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需心灵自救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0日 07:35 南都周刊
处于剧烈转型变革期的中国，物质逐步丰富的同时，频发的天灾和恶性事件使民众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急剧升温，一场身心灵运动和寻找信仰的热潮顺时而生，并受到中产阶层的热捧。它们能让中国人得以自救吗？
这一场身心灵运动
南都周刊记者 _石宴瑜 实习记者 曾明瑞
中国病人
最近几年，毕业于北大心理学专业的媒体人武志红忙碌了很多，除了日常的媒体工作，私下里，他更像一个私人心理医生，以至于他不停地感慨现在的“中国病人”怎么这么多。
他所说的“病人”并非身体疾病，而是心理。表现在个体上，是工作生活压力剧增却又无处释放，缺乏信任感、安全感，或深埋强忍或酗酒寻乐，更有甚者选择自杀，比如富士康13连跳的工人们；体现在社会层面则是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频发，远的如马加爵案、邱兴华案，近的如药家鑫案、上海机场儿子刺杀母亲事件。
做了5年的国际新闻编辑，但用积攒的心理学知识观察这个社会，一直是武志红热爱的工作之一。2003年震惊全国的马加爵事件爆发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校园地狱》，用他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剖析了这一恶性事件爆发的前因后果。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加爵不是马加爵自己，他很可能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不能把他妖魔化，歪曲地认识他。
2005年6月，武志红供职的《广州日报》在国内媒体中率先开设心理版，他身兼采编两职，专业有了用武之地。也正是从主持心理专栏开始，武志红每天都会上新浪网的社会新闻页面，观察那里汇集着的大量的离奇故事。让他触目惊心的是，从2007年下半年起，类似邱兴华案的恶性事件出现的频率明显飙升。从2005年的一周两三起升至每天一起，这两年甚至更是升至每天数起。
在他看来，2007年后恶性事件的急剧飙升，与那年发生的一件可怕事件直接相关——“黑砖窑”，它越过了人性的底线，给每个人都造成了心灵创伤。恶性事件的飙升仅只是后果之一，而另一个可以看到的后果是，推土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拆迁自焚血案随之明显增多，食品安全也越来越让人提心吊胆，几年前的毒奶粉，已经发展到当下的毒馒头。
通过梳理这些年份的恶性事件，武志红还发现，新闻事件的主角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比如2007年之前，还可以说是“病人病了”，马加爵、邱兴华、杨丽娟……这些新闻主角其实都是孤独的“病人”，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分崩离析和苦苦挣扎；2007年那是“当官的病了”，“华南虎”、“黑砖窑”身后站着的是一群群权势者；2008年后则是“大家都病了”，陈冠希“艳照门”、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宜黄自焚……每一个人都被卷了进来，每一个人都在感到不安，仿佛什么都将临头，什么也都躲不过去……
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全体，当整个社会氛围变得日益乖戾时，无数个人的内心也会受到莫名的冲击。“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某些事情发生时，会产生共振效应，你头脑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的潜意识会跟着一起共振。这几年，这个倾向越发明显。”
武志红想表达的是，“中国病了”。他越来越觉得不乐观，总是担心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不安，所有的食品都不敢吃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降到了最低。大家怀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且人的底线被不断地一次次刷新，不安全感加上愤怒，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强大的攻击性。马加爵案就是一个典型。”
如此一个生存的背景，让每个人都在承受着多重压力，尤以高学历、有产者的不安全感更甚，他们中有能力者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主动躲避，如移民。退而求其次，则是守着这份不安定的家园，寻求一个强大的内心，比如皈依宗教，比如修炼心灵。
心灵自救
与武志红的研究不谋而合，也正是在2007年前后，源于欧美的舶来品“心灵自救运动”(也即身心灵运动)经由台湾进入了大陆。
2007年，胡因梦带着台湾第一气质美女及李敖前妻的标签，以身心灵讲师的新身份占据了中国大陆公众视野一整年，她带着翻译的系列身心灵书籍在各大城市宣传停留，所到之处以她的知名度捆绑了“身心灵”概念，第一次持续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耳膜。此后几年，身心灵概念在图书出版、工作坊和心灵机构三方面齐头并进，并催生了极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修行体系，不仅捕掠了精英阶层，也抓住了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
如果你观察当下这场大有蔚然成风之势的身心灵运动，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传播路径就像很多流行文化的全球旅行一样，同样经由欧美传入台湾，再转销中国大陆。换句话说，它的流行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有着自己生根发芽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语境。尽管其间良莠不齐，也势必掺杂了趁机牟利的机构与个人，但需求是如此旺盛，痛苦的人群几乎无暇分辨便一头扎了进去。
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代，它的发源地西方。欧美正值巨大的社会转型期，那是一段自我仇视、自我反省的动荡岁月，越战和美苏核战阴影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伴随着急速膨胀的个人腰包的，其实是反文化的大狂欢——性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
彼时的欧美也“生着病”。民众一边在性解放、嬉皮士和反战的喧嚣中寻求压力释放，一边也在这种逆反姿态中努力赋予世界与生活其中的自我意义感。当然，急速积累的物质财富也给予生活于此的富裕人们寻找自我、寻求意义的可能性基础。于是乎，不少家境优越的人走出舒适安逸的生活，带着强烈的迷惘与极度的渴望，踏上了心灵之旅，许多人对印度瑜伽、中国《易经》等东方文明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希望从东方的古老智慧里寻求答案。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之为“新时代的灵性觉醒运动”，而它正是当下在中国流行的“身心灵运动”的鼻祖。
上世纪80年代，因为“解严”与开放进大陆，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促使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台湾的未来，一批台湾本土的探索者经过翻译和海外留学经历触碰到身心灵领域，随即在岛内也掀起了新时代运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陈家伦博士就曾撰文分析称，台湾的新时代运动是美国新时代运动全球化扩张的一个环节，“相对于其他外来宗教，它带来的是一种具有高度融合性的新形式的灵性观，除了具备所谓后现代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形态之外，又带着台湾所熟悉的东方宗教的色彩。”
中国大陆当下的这场身心灵运动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有着与欧美甚至台湾相类似的社会背景：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变革期，物质逐步丰富的同时，天灾人祸让民众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急剧上升却又无处释放，因为绝大数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一定意义上而言，宗教是这种情绪最直接的释放出口和精神寄托。宣称能强大内心的身心灵运动于是顺时而生，并受到中产阶层的热捧。
“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物质丰富了，人的肉体生命的需要已大大满足。但人还有精神追求。人到世上来，一定会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你会发现科学没办法满足人的精神追求。进化论的解释则把人类的尊贵的存在价值降低到与猪狗等动物无异。”于是经济学家赵晓选择皈依能解决人生幸福的三大障碍——死亡、苦难和罪孽的基督。
为什么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在面对这场社会剧烈转型阵痛之时，没有从自身内部寻找治疗之道，反而用这个西方的舶来品寻求心灵安慰？这自然与近一个世纪来的传统文化断层密不可分，也不能否认在全球化工业链条之下的中国，无法置身其外。当然，在有人拥抱西方的身心灵修养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从东方传统精髓中汲取力量，参悟生命，比如身处自由之地香港，受教育于传统文化盛行的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2008年，皈依了佛教。
人的超越性是一种奢侈？
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实习记者_钟瑜婷
盛洪，现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作为最早将制度经济学引进国内，并用于考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家，盛洪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持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在随笔集《为万世开太平》中，盛洪以“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的思考”，提出了“天下主义”的概念，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有机结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更是当今经济学者的使命。
“社会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市场失灵的”
南都周刊：在高度组织化，规则又极端细化的现代社会，你如何看待个体的价值追求？
盛洪：我认为所谓价值，一般有两种。其一，是对自己的利害，儒家说是“小人”。但这里的“小人”并不是贬义的说法，“小人”之能，也是一种能力。在儒家看来，这一判断，就像“富有”也是人的一种标志。
另一种价值，在市场中不能转换成公共利害。社会的很多公共物品，对个人没有太大收益，但对社会很重要。因为社会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市场失灵的，而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普适的。你不能同时为自己赚钱又为社会做事，这时候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暂时要局部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但对社会却是有价值的。
南都周刊：但是，当下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更多流于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观。
盛洪：什么叫成功什么是失败，取决于怎么判断。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以狭隘的物质主义为标准，就不可能真正发展和繁荣。
一个人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并不意味着失败。反之，也不代表成功。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耻之，邦无道，富且贵耻之。”如果社会的规则是错误的，即使你很富有，你也应该羞耻。那些贪赃枉法为牟一己私利的官员，或者并非按照正常途径得到财富的有钱人，我个人极其鄙视。
南都周刊：但对“成功者”的趋奉，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成功者”的价值，对还在社会“底层”默默打拼的人尤其有吸引力。你怎么看？
盛洪：这就是所谓物质主义盛行。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只蚂蚁只有一粒米，因此崇拜那些有十粒米的蚂蚁。这种趋奉没有精神意义和价值，说难听点，跟动物界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社会所尊奉的成功者，如巴菲特、马云等人，是聪明的“小人”。如果他们按照公共规则获取财富，那没有问题，但他们也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只是米粒多而已。
南都周刊：因此在当下社会，一个执著于个体的价值追求的人，是否必须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盛洪：跟当下的利害保持一致，从短期来看， 就是对你有利无利，能否赚钱。但要是稍微抽身出来，甚至跳到空中看，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有某种超越性。
南都周刊：你认为在当下中国社会，致使个人的价值取向单一化的原因是什么？
盛洪：中国有过几十年的无神论，对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谈宗教就是迷信。反而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物质主义成为主流，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在世界的范围内看，其他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化宗教传统，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但在当今中国，这是一个空白的背景。中国是个饥饿的市场，在价值观方面也不例外，各种新兴的派别和类宗教也都会来竞争。
“社会表达的扭曲，激发了个人对超越性的追求”
南都周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注重“现世”观念的文化来说，是否本来就相对缺乏提供超越性价值的文化传统？
盛洪：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不乏占有社会财富不多，但追求精神超越性的人。儒家讲，“回不改其乐。”就是说孔子最宠爱的一个门徒颜回，固然穷，但因为精神得道，而乐在其中。
儒家和道家的传统，都是讲精神价值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比较接近于现世，但也有超越价值。尤其到了宋代，儒家讲“天理”，也讲“神”，讲“天”就是“神”。但它对老百姓和精英是有区别的。对老百姓，儒家可能比较讲物质，比如祖先崇拜，通过强调血脉来超越自己；或者讲光宗耀祖，继承先人的道德。对精英，儒家讲“立功立德”。它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高不可攀，但它更亲近人的理解。
南都周刊：但在当下，儒家理想所保留下来的更多是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比方说家庭和婚姻的关系。而个人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首先就面临着对传统儒家伦理的挑战？
盛洪：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不是个人之间的合同，而是不可分割的东西。而西方的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有区别，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是个人的组合。基督教是一种批判，基督教加上个人主义才构成西方社会。
当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有走向个人主义的倾向，但要单纯拿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在中国处理个人、婚姻、家庭的问题，可能是行不通的。
南都周刊：不少人转向心性乃至命理的解释，比方说灵修、星相学等在民间很兴盛，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盛洪：我相信很多人追逐这些东西的最初的动机，是从改变物质状态出发的。他们想要有所改变，首先是在精神上的改变，这都是很正常的。至于这条路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有所选择。我认为如果真的能超越的话，要选择成熟的文化传统。而一些成功的知识分子，可能选择更为超越性的方式，例如佛学、伊斯兰教等等。
南都周刊：这么说，你认为知识分子或“精英”历来扮演着中国社会的“道德楷模”吗？他们是“超越性”的价值的守望者吗？
盛洪：这要看“精英”的定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的“精英”，首先是超越个人利害，第二是道德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必须是道德楷模。
现在，有些认为是精英的人，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小人”。单纯的物质主义不能给人以满足。有了物质以后，他就要思考自己的价值。这是逻辑必然。不论你提供儒家传统，还是其他的东西。他一定会有这个方向的需求。
南都周刊：那么你认为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少数人的作为吗？
盛洪：是的。老百姓有他们固守的道德底线，但不能苛求人人变成圣人。正常的规律是，人到了中产阶层，就会想要精神财富。比方说，老百姓没有必要读《论语》，有些人觉得有需求，他就去读。真正寻求超越性的人不多，有相当数量的人追求就够了。
南都周刊：近期引起热议的药家鑫案，以一起刑事案件在公共讨论中演变为死刑存废的争议。是否应该同情凶手，和同情招致的道德评判，变成了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你怎么看？
盛洪：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道德上的同情泛滥，一个大学生的行为是失败的，判他死刑所引发的同情，是“小人”的计算错了。真正的同情是要去思考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错误。由药家鑫案讨论死刑的存废，这是逻辑上有问题。逻辑有问题，也就是心态有问题。
南都周刊：相类似的讨论还发生在“杀狗”风波中，争议从是否有权杀狗，升级到了对人的权利的捍卫。
盛洪：对那些认为他人没有权利干预自己杀狗的人而言，认定他人的干预进而侵犯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是一种逻辑混乱。你不能因为人权就不尊重狗权。从佛教讲，一切生命都要尊重，“不杀生”。在社会中，人不一定有一致的道德共识，但有大致的道德共识。
南都周刊：公共讨论中频繁地触及“人性的底线”。你是否认为在当下，谈论人的超越性是一种奢侈？
盛洪：追求超越性有各种原因，有些人就是物质上达到一定程度，进而有精神追求才能达到满足。另一种在我们这里特有的情况，就是社会表达的扭曲，激发了个人对超越性的追求。至于那些感受到社会价值缺失，对时代精神状况忧心的人，他们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