究提高教学。

　　成立于 1891 年的加州理工学院是世界顶尖理工类学府，每年以招收学生“少而精”著称，目前学校共 1200 名研究生和 900 多名本科生，教职员工多达 950 名。截至 2005 年，共有 31 名校友 32 次获得诺贝尔奖。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毕业于此。

　　中国不少美剧迷对“加州理工学院”并不陌生。在热播剧《生活大爆炸》里的四名天才科学家在这所高校就职。用液氮冻个香蕉，用激光热个方便面，从宽带上网到海底电缆到地球同步卫星，让四川某大学宿舍的男生控制谢尔顿家的台灯 “加州理工学院”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实验室”，而非传统教室。

　　朱清时告诉本报记者，十年后，南科大预计将初步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学生人数达到 8000 人，教职员工 1000 人，师生比为 1:8。这样的比率，远远高过教学型大学的 1:16，比教学研究型大学的 1:12 也高出不少。

　　建立“教授会”是朱清时很早就有的想法。南科大建校之初，朱清时曾去日本参观鲁迅的母校东北大学，在校史展览厅中，朱清时发现那所学校早在 19 世纪就成立了类似“教授会”的教师自治组织，在学校重大决策和日常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南科大一定要建立这样的教授自治组织，才能真正实现 教授治校 。”朱清时说。

　　然而，如今在南科大真正有发言权的，并非“教授会”，而是“理事会”。2011 年 7 月 16 日成立的南科大理事会，20 名理事中，一半是厅局级以上政府官员，另外有 6 名大学校长和 4 名企业董事长。

　　目前南科大提出建一流研究型大学，就必须先建研究中心，才能招研究生，但太阳能技术研究中心等项目报上去，一次又一次的论证后，具有决定权的理事会却迟迟没有批下来。这也是朱清时如今面临的去行政化的难点所在。“我现在要做的是一流大学共有的元素，但是这个元素却很孤独。”朱清时说。

　　工作琐事都需审批，同样折磨着南科大行政职员。一个月前，教改试验班班主任刘老师找设计公司制作了 2013 年招生宣传手册，制作费和学生准考证费，加起来一共花了 12 万，却迟迟没能审批通过。“册子都出了，设计费还欠着。”刘老师无奈地告诉记者，“学校规定行政人员超过 3 万以上的花费，需要招标。但哪个单位会对招生宣传手册感兴趣？”

　　朱清时坦言，目前让他失眠、消瘦最主要的原因，正是中国高校缺乏应有的“发言权”。他提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同样由政府出资，却享有高度自治。有一回，英国一偏远小镇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成绩全A 的女生，被牛津大学面试后却被拒之门外，小镇镇长找到教育大臣出面游说，又找到首相游说，但是牛津大学根本不买账。首相私底下说了一句：牛津大学太古板。结果，牛津大学全体师生游行，抗议首相干预学校独立办学，也取消了授予首相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称号的计划。

　　朱清时认为，在中国，由深圳政府出资的南科大，想要有“发言权”，一定要提升教授的科研竞争力。“深圳市政府每年为南科大提供两三个亿的科研经费，这为教授们从事高端的科研打下了良好基础。当教授从社会上筹得经费，高于深圳市政府经费，南科大才能真正有发言权”。

　　不过，希望的曙光依旧存在。尽管建校时间不长，南科大已体现出不凡的科研竞争实力。记者在学校官网看到，19 名南科大教授去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近出了结果：11 人申请成功，唐斌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只有区区 25 万，但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唐斌说。

　　B = 《外滩画报》

　　Z = 朱清时

　　“一个人的生命里有几年过很纯粹的生活，很难得”

　　B：南科大是一所有门禁的学校，而国外的高校好多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设立门禁是你自己的意思吗？

　　Z：这是我的意思，我希望在小范围内保持和谐宽松的环境。校园里有很多高级自行车，都没有上锁，学生在图书馆自习，走开一会儿电脑手机留在原处，但没有关系。学生们在小范围内无忧无虑，自由发展，全心全意做学问，不用处处警惕。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生命里有几年过很纯粹的生活，是一件很难得的事。这样的人心灵会被净化，至少知道心灵净化的感觉，这样的人对社会美好的东西会很追求，并能坚守美好的东西。

　　B：目前南科大最早的一批学生已经大三。他们将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Z：我们选拔学生的标准是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他们会读研究生、出国或者做科研。我想大多数应该会继续读研，我们的定位和加州理工学院很相似。

　　B：按照美剧《生活大爆炸》的描述，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人智商很高，幽默，具有创造性，但通常很“宅”，情商较低，去餐厅不知道该给多少小费。你觉得南科大的学生是否会这样？

　　Z：加州理工学院培养的目标就是高智商、科研能力很强的人。他们的学生很少，却培养出很多科研尖子。但高智商的人并不一定情商低。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费曼教授，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业余时间去酒吧打工，非洲小鼓也打得很好，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我们的学生也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我们只是在校园封闭的环境下保持和谐稳定，并不是把他们局限在校园里，我们很鼓励他们外出。比如去年大二的 19 位同学去香港比赛，后来又去了美国比赛。

　　B：你对目前就读于南科大的学生如何评价？

　　Z：我们的办学目标很明确，我们招的学生敢想敢干，创新素质比较强。由于南科大是教改的试验田，所以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的学生独立性强，有主见，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学校一道度过了一道道难关。他们是一群有自信的人。

　　B：南科大第一届自主招生考试中，你曾用一道勾股定律证明法考学生。具体是怎么做的？

　　Z：我主要是考学生的理解力，我选的勾股定律，采用中国古代数学的证明方法。因为学生以往学的都是西方几何学，中国古代几何学完全没有学过。中国古代几何学没有 ABC，而是用面积相等这种巧妙的方法证明勾股定律。我先把这种方法讲一遍，五分钟，学生按照他们的理解写出来。那些能听懂我的讲述，并用自己语言复述出来的同学，就是我们想要的学生。

　　B：南科大第二届笔试的第一题是让学生在 7 分钟内从数字 1 写到 300。为什么会出这道题？

　　Z：这道题考察的是学生的注意力。当你的大脑工作到很疲倦的时候，你的大脑和手还能不能保持一致。你的脑子会不会开小差，绝大多数人写到 200 后，就开始感觉疲倦，脑袋和手不一致了。

　　B：你自己尝试过吗？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你最多能一下子写多少？

　　Z：我尝试过，当然能够写出来，我从事科研那么长时间了，早已习惯大脑和手的配合。我没有试过究竟能写多少，我感觉可以写到 500 吧。

　　B：今年年初，你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座上说：“中国年轻人还未经历过 如痴如醉 的境界，过分关注物化的东西。”在你的人生经历中，经历过怎样的“如痴如醉”？

　　Z: 在那场演讲中，有一名学生问我：“我们这代人没有信仰，怎么能搞好工作？”我的回答是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就是信仰，你迷恋进去，自然规律就是你的信仰。一个好的科学家，对研究科学是如痴如醉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牛顿，当他发明微积分和万有引力的时候，早上煮鸡蛋常把鸡蛋放错，把怀表放进去了，在他从事科研的时候，其他什么都忘了。

　　我大学毕业后分到青海一个工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别人都在玩，我在看英语、数学和物理，那时候大家不理解，被嘲笑是“白专”，我却很享受，感觉学习是一种很美妙的东西，感觉如痴如醉，完全发自兴趣，没有别的原因。正因为我五年如痴如醉的学习，后来赶上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决心大力发展科技，我被公派到国外学习。

　　我如痴如醉的最高峰是 1987年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一次我做光谱实验，看到光谱中一种很奇特的结构，原本光谱是很复杂的，但我的实验做出来，把它做得很简单，当时非常感兴趣，可以说如痴如醉，我看到了一种新的自然现象，后来证明这种现象叫做“局域模振动”，半年后我写出论文发表，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文。

　　B：办南科大这几年让你有“如痴如醉”的感觉吗？

　　Z：办南科大跟做科研不一样，这是教育改革的试验，但是内涵是相通的。南科大的推进，就像我早期做的实验，有如痴如醉的感觉，我正在看着自己理解的教育真理，如何一步步变成现实。

　　“现在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

　　B：办学这几年，你瘦了多少？现在还失眠吗？

　　Z：从中科大退休时我是 76 公斤，现在是 72 公斤左右。最瘦的是一年前，现在已经比过去胖了一些。

　　之所以瘦，就是因为失眠。到深圳后，我每天必须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正常人的用药量，根本不行，正常人吃一片思诺斯，我要吃 2 片。这些天更厉害了，吃了药还是睡不着，必须在按摩椅上按摩半个小时，身体疲倦才能睡得着。我知道现在我是用脑过度，身体活动比较少。

　　B：两年前你曾说自己陷于“困卦”之中。现在的你走出“困卦”了吗？

　　Z: 当时是 2010 年初，第一批 40 多个学生还没进来，南科大筹办刚起步，做什么事情都一筹莫展，确实和困卦很相近。

　　后来学校取得一些进展，比如转正，现在招生招了两届，这些并不是说困卦化解了，而是更困了。我们面临如何兑现早先对社会的承诺，对学生的承诺。现在发现困难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大。

　　B：目前学校最困难的是什么？

　　Z：南科大教师招聘很好，学生招得也不错，最困难的就是去行政化。一开始我们把“去行政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真要去做，困难就很大。昨天我看到广东省前省委书记汪洋在两会上讲话：现在的改革到今天，就是用刀子割自己的肉，每个人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用刀子割自己的肉，用这个来比喻“去行政化”很生动。各级管理人员，我们的领导，“用刀子割自己的肉”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改革就是让他们放权。

　　B：让政府官员放权，现在看来可行吗？

　　Z：很难的。今天要把改革做好，还有很多困难，我们可以说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我们希望教授队伍足够成熟，以后学校经费一半以上是社会筹来的科研经费，现在深圳市政府每年给我们两三个亿，希望几年后，教授筹来的经费超过整个运转经费的一半以上，就有发言权了。

　　南科大学生给我正能量”

　　B：2011 年 6 月，三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在《南方周末》头版撰文指出南科大“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的方案”，这三位南科大筹建团队的核心成员宣布退出南科大。你当时看到文章有什么感受？

　　Z：很难过，很失望。那些教授这样说南科大，我感觉过头了。其实我们只是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希望为南科大画一张蓝图，建什么学科专业提前规划好，然后按照蓝图，一个萝卜一个坑去引进人才。

　　他们这种方法是很理想化的，在中国的国情下做不到。因为我们引进人才，不是说想建立一个专业，马上就能找到这个专业的一流人才，前提是他们愿意来。我们只能“互动式”地引进人才，先有一个粗线条的规划，看能引进怎样的人才，一旦引进了好的人才，就先发展这个专业，制定这个专业的规划。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不同意这种做法，把我们说得很糟糕，使得南科大一下子引起社会上，包括深圳市领导很大的怀疑。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B：当内心感到很痛苦时，你会流泪吗？

　　Z：我已经足够成熟了，还不至于流泪，但当时好长一段时间彻夜失眠，只好加大安眠药的用量，强迫自己睡着。这种事情不是靠反驳就能反驳清楚，只有靠踏踏实实工作，我们这两年就在这么做，前年招生了，去年也招生了，事实证明，我们这么做是对的。

　　如果之前先把学科框架设计好，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找人，完善了再转正，在中国不现实，中国的人才竞争太激烈了。我们第一批只有五个系六个专业。这些当然不完善。哪有理工大学没有数学系、没有计算机系的？我们因为还没引进到足够好的人才，所以暂时没有建起来。

　　B：你会写微博吗？

　　Z: 我从来不用微博，因为我不能陷入到这种无谓的争论中。我们只能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工作，用事实说话。新浪之前送给过我一个认证微博，还有其他三四个微博。我现在说话太敏感，不敢随便说，可能无意中的一句话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B: 担任校长这些年，你从哪里获得正能量？

　　Z：这是一种使命感，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对国家有一种使命感。一旦收了学生后，学生也给我正能量，他们用一生前途参与教改实验。现在这些学生中我认识 100 多个，他们还送给我印着我头像的 T 恤衫，还有人给我画了一张漫画，我都把他们放在家里。

　　B：你曾看到媒体报道，你说自己会“按时退休”，但最近又看到报道说南科大“后继无人”。请问 2014 年 9 月 10 日，你会按时退休吗？

　　Z：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只想表达说，我的年龄已经超龄了，精力和身体都不行了，希望下一届能有一个更年轻、精力更充沛、各方面比我强的人来当校长。

　　“后继无人”那篇文章我也看了。南科大的教改实验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改革难度大，不可能单由南科大一个学校从头走到底。南科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先宣传和弘扬“去行政化”的理念，不一定非得是南科大最后去行政化成功。这个理念一旦在社会上形成共鸣，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做。

　　B：但很多人认为你的教改之路是不可复制的？

　　Z：去行政化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需要大家都来做才能做得成。现在有不少传来的消息都表明好多学校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有些学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全部由教授来运作，也有不少学校开始全国招聘校长，而不是上级任命，也有些学校提出像南科大一样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管理。这说明大家都认同南科大的理念，开始一步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