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里，在重庆，“唱红打黑”退潮，主政领导更替，国学院出现，民营经济重建，重庆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经历了建市以来最为剧烈的转折。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化，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从未被摧毁。

　　重庆沙坪坝平顶山公园，人们在放风筝。没有什么比生活更让重庆人在意，即便是红歌主宰媒体的岁月。(王家成/东方IC/图)

　　原标题：重庆这一年

　　王立军调整分工的那天中午，重庆公安局食堂里的人少得可怜，很多人都到外边餐馆喝酒庆祝去了。

　　“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掀起全民创业热潮。”

　　反法治的东西最终是行不通的。“人治践踏规则，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2013年元旦前的晚上，经过重庆市区解放碑的市民们，会听到商场里传来熟悉的新年快乐歌。要是在一年前，你听到的可能只有红歌。

　　那时，整座山城都笼罩在红色之中，各阶层的人们，都在“唱读讲传”。随着重庆主要领导调整和媒体曝光，“红都”重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浮出水面。

　　现在，山城开始回复往日的秩序。运动式的唱红不见了，遍布街头的“五个重庆”标语也消失于无痕，被“黑打”的警察陆续被平反，新主政者不止一次强调，要坚决维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此外，在重庆官方报道中，已经难觅“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这样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重庆仍处在欠发达阶段，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这样的表述。

　　更微妙的变化，隐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一位担任打黑专案组智囊的法学教授，几年来一直在政治任务和良心之间挣扎，现在睡上了安稳觉。一个跟“黑老大”子女私交甚笃的富二代，依然坚定地想移民国外——雨过天晴之后，他仍然生活在后怕之中。

　　红歌会、肖竹、广告与国学院

　　“《天天红歌会》后来节目源不够，就到学校街道拍他们唱红歌，质量跟县电视台播的差不多。”

　　在重庆七星岗做婚纱租赁的沈老板，已经大半年没接过大单了，“唱读讲传”一停，他的红歌服装生意一落千丈。

　　过去，沈老板经常带着裁缝，坐上政府部门的豪车，一路畅行直达市委机关大院，给官员们挨个量身定做礼服。“量一个外加200块，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回忆，最大一笔单子来自某政府部门，他们一共订制了400套；第二年，该部门又搞了一场“海之魂”朗诵，由于之前的红色礼服跟主题不搭，女干部们又各做了套淡蓝色礼服。

　　几年来，不独党政机关，从学校、书籍到官方媒体，都一片“红色”。即便在2012年2月局势转变的关口，当地主要媒体上“唱读讲传”的宣传也并未减少，有时一天两个整版。2月8日当地主要媒体头版还刊登了一封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写给宣传部的亲笔信，要求宣传工作者“坚持真理，扶正祛邪，无所畏惧”。

　　当时，重庆卫视的《天天红歌会》依然在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跟观众见面。红色节目是在领导训斥后推出的。一位接近重庆卫视的官员回忆，当时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曾把文广局领导叫去谈话：“外地媒体都在宣传重庆，重庆卫视怎么能这样不讲政治？”

　　3月15日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被免去职务，当天重庆卫视就在《新闻联播》后插播了第一条广告，几天后，《天天红歌会》由日播改为周播。同样在3月16日，“唱读讲传”在《重庆日报》上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五个重庆”、“缩差共富”专题和一个名叫“肖竹”的记者。

　　翻阅2012年3月15日之前的《重庆日报》，凡是跟市委主要领导有关的报道，都由肖竹负责采写。接近宣传系统的人士说，这是重庆主要媒体的一个写作小组，肖竹是小组的谐音。

　　重庆卫视元气大伤。之前重庆卫视收视率曾一度排进省级卫视前五，改为“红色”频道后跌到了20名开外。“《天天红歌会》后来节目源不够，就到学校街道拍他们唱红歌，质量跟县电视台播的差不多。”上述接近重庆卫视的官员说，重庆卫视恢复元气至少还得三五年。

　　“唱读讲传”的另一个重要宣传手段——红色书籍，也变换了模样。解放碑的新华书店四楼有一个20平米的红色读物展台。2012年4月摆放的还是《重庆模式》和《薄一波文选》，如今已被《四人帮兴亡》、《失落的巅峰》等书籍取代。畅销两千多万、重庆干部人手一册的《读点经典》也消失了。4月后，这本涵盖了中外经典和名人名言的小册子，就已停止出版。

　　几年来，大中小学生是“唱读讲传”的主力军。除了诵读经典，每个学校还有表演任务，如渝北区葵花幼儿园负责歌舞《红星歌》，西南政法大学负责朗诵《廉政箴言》，四川外语学院则是用八国语言诵读《共产党宣言》。

　　某校一位参与过表演的大学生记得，2010年寒假，很多人买好了回家车票，但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要参加重庆卫视春晚录制，“很多女生都哭了”。那时突击彩排是家常便饭，只要有贵宾来重庆，他们就要参加有组织的汇演。随着“唱读讲传”退出历史舞台，大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恢复了正常。

　　红色浪潮消退后，2012年10月，旨在提高市民素养和学生国学底蕴的重庆国学院在西南大学挂牌，这是中国惟一由政府命名的国学院。

　　2012年6月，为期一周的重庆文化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不见红歌，没有“五个重庆”，参会者带去了传统杂技《红舞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木板年画，以及一台《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庆》的演讲。　　

　　“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

　　企业家黑不黑，完全由公安说了算，如果检察院不听，公安会说：“让王局长跟你们谈谈。”

　　几年来，重庆打黑重点指向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有关企业家原罪的议论频繁见诸报端，令民营企业界人心惶惶。一位重庆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连偷税漏税都可以往黑社会上靠。企业家黑不黑，完全由公安说了算。如果检察院不听，公安会说：“让王局长跟你们谈谈。”

　　2012年3月，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前后，重庆企业家的信心降至谷底。三星3月份从重庆撤出了一个70亿美元的内存芯片项目；当年1至2月，重庆财政收入比2011年同期下降9.5%，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2011年回落25.4%。

　　企业家信心能否恢复，关系到GDP和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就提出了重庆应构建国资、民资、三资“三足鼎立”发展的格局。履新第一个月里，张德江先后接见了至少四位重量级外资企业家。跟台湾宏碁公司董事长王振堂会面时，张德江承诺重庆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民营企业家的疑虑更大。2012年年初，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重庆工商联党组书记蒋平调研了重庆五十多家民企，并对媒体表示，“对于重庆民营企业来说，一个廉洁、民主、诚信的政府，不是奢侈品，是生活必需品。没有这个条件，民企发展难上加难。”

　　安抚的高潮出现在6月8日，当天重庆民营经济大会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在这个曾举行唱红汇演、打黑表彰的地方，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隆鑫控股董事长涂建华等人斜背着红色绶带，和几百名企业家一起接受领导表彰。

　　之前，市里已经为他们送出了两个大礼包，一是重庆市政府每年拨出20亿用于扶持民企，一是民间称为“挺私45条”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

　　在扩大投资领域上，教育、卫生、公交、城建、市政和电信等原先民企无法进入的领域，现在允许进入了；在改善环境方面，“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留、冻结企业财产和资金”也被写进该意见。

　　细心的人发现，重庆高级法院院长钱锋、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也在大会现场。为了安抚企业家人心，所有政治力量都被动了起来。

　　重庆市检察院在2012年7月的一份紧急通知中，要求对情节轻微的“两虚一逃”(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三种违法行为)案件，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同时要求民警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谨慎立案，慎用刑事强制措施。

　　2012年5月7日，重庆市工商局发文，要求对逾期年检行为做出宽松处理，逾期不超过三个月的，责令其限期接受年检，免予财产处罚。重庆市人大领导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切实加强立法、修法和执法检查工作，确保关乎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不打折扣”。

　　宣传系统的导向也在急剧转变。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要求宣传战线“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掀起全民创业热潮”。

　　2012年4月23日起，《重庆日报》要闻版多了个新栏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每期主角是重庆一位优秀的民企老板。开栏语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日报》还派出四组记者，历时一月采访数十家企业，完成了“民企发展调查报告”。报告对渝商描写充满溢美之词：“改写西部经济史”、“有担当顾大局”……

　　“反法治的东西最终是行不通的”

　　“我们心里很清楚怎么回事，但都不会说什么，政治就是这样。”

　　踌躇再三，“打黑第一人”黎强的女儿决定在2012年11月末开通微博，“让大家认识一个红色重庆的‘黑’家庭”。微博上并没有血淋淋的控诉，倒是显露出几分重庆人的乐观：“我的家难只是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现象，但我们已经中了这张彩票……”如果不是时局突变，即便是这样温和的表达，外界也很难听到。

　　那时不仅黎强的女儿在某种高压下，身处风暴中心的高级官员更是噤若寒蝉。一位副厅级官员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经常凌晨召集他们开会。除了在台下献计献策，还要在官方媒体上为领导鼓与呼。

　　当过打黑智囊的重庆某大学法学教授王强(化名)也曾备受煎熬。因为偶然的机会，王强被打黑专案组拉去当智囊。他被频繁安排接受指定官媒采访。王强的生存技巧是，“就法律谈法律，不谈案情好坏”，既不得罪当官的和校领导，又不违背良心和底线。

　　到后期打黑扩大化后，王强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压力越来越大。直到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被免职那天，他才睡了个安稳觉。

　　打黑鼎盛时期，律师界一片风声鹤唳。当时代理过涉黑案件的重庆律师说，那时所有代理重庆打黑的律师，在专案组那里都有登记，辩护律师在电话里说话都异常谨慎。

　　就算参与打黑的警察，当时都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王立军调整分工的那天中午，重庆公安局食堂里的人少得可怜，很多人都到外边餐馆喝酒庆祝去了。重庆市委领导一被免职，曾在打黑专案组里呆过两个月的警察陈冲(化名)就四处托关系逃离公安系统，最终在一个区县政协谋得一个文职。“你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环境，所有人都会担心，某一天会不会轮到你自己。”陈冲说。

　　也有人选择继续背负压力，比如打黑明星么宁。这位重庆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因为在李庄案中以公诉人的身份说“李庄嫖娼”，至今被绑在道德十字架上。“她现在压力很大。”么宁的一位同事说，“她有什么办法，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喜欢她。”

　　么宁所在的检察系统，更是背负了各种骂名。一位接近检察系统的人士说，当时检察系统和法院还是希望守住底线，但在公安强势的大环境下，“扛不住也没有办法，不可能说我为了案子丢掉职务”。

　　风暴过去后，很多人在暂时获得解脱的同时，也在反思，是什么让一个最初看起来充满希望的做法偏离了方向？为什么又没人敢出来纠偏？这个话题，王强在饭局上、茶馆里，经常听官员、学者、律师们提起。大家讨论的共识是：反法治的东西最终是行不通的。“人治践踏规则，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老百姓日子该哪样过还是哪样过”

　　无论是这几年的唱红打黑还是2012年一年的急剧转变，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从未被摧毁。

　　也许是离庙堂太过遥远，这一年来重庆的剧烈变化，对于大多数普通重庆人而言，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周伟(化名)在重庆一家都市报跑热线。有天晚上，周伟在解放碑一家盲人按摩店里，跟一位中年男子提起重庆的人事更替，那人递过来一根烟，说，“谁是老大我不关心，我只知道在我家里，我老汉(父亲)走了后，我是老大。”

　　即便这几年公权力空前介入重庆人生活的时候，你也能听到重庆人对政策的调侃。2010年，重庆曾一度花大力气整治街头大排档。一天晚上，在街头巡逻的警察刘建民(化名)和同事到一个大排档吃夜宵，老板娘笑着说：“你们书记不是要清理我们吗，你还来吃？”

　　“作为基层老百姓，他们只想着过好自己的日子，只关心实实在在的实惠，树是不是多种了，路是不是修好了，物价是不是上涨了。他们不会去思考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老百姓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王强说。

　　重庆人对大事漠不关心，很多人归因于重庆房价低，生活没有压力。也有人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性格所致。码头文化熏陶下，重庆人耿直幽默。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在五星级酒店楼下一间不起眼的面馆门口，一个身家过亿的富人，和一群“棒棒”一起排队吃七块钱一碗的牛肉面。

　　没有什么比生活更让重庆人在意。即便是红歌主宰媒体的岁月，像《天天360》这样报道“狗儿咬人”、“邻居吵架”的民生节目，永远是重庆电视台收视率的保证；而“15个年轻人吃火锅霸王餐”、“暗访人体胎盘团伙买卖”这样的新闻，往往是都市报最钟爱的头版。

　　刘文平是一名有六年爆料史的职业爆料人。跟别人不同，能被他相中的新闻不仅要“有趣好耍”，还得让他有成就感。前些年，他爆的料以城市脏乱差居多，如地下通道被养鸡场占了、解放碑“牛皮癣”卷土重来等，可近些年，想找这样的负面新闻都难。

　　这两年，除了继续挑刺，刘文平也在寻找“正能量”。比如临江门有两个1950年产的窨井盖至今没坏；有个妻子错将炎症当癌症离家出走，丈夫贴500张寻人启事寻妻等等。

　　55岁的刘文平住在解放碑一栋1980年代的公房里，靠下岗遣散费度日。1997年，重庆刚直辖那会儿，刘文平发现重庆人超没自信。如今大楼林立的解放碑，当时还一片破败，1996年重庆人均GDP还不到500美金，和肯尼亚水平相当。

　　15年里，重庆一直在加速追赶，最近这座城市又树立了新目标：到2017年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解放碑附近商场里不断有新的世界顶级奢侈品进驻。预计重庆很快将取代成都成为西南最大的奢侈品销售地。重庆人过去习惯喝啤酒，这几年流行起喝红酒，过去三年，红酒销售增幅每年都在50%左右。

　　但在刘文平眼里，无论是这几年的唱红打黑还是2012年一年的急剧转变，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从未被摧毁。他觉得不管发生多大的事，老百姓的日子该哪样过还是哪样过。

　　刘文平说这话的时候，是在2013年1月初的一个清晨。他刚刚坐上一趟从解放碑开往沙坪坝的公交车，准备开始一天的找料生活。窗外雾霭沉沉，车载电视里说，当天主城区的能见度只有200米，但好消息是，明后天将迎来多云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