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四月政变”是查韦斯和美国关系的分水岭。在1998年的总统大选中，克林顿政府拒绝给查韦斯签发赴美签证。查韦斯并没有公开批评华盛顿。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触，承诺会保持和外国资本的现有协议。1999年，查韦斯向美国商会发表了讲话，当时人们对他是积极反应。

11日，委内瑞拉发生“四月政变”，查韦斯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举行了街头游行，狙击手枪杀了19人，100多人受伤

　　“在我们执政的头几年，有过上帝和魔鬼同时都能理解我们的幻想。一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也说过：不要去寻找分歧，要去寻找共识。”查韦斯曾这样回忆自己和美国的关系，“当时，我也与克林顿和美国大老板见过面，我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敲响有名的小锣(敲锣闭市)。但是出自山区人的本能，我发现我被包围了。”

　　但在外交上，查韦斯不愿意跟在华盛顿后面。他数次拒绝美国在委内瑞拉机场布置侦察机，用于哥伦比亚的反毒品走私。他谴责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针对古巴和中国的提案上投了反对票。

　　时任驻委大使麦斯托认为，查韦斯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意味着美国必须容忍他，使用经济手段让他缓和自己的态度。但查韦斯的经济立场断绝了这种可能。

　　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外交趋于单边主义：“站在我们一边或者成为我们的敌人。”

　　在2000到2001年，委内瑞拉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的地区援助名单上从第十位跃居第一位。在“四月政变”之前，国家民主基金组织会见了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根据2002年4月6日呈交给白宫的一份文件，中央情报局了解反对派政变计划的详情。在政变发生后，西半球事务副国务卿奥拓·里奇甚至邀请拉美国家大使到他的办公室，试图说服他们跟随美国尽快和卡莫纳政权建立关系。

　　委内瑞拉政治分析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蒂夫·埃尔纳指出：自70年代介入智利推翻阿连德政府和80年代介入尼加拉瓜之后，美国从未以如此的强度对抗一个民选政府。在政变失败后，美国通过国际开发署的“过渡倡议办公室”继续向反对派提供支持。这个办公室在委内瑞拉投入的资金比国家民主基金会还要多4倍。究其原因，埃尔纳认为：“有人以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再也无法有效抗拒强调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然而，查韦斯的一系列成功使得这一观点受到动摇。”

　　自委内瑞拉之后，在拉美，智利、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相继实现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上台执政，各国都修正或是摈弃了新自由主义路线。虽然其根源在于拉美国家具有相似的经济形态，但委内瑞拉的示范作用不可忽视。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大选前夕，美国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查韦斯似乎已成功把教育与医疗服务带进了加拉加斯的各个行政区域，而在此之前，穷人几乎无法从这一国家的巨额石油财富中受益。”

　　抛弃或修正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拉美各国开始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和华盛顿特区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威斯布罗特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包括世界银行、美洲发展银行在内的全球金融卡特尔的领军组织。如果一个政府没有能够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那么他也无法从其他组织获得帮助。“这种在国际信贷上的垄断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自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否决权后，这些信贷机构实际上就已经成为美国推行政策的渠道，成为美国在拉美和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最重要手段。”

　　而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等收入国家影响力坍塌了，这是国际金融系统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最重大改变”。

　　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数量从2003年的1000亿美元下降到了2007年的200亿美元，其中半数的贷款集中在土耳其。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其贷款额在4年时间里就从490亿美元下降到7亿美元。2008年的经济衰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握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规模超过过去任何时候。但拉美国家依然竭力避免向其借钱。

　　“委内瑞拉在拉美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后一击。他向拉美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威斯布罗特指出。查韦斯在拉美发放不加任何政治附带条款的贷款。阿根廷向委内瑞拉借了超过60亿美元，部分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