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旺大概是最积极争取异地高考的非京籍家长之一，因为他17岁的儿子小杜现在正在北京读高三，马上就要面临现实的高考问题。在过去的10年中，杜国旺一直努力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可一次次机缘巧合，他都错过了，最终也没有拿到那一纸户口。

　　2012年10月25日，为争取异地高考，非京籍考生家长们在北京市教委门前表达心声，其中一名四川籍考生家长伤心流泪

　　权益与乡愁

　　北京市教委的信访接待室，位于北京北四环边上一间不起眼的铁皮屋子里。2012年12月6日，42岁的杜国旺在铁皮屋子前扯着嗓子宣读了一封《告不同意见者书》，从视频中不时能听到旁边有人起哄，场面嘈杂。这只是非京籍族群与京籍族群针对异地高考问题“对峙”的一个片段。自从去年9月下旬以来，几乎每个周四，他们就来到这里唇枪舌剑一番，双方的论战一度升级，甚至还惊动了警方。当然，微博上的火药味更浓。

　　在正式讨论异地高考的前因后果之前，不妨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对峙”双方的声音。

　　杜国旺大概是最积极争取异地高考的非京籍家长之一，因为他17岁的儿子小杜现在正在北京读高三，马上就要面临现实的高考问题。在过去的10年中，杜国旺一直努力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可一次次机缘巧合，他都错过了，最终也没有拿到那一纸户口。

　　杜国旺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内蒙古人，大学毕业后落户到包头，2000年被北大方正总公司借调到北京，当时便拿到了工作寄住证，后来改为工作居住证(俗称“绿卡”)。这是北京专门为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办理的一种户籍证件，按当时的规定，三年后便可以转为正式户口。2004年，到了转户口的时候，他因为在西安连续出差5个月不能回京而错过。“当时想反正有得是机会，明年再办也不迟。”现在说起来他还是一副懊恼。可就在这年底，公司发生人事变故，杜国旺离开了北大方正。他又找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重新办理了新的工作居住证，如果顺利，到2006年他就能拿到北京户口。可是，到了2006年，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要控制人口，居住证转户口的政策暂停了。

　　杜国旺告诉本刊记者，几年的排队都没有动静后，到2010年，已经担任副总裁的他尝试以高新技术企业高管的身份再次申请户口，这次他遇到的问题更让人哭笑不得。“绿卡”转户口以家庭为单位，规定里明确要求“不能因政策造成夫妻两地分离”。由于妻子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已经在内蒙古办理了病退，拉低了杜国旺的积分。杜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新企业的高管，为了转户，这几年考了高级工程师，读了研究生，老婆还在北京的政法单位工作，可是从孩子读六年级一直等到初三，也没有排到户口。他的户口梦看起来就更遥遥无期了。

　　其实，一纸北京户口，对杜国旺本人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他的孩子小杜来说却事关重大。读初二那年，小杜入选了中学的排球队，可是每次正式比赛，教练都不让他上场，就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即便得了奖也不能为将来的中考加分。考上高中以后，小杜竞选当上了班长，在学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可后来向区教委推选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同意见，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也就无法享受到北京市为区优干高考加分的待遇，反而还会占用一个名额。

　　小杜当年跟着父母来北京的时才8岁，读小学一年级。现在，他最爱吃的是老北京小吃——爆肚，为此同学们还给他起了个“毛肚”的外号，课余爱跟同学一起K歌看电影打台球。至于户籍所在地包头，他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过几次，没有朋友，印象里只模糊记得“要跑好远才有电影院”。现在，户口成了小杜心头的“烦心事儿”，因为按照现行的高考政策，小杜必须回内蒙古才能参加高考。班上有个四川来的同学，高一下学期的时候独自一人回了老家读高中，暑假回北京时，她告诉小杜，自己的新同学“每天睁开眼就趴在桌子上做题，一直到晚上22点多才罢休”。而这位本来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同学，在四川的班级里却只能排倒数。

　　在本刊记者接触到的非京籍人士中，大部分都是像杜国旺这样的有着迫切现实需求的家庭，也有部分家庭的孩子现在还在读初中。虽然嘴边经常挂着宪政、公平、权利这样的宏大词语，但总的来讲，他们的声音基本都是基于自身的现实诉求。

　　京籍人士的代表阿庆，现实中是个快人快语的中年妇女。因为前些年亲戚高考时研究填报志愿的问题，她开始写博客，慢慢就成了小有名气的民间高考专家，天南海北的人有不少都来找到她咨询高校录取的问题。

　　与阿庆讨论异地高考问题，谈话一开始，她讲的却是现在北京的拥挤。尤其最近几年她的切身感受更为明显，以前堵车分时间、分地点，可现在是全城、24小时拥堵。阿庆告诉本刊记者，她自小在国贸一带长大，现在出门不仅公交车、地铁上全是外地生面孔，就连自己住的小区里，一个单元只剩下了5户北京人，经常看到搬家公司的车停在楼下，以前到了夏天坐在楼下大槐树底下乘凉的情景已经不再。

　　与京籍族群接触，这是他们最为一致的感叹——北京已经不堪重负。不同于非京籍族群的构成主要以学生家长为主，京籍族群主要是尚未为人父母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属于“70后”、“80后”，大多是国安的铁杆球迷。与前者对现实利益的诉求不同，这部分人之所以反对放开异地高考，更多则是出于一种乡愁情结和对生活质量下降的不满。

　　“国安吧”里一篇引起大家共鸣的帖子，是一个“80后”北京小伙子写的，他10岁之前是在金融街旁边的一个院子里度过的，那里有槐树，有石榴树，有他的“发小”，是他的童年乐园，可现在再回去，站在一片写字楼玻璃幕墙下仰望，他感慨家园不再。京籍代表老方要谨慎得多，我们约在他公司附近一家星巴克见面，谈话中他不断东张西望，生怕被同事发现，“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外地人”。但在微博上，老方可不是这么含蓄，他言辞激烈地抨击着放开异地高考将会给北京带来的种种弊端，刺激他神经的是报纸上不断刷新的“造城”纪录——中关村拟扩大园区，面积从目前的232平方公里扩至近500平方公里，房山、大兴的各种产业基地正拔地而起，还有海淀的科技园、昌平的大学城……在老方看来，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英化的城市，一个只有摩天大楼而没有棚户区的城市，反而会降低市民的幸福指数。

　　表面看，眼下的这种族群对立情绪，似乎是一种现实权益与家园情结的冲突，其实质，则是公共政策如何调节人口流动与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随着最近几年的改革，在就业、社保、医疗和义务教育等领域，由户籍制度建立起来的壁垒正在被逐个冲破，人们对公平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唯有高考，算得上是北京这样的资源高地最后的一道栅栏，也因此，它成了矛盾最为集中的一块硬骨头。　　

　　户口，不止户口

　　让我们暂时先放下热火朝天的争辩，回到异地高考问题本身，为什么其矛盾如此激烈？难道仅仅一个放开户籍限制就能解决吗？

　　其实，早在2007年前后，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异地高考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人口大流动和大迁徙。据粗略统计，1995年是8000万人，到了2007年达到1.5亿人，现在则突破了2亿人。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告诉本刊记者，刚开始面对流动人口，政府的公共服务并没有随之转向，仍然以流出地为主，不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带孩子出来上学。后来，社会管理的思维开始逐步从管控转向服务，2003年，明确了在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学应该“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即“两为主”政策)。现在，这部分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开始面临升学考试问题。

　　以北京为例，因为对高考有严格的户籍限制，超过90%的随迁子女在中考时就陆续都回到了户籍所在地，但也有少部分以借读等各种方式留在北京继续上高中。按照杜国旺的粗略估算，这部分涉及2013年高考的学生大概有4000多人。其实，如果仅仅是争取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并不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情，但问题就在于，考试之后还要面临录取，他们面对的或许是世界上设计最复杂纷乱的选拔考试。

　　首先，从考试本身来说。1978年，即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实行全国统一一张试卷，但由于各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这种大一统的做法看似公平，实际上对那些落后地区来说并不公平。1985年上海最先开始自主命题，2002年北京开始自主命题；2003年，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进展，教育部正式决定实行分省命题，到现在，分省命题的省份达到16个。一场高考，全国有十几套不同的试卷，其背后对应的是数十套不同的课程教学。

　　其次，再来说录取机制。据王烽介绍，改革开放以前，全国高校实行统一招生的制度。1985年开始，国家逐步将生源计划编制权交给各部门或学校。上世纪90年代高校的合并、划转、共建，打破了原来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样的历史演变中，高校慢慢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生源计划制定规则。比如，对部属高校来说，由于历史上“北、上、广”等大城市的教育水平较高，加之共建因素，录取的学生较多。而对于省市属高校来说，由于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地方，一般录取的户籍学生能占到2/3。

　　按照现行的录取机制，根据不同的高校属性，每年由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下达当年的招生计划，高校在各省招生名额的分配主要有高校决定，主管部门发展宏观调控。举个例子，2012年高考，北京市本科一批的理科分数线是477分，而山东省则要582分，相差105分。表面看，天壤之差，但分数线是由本省和外省高校分配到该省的录取名额决定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是录取率，一项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录取的地域差异调查显示，高考录取率排在前列的除了“北、上、广、津”等发达地区，还有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少数民族偏远地区，而排名靠后的则是河南、山东、河北、四川等人口大省。

　　小杜所在的高中，在北京并不算特别知名，但他告诉本刊记者，班里40多个同学百分之百都能考上大学，其中70%以上能够上重点大学。虽然已经是高三，但小杜所在的学校并没有设晚自习，业余活动只减少了一部分。对比他那位已经回到四川就读的同学，每个班级都挤满了七八十个学生，从早晨6点起床到晚上22点宿舍熄灯，一个月才能休息一个周末，可到头来，能够考上大学的也不过只有十几个人。

　　人们往往会以上述现象来佐证高考录取中的不公平，却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属性。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桑锦龙告诉本刊记者，依照教育界的共识，义务教育是由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而高中和大学则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在价值取向上，政府追求的是公平，而高校更多追求的是卓越，它要选取最好的学生，不能单纯从分数线来判断生源的好坏。”

　　阿庆告诉本刊记者，北京的高考录取率(包括普通高校和高职等)为80%左右，一类本科录取率大概在23%左右，听上去要比其他省市高出不少，安徽、河南等省都只有11%左右。但这背后，北京现有90所高校，其中部属高校36所，市属高校54所，后者承担了超过80%的录取生源。而反观人口接近1亿的河南，部属高校只有5所，省属高校也只有29所。

　　由此不难看出，异地高考，所涉及的不仅是户口和考试，还有不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和几十年积累所形成的犬牙交错的高校录取机制。据王烽介绍，当前完全实行全国一张卷并不现实，下一步的高考改革，应该逐步把考试的任务交给专业考试机构，打破地域限制；将评价和录取的权力交给高校，高校首先根据综合评价标准而不是考生的省份自主决定录取。除此之外，政府宏观调控，制定向农村、向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省份倾斜的政策。但他同时也表示，如果将招生权下放，如何有效保障公平与公正，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制度设计。

　　教育公平的现实基础

　　户籍与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工程，但异地高考的解决又迫在眉睫，不可能等到户籍与教育体制改革完成后再进行。所以，为异地高考设定一定的门槛便成为各地的选择。从追求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逐步放开异地高考已经不存在争议，存在争议的是这个门槛如何设定。北京教委坦承，要有效平衡京籍学生和非京籍学生的升学利益，难度很大。对于像北京这样的人口流入重地来讲，门槛设计主要参考了两个现实基础——城市承载能力与教育资源的供需情况。

　　在北京市出台的过渡期方案中，提出其长期目标是建立一套以常住人口为主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改变原有的以户籍人口为主的社会服务体系。按照2011年末的统计，全市常住人口总量为2018.6万人，已经远远超过了2004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所规定的“争取到2020年控制人口在1800万内”的标准。这其中，非户籍人口为742.2万人，而且还保持着年均10%的增速。

　　庞大的人口规模让北京变得日益臃肿，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日渐紧缺的土地、水资源和环境。在北京市教委牵头组织的一次异地高考政策专家研讨会上，来自北京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姚兵提供了这样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逐年降低，从2001年的139.7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124.3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成为我国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目前，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高达2.2万人/平方公里。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理论上平原地区仅剩余338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空间。2010年，全市污水排放总量已达14.1651亿立方米，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北京市固体废物以年均3%的速度增加，从2004到2010年，生活垃圾产生量从495.5万吨增长到634.9万吨。现在，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500万辆，公共交通长期超负荷运转，地铁客运量已从2005年的6.8亿人次/年增加到2011年的21.9亿人次/年，9条线路的高峰小时满载率超过100%。

　　城市承载力就像一个大水池，如果持续不断地注水，就会面临溃坝的风险。从这个层面上说，异地高考政策是一个调节阀。

　　直接相关的另一个现实基础便是北京的教育资源的供需情况。在方案制订期间，桑锦龙参加了几次北京教委组织的专家研讨会，据他向本刊介绍，北京方案制订过程中，最难的是如何把握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最近几年来，北京的学龄人口波动较大，且规律难寻，例如，北京的高考学生在2006年达到12.4万人的高峰后，逐年下降，到去年只有7.2万人。相应地，高中阶段教育资源出现了一定的富余，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可以放开招生，因为同样是从2006年左右，北京迎来了一波户籍出生高峰，从7.9万增加到2011年的12万。“教育是连贯的，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北京的小学、初中、高中会依次迎来生源高峰。”桑锦龙说。按照北京教委的测算，由于随迁子女高峰期与本市户籍学龄人口高峰期叠加，到2014年，全市小学一年级入学人口将由目前10万人左右剧增到18万人左右，小学在校生总量将由目前的68万人左右增加到84万人左右。

　　与教育的需求方相对应，教育资源供给则偏紧张。2010年，北京开始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13年增加7.5万个学位。2012年开始，北京又开始实施“中小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14年建设200所中小学，新增16万个学位。桑锦龙进一步分析说：“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大背景下看，在有限的财力之下，政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投放到基础教育上，高中和高等教育在很长时间内仍然是紧缺资源。”　　

　　主义与问题

　　12月30日下午，杜国旺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电话采访，对方告诉他方案出来了，他迫不及待地上网查看。“失望，甚至是无法形容的愤怒。”他向本刊记者描述当时的第一反应，“原来设想可能会设一个高门槛，比如要求有6年连贯学籍，要求家长有社保、纳税等等，但没想到，它只开放了职业教育这一块，不可思议。”第二天，杜国旺就跟其他非京籍家长一起去教委递交了一份抗议书。这几天小杜的情绪也不稳定，甚至开始厌学，因为已经错过了内蒙古的高考报名，他不知道6月份要去哪里才能参加考试。北京的方案里提到，2014年才会协调生源流出地提供借考服务，但因为教育部的文件里也没有实施细则，是考北京的试卷还是考流出地的试卷，如果是后者分数如何换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在各地已经公布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北京方案被视为门槛最高的一个。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过渡性方案，里面提到，正式的方案争取在2013年出台，但前提是要抓紧完善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制度，“根据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居住、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综合因素，明确其随迁子女在京参加升学考试的资格条件和先后顺序”。桑锦龙分析说，异地高考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人口管理方面，上海实行多年的积分制已经被证明是比较科学和有效的，北京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类似的管理体系。

　　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京籍人士还是非京籍人士，都曾向本刊记者表达过一致的不满——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为何不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杜国旺说他反映异地高考问题两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教育主管官员认真听取过他们的意见，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通过媒体隔空喊话。

　　接近北京教委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今年8月份教育部出台鼓励异地高考的文件后，北京教委就牵头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摸底调研，中间请相关专家开过几次研讨会，更多精力还是放在与公安、人社局、“发改委”等机构的沟通协调上。“因为很多问题并不是教委一家能解决的，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如何界定务工，大概念之下还分好多类别，建筑工人、保姆、服务员一般不会带孩子出来上学，小商贩大多会带着孩子，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摸清楚家底才能讨论。”

　　在北京过渡方案里，放开了职业教育升学考试的户籍限制，但这一有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不仅没有得到非京籍家长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听着好像是我们的孩子就只配读高职一样。”一名非京籍家长抱怨道。据桑锦龙介绍，相比普通高校，职业教育的竞争激烈程度较低，门槛也相当较低，遵从先易后难的原则先行放开。另外特意提到“来自农村的学生和学习涉农专业等符合相关规定的学生享有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就是考虑到那些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弱势群体。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院长王海平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市现有高职学校25所，将近20万学生，尤其最近10年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加速，政府不仅从土地等方面予以优惠政策，还加大了办学投入。但另一个方面，由于适龄学生在减少，职业学校的招生仍是一个挑战。以前学院每年招生的非京籍学生不足10%，现在慢慢提高到30%，“异地高考放开，有利于改善生源结构”。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生力军，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仍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为例，就业率超过99%，每年都招30%的定制班，与戴姆勒汽车公司等企业共同培养、直接就业。只是，长期以来，在以升学为导向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中，职业教育的重要价值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王海平向本刊记者强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善的职业教育，工业化水平就会打折扣，就很难成为人才强国。”

　　问题归问题，但在网络上，异地高考已经像变了味儿的“主义”大战，支持者将之视为宪政与公平的代言人，反对者将之视为利己主义的代名词。它就像个万花筒，装进了太多不应承担也不能承担的东西。

　　1月3日，某网站组织了一场对话活动，参加者是阿庆和主张放开异地高考的北大教授张千帆，现场仍弥漫着紧张的火药味。异地高考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教育问题、社会问题，理应用发展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它不失为一面镜子，折射着政府该怎样弥合两个族群之间日益加深的隔阂，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诉求，以及如何处理发展与公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