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麦金农有个中文名字叫马凯，他是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中国的记者。1月9日，他和摄影记者约翰·雷曼一道，背着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开始了“重走长征路”的旅程。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两位记者1月9日从乌坎村出发重走“长征路”，经过广州、长沙、怀化、韶山、凤凰、贵阳、重庆，预计在本月30日到达延安。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两位记者1月9日从乌坎村出发重走“长征路”，经过广州、长沙、怀化、韶山、凤凰、贵阳、重庆，预计在本月30日到达延安。

　　马克·麦金农有个中文名字叫马凯，他是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中国的记者。1月9日，他和摄影记者约翰·雷曼一道，背着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开始了“重走长征路”的旅程。

　　从广东出发，他们沿着红军长征的大概路线向西南方向行进，途径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最终目的地是延安。这趟旅程大概共将持续3周，在本月底结束。他们想知道，在长征结束70多年后，那些被写进中共党史的地方如今是怎样的状态，而当地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

　　作为旁观者，马凯和约翰走的虽然是老红军们走过的路，观察和思考的却是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趟有关他们行程中的大量图片和文字的记载，以日记体的形式呈现，被《环球邮报》命名为“中国日记”。

　　坐高铁：从兴奋到无聊

　　现在，马凯和约翰的行程已完成了一多半，多数时候依靠铁路出行。

　　在刚投入使用的广州南站，一切都是簇新的。阳光下，泛着玻璃或金属折射的光线。他们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名叫夏国新(音)的清洁工。她从未去过机场，在她的想像中，机场就应该和广州高铁站长得差不多。“这里比旧火车站好多了。”从外地来到广州打工的夏国新骄傲地说。惟一让她困惑的是，为什么有人需要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出行呢？

　　马凯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高铁虽是用多数人的钱建成，却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这种便捷，因为它的票价超过了多数人的支付能力。”

　　以马凯从广州到长沙的行程为例，最便宜的票价也要314元，几乎是慢车的10倍。夏国新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元，我可坐不起高铁和动车。”她的老家就在湖南，“我一年回家一次，只坐那些旧的慢车”。

　　进站后，马凯发现高铁的车头像极了火箭，外形似乎正是为了验证高速。高铁京广线开通后，从广州到北京2300千米的路程，只需8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2011年发生的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和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为受贿被捕的消息，突然浮现在马凯的脑海中，对于高速铁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

　　尽管如此，刚刚坐上高铁时，马凯还是觉得非常兴奋，过了一会儿就觉得单调无聊了。最初，窗外还能看到劳作的农民，石砌的房子，很快这些都消失了，只能看到几乎连成一条线的电线杆。当速度达到最快时，窗外的景象变成了模糊一片。当马凯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时，他失去了观察窗外的兴趣。

　　车厢中有人吸烟，马凯无奈地在“推特”上调侃道，“我印象中车厢里有禁烟标志，但是烟雾太浓，我几乎看不到标志了。”

　　“毛爷爷”再度在韶山“被神化”

　　1982年，现任《环球邮报》新闻编辑的斯坦利·奥兹维克兹还是驻华记者，他曾到韶山，纪录下他的见闻。这一次，马凯和约翰也来到韶山，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外国记者笔下，中国人对毛泽东看法的微妙转变。

　　毛泽东的铜像，在韶山矗立着。《东方红》的音乐不知从哪里就飘了过来。一名中老年女性匍匐在铜像脚下，“她向这个去世多年的开国先驱祈祷，就好像他是可以回答她的疑问的神仙一样。”马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全心全意地崇拜他。”这位59岁的退休教师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然后站起来告诉马凯。“多亏了他，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幸福。他保佑着我全家的平安，我家里有一尊他的半身像，而且我每天都会来。”马凯注意到，她尊敬地称呼毛泽东为“毛爷爷”。

　　这个位于湖南省群山中的小城，因为是毛泽东的故乡，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朝圣”，很多游客是单位统一组织的。他们在毛泽东的塑像前献花，花束的价格从59元到1000元不等。

　　斯坦利1982年来韶山时听说，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鼎盛时期，每天有超过4000人驻守在毛泽东出生的砖土房外，他们到那里去向伟大领袖致敬，获取革命灵感和热情。

　　到了1982年，即便是最红火的旅游时节，也只有不足500人来参观。而在斯坦利这个外国人看来，这些来参观的游客，也多数是出于好奇心而不是狂热崇拜。当时的报纸称，韶山的农民更多地唱起了颂扬邓小平的歌曲，而不是关于毛泽东的赞歌。

　　斯坦利发现，在毛泽东博物馆里的9个展厅，按照时间顺序展示着他的成就，这个时间轴终止于1949年10月1日。斯坦利说，这里曾有第10个展厅，展现了建国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斗争，到1982年时，该展厅被关闭了。

　　韶山当地旅游局估计，“红色游客”的人数在2013年12月时还将上升，因为这座小城将迎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这座小镇正花费230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就包括修缮毛泽东博物馆，现在里面已有6000多件展品了。

　　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马凯认为，毛泽东在韶山“被神化”的程度，让他觉得有些不安。

　　“在韶山，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军事领袖，伟大的诗人和孝顺的儿子。但关于那场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带来的死亡和灾难，却被忽略不计。”他写道，“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他的照片仍被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并出现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上。他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首要象征。”

　　“等待姑娘们回来”

　　在马凯和约翰的日记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她自称98岁，3英尺高(约合0.9米)，长得极像《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大师。她叫龙红香(音译)，家住湖南省山区中的小村落。她在当地出名，正是由于她的职业——媒婆。

　　马凯说，龙红香总是仔细观察着当地年轻男女，一旦到了适婚年龄，就立刻牵线搭桥。在龙红香看来，18岁就可以嫁娶了，她每次收取4000元的服务费。当地人很情愿花这笔钱请她，因为她的“工作成绩”非常杰出，在她撮合的100多对新人中，只有1对离婚了。

　　但现在龙红香遇到了麻烦：小伙子人数比姑娘多，而有限的姑娘们也不愿待在村子里。当地生活的都是苗族，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想法，从出生率来看，存活下来的男婴就比女婴多。而外出打工又吸引了很多女孩离开了家乡。

　　龙奶奶说：“我们得等待姑娘们回来，到时我就有事做了。”她说，等到下个月春节到了，出去赚钱的都回家了，她就会变得忙碌起来。

　　马凯发现，在有的村庄里，全村有80个到了适婚年龄的光棍，却连一个单身女人也没有。 现在，中国官方的男女性别比例是118∶100，而在湖南南部的农村比例更悬殊。有的男人一辈子也找不到媳妇的预言，在这些地方已变为现实。“我没什么要求，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我都愿意。”24岁的小伙子吴劲松告诉马凯。

　　那些结了婚的男人说，娶媳妇差不多花了10万元，包括彩礼、添置家具和婚礼的花销。有男孩的家庭纷纷抱怨，那些有年轻女儿的家庭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女孩越来越少。

　　历来希望男孩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那些生了儿子的家庭为给儿子娶媳妇，往往负债累累，而生了女孩的家庭，如果女儿嫁得好，礼金可以赡养夫妇很多年。

　　在龙红香看来，爱情有没有没关系，可以结婚之后再培养。她说，解放前做媒就容易得多了，那时年轻人不会四处打工，在婚姻问题上也不会自己说了算。即使现在做媒变得困难重重，龙红香也不打算退休。“人们说保成了一桩媒，多活3年呢，我相信这个。”

　　惊喜、奇妙、困惑和无奈

　　马凯和约翰的行程刚完成了一半，他们的日记中就已充满了各种惊喜和奇妙的发现，当然，也夹杂着些许困惑和无奈。

　　在长沙，他们看到在街上熟练表演迈克尔·杰克逊太空舞步的卖艺者，惊呼“原来迈克尔·杰克逊没有死！”

　　在龙红香做媒的小乡村，他们发现手机在当地人中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当地人对英特网闻所未闻，全镇连一台电脑都没有。

　　在重庆，马凯看到重庆沙坪公园内爬满藤萝的“美国国会山”，彻底迷糊了。他在“推特”上提问：“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里曾大张旗鼓地修建过各国标志性景观，就在缩小版“国会山”不远的地方，还有已生锈了的“自由女神像”。

　　进入西南山区时，他们庆幸不用呼吸困扰城市的雾霾，却发现无论在贵州、湖南还是重庆，雾霾总是能找到他们。

　　马凯在出发来贵州前，事先做过功课，得知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然而，在入住贵阳的宾馆后，他却发现宾馆楼下停着两辆保时捷。他对此大感惊奇。第二天，马凯出门时发现，保时捷不见了，换成了一辆白色的兰博基尼。

　　在这一路行进的路上，马凯发现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场景，并对此调侃道：“如果从出租车向外吐口水也是奥运项目，那么中国至少还能得3枚金牌。”

　　而约翰发现，走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停地建设、建设、建设……

　　在旅行开始前，马凯曾经好奇，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在多大程度上继承前任的政策，而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对于中央政策又有什么期待？也许在行程结束后，他能找到部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