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的黄浦江死猪事件中，江上死猪浮尸的来源疑似上游的嘉兴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嘉兴养猪数量，已经远远超出该地的环境容量。

黄浦江死猪事件 资料图

　　本刊记者/徐智慧 赵小燕(发自浙江嘉兴)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气温是温暖适宜的24℃，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却面如寒霜。随着“死猪事件”不断发酵，2000万上海市民对饮用水源——黄浦江的水质感到忧心忡忡。而上游80公里外的嘉兴市，则被指称应对黄浦江上不断浮现的死猪负责。

　　黄浦江上的恐慌

　　3月初，上海市民发现，黄浦江上不断漂来死猪。在黄浦江上游横潦泾段，有人发现，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猪的浮尸占据。而上海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就在不远处。

　　3月8日起，上海市成立了专门的打捞小组，在黄浦江上开始拉网式搜索，工作人员拿着钩杆，分布在每个水流滞缓的港汊里寻找猪的尸体。两天后的3月10日，捞起死猪1200余头。而这，仅是一个开头。

　　又过了两天，至3月12日下午3时，打捞死猪数量接近6000头。这个数字足够让饮用黄浦江水的上海人感到惊骇。饮水安全由此也成为上海的头号话题。

　　上海市农委3月11日披露，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从死猪内脏样品中，检测出猪圆环病毒，该病毒为已知最小的动物病毒之一，对各个年龄段的猪均有较强的宜感性。而令人沮丧的是，此病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感染病毒后的猪，病死率很高。

　　这则消息无疑给黄浦江饮水安全敲响了警钟。随后，尽管上海市每天发布消息，证明黄浦江水质检测属于安全范畴，以澄清疫情传闻，但这也仅仅把上海人的恐惧转变成恶心。

　　上海方面强调，在上海本地，未发现向黄浦江丢弃死猪的现象，暗示这些死猪系顺流而下漂至上海。同时，死猪耳朵上的“耳标”，把死猪的来源地指向了上游80公里外的嘉兴。

　　超出环境容量的嘉兴养猪业

　　新闻嗅觉敏锐的《嘉兴日报》，3月5日、6日连续报道了养猪户向河道丢弃死猪的现象。该报道指出，去冬今春，嘉兴市猪的死亡率极高。据统计，在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已经达到1.84万余头。

　　但在3月12日嘉兴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称，这一数据未经证实。

　　与此同时，新丰镇镇长沈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嘉兴日报》报道的竹林村死猪数字“不属实”。他指出，“竹林村全年出栏猪14万头，两个月就死了1.8万头，又没有重大疫情发生，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死法？”

　　沈云明表示，去冬今春，冷暖变换快，的确容易导致猪的非正常死亡，但死猪数量“属正常范畴”。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养猪业是当地农民的经济支柱。新丰镇竹林村共有农户9830户，其中从事养猪的有7035户。当地农民，除了种田、外出务工以外，就是养猪。沈云明证实，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至少一半来源于生猪养殖。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了新丰镇的养猪业历史：上世纪80年代，自竹林村发源，开始饲养“供港猪”。至1990年代，养猪业扩展至全镇，继而扩展至嘉兴全市。自2000年开始，养猪数量逐年增加，至2007年达到顶峰。此后，地方政府开始控制养猪规模，压缩养猪数量。

　　之所以压缩养猪数量，究其原委，是因为养猪业已经耗尽当地的环境容量。据《嘉兴日报》报道，1头猪产生的污染占据5亩地环境容量，据此计算，竹林村8000亩的土地面积，全村仅适合养猪1600头。但事实上，该村两个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就已超过这个数字。而该村的养殖户总量，超过700户。

　　嘉兴市环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环保部门对水质的常规监测项目为氨氮、总磷等，嘉兴的断面水质在浙江排名垫底，“猪是罪魁祸首”。

　　他解释道，嘉兴的河道水主要污染来源是生活和农业污染。而在农业污染中，30%～40%的污染排放来自猪的排泄物。

　　“因为养猪散户多，排放总量大，由于设施老化等原因，猪粪水必然流到河道里去。” 他说，应对此类问题首先要控制源头，即削减猪的总量。

　　争议死猪来源

　　当养猪的数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不仅猪的粪便会流入河中，死猪也会因为得不到处理而被抛入水里。这些漂浮的猪尸，更容易触碰人们的心理底线。

　　当上海市浮现大量猪尸的时候，嘉兴的河道上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情景。嘉兴地方官员据此认为，死猪未必来自嘉兴。耳标是乳猪在阉割时打在猪的耳朵上，表明其出生地，但由于大量乳猪被周边其他地区的养猪户买走，仅凭耳标不能证明死猪的成长地、抛尸地是嘉兴。

　　但嘉兴市环保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嘉兴河道曾出现大量死猪浮尸，“实在是吓死人”。

　　黄浦江遭到死猪“入侵”时，嘉兴市也进行了水质监测。他们特地进行了“溶解氧”监测，该项目可监测到猪腐烂时的厌氧消耗，如果出现大量腐败情况，该项数据会下降。但从该项数据看，死猪并未对嘉兴河道水质造成影响，甚至好于去年同期。

　　嘉兴市环保局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示，由于开展河道水整治行动，嘉兴的水质至少在感官上已有明显好转。不过他也承认，此前在嘉兴河道看到大量死猪的场景，确实让他感到震撼。

　　专事养猪业污染无害化处理的汉塘环境技术服务公司董事胡文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猪的死亡在所难免，通常情况下，成年母猪死亡率每年达到2%～3%，中猪死亡率达到7%～8%，而乳猪死亡率更高，达到10%。按照这个比率计算，年出栏450万头猪的嘉兴市，每年死几万头猪是正常的。

　　胡文庆表示，随着养猪业规模日益扩大，病死猪数量攀升到一个令人头疼的数字，超出了现有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够容纳的范围。他虽未明言，但言下之意也将死猪来源指向嘉兴。

　　超负荷的无害化处理池

　　目前，嘉兴市处理死猪措施只有一种，即死猪无害化处理池。

　　在竹林村一位干部的带领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观了一个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池子由水泥砌造，露出地面的部分高约半米。水泥池上盖封闭，仅留有两个同样覆有水泥顶盖的方孔。村干部说，这就是病死猪的入口。

　　每个无害化处理池容量约100立方米，可容纳40吨病死猪。据胡庆文介绍，池内投入化学药剂，病死猪投进去后，在里面慢慢腐败变质，工作人员隔段时间来抽取一下池中液体，此外无须特别照看。“这些池子，相当于病死猪的坟墓。”他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在竹林村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旁，立有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病死猪处理池已满”。水泥顶盖上有锁。

　　期间，一位妇女骑电瓶车到来处理池旁，取下两只蛇皮袋，袋里装有死亡的乳猪。她把蛇皮袋放在处理池的水泥顶盖上，转身走了。骑上电瓶车的时候，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池子满了很久了，但只能这样放着，村里会有人来收。”

　　据蒋皓介绍，嘉兴市自2009年开始推行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全市共有690余处。但在冬春季节死猪数量升高时，这些处理池容纳不了那么多死猪。

　　竹林村上述干部表示，“如果不够用，我们会再建。”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未对“无害处处理点容量能否足够容纳死猪的数量”作出正面回应。他只做了假设性的表示，“我们发现不够的话，会再建新的。建一个无害化处理池的时间约为一周，这是最快的速度。”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竹林村的无害化处理池已满的状态已经了持续两周以上，该村目前并没有增建无害化处理池。

　　蒋皓表示，嘉兴计划在全市各个区县建设规模化处理死猪的工厂，这种技术被称为“高温湿化”处理。

　　汉塘环境技术服务公司董事胡文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技术的原理类似“高压锅”，每10吨病死猪，可回收1吨油脂。剩余的烘干渣可作肥料。“南湖区的死猪处理厂拟设在新丰镇，政策、资金都已到位，目前正在进行环评。”

　　最后一个谜底

　　在死猪事件逐渐明朗的同时，另一个疑问又随之而生：死猪无害化处理跟不上养猪业步伐已有时日，那么，在大量死猪被抛尸河中之前，那些处理不了的死猪去了哪里，莫非流入市场变成人们的腹中餐？

　　去年宣判的一宗案件或可揭开死猪事件最后一个谜底。

　　该案涉及17名被告人，其中多人来自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2008年开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设立非法屠宰场，地点就在董国权家中。随后，董国权等三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据查，流入非法屠宰加工厂的死猪，很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

　　“当年他们上门收死猪，很便宜，小猪一头几十块，大的也能卖百来块。”嘉兴凤桥镇三星村一位养猪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死猪平均的价格是1元/斤。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

　　去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三个无期徒刑，震慑了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养猪户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死猪一天比一天多。”竹林村村民陈老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害化处理池装满了，有人就把死猪放在池子旁边，池子旁边堆不下，有人就把死猪运到远处，抛到河里，任其顺流漂走。 ★

　　(实习生孙晓磊、刘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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