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会儿，丽丽和弟弟的玩具，是一只嘴角嫩黄的小麻雀。他们找来一条细绳，拴在麻雀的左爪上，在地上拖着玩。上午快10点的时候，小麻雀终于要死了，它羽翼凌乱，横倒在地上，好像在抽搐。

河南遭教师性侵女童维权调查：家长将集体上访

　　丽丽妈看到孩子们在玩麻雀，没有吭声。此刻，她的丈夫正和十几名乡亲，聚集在镇政府的一间接待室内，为家中孩子被性侵而维权。目前参与维权的14名幼女，来自11个家庭，这意味着其中3个家庭同时有2个女儿遭到了伤害。

　　丽丽和姐姐就是这样的情况。5月24日上午，在家长们报警后，这对姐妹和其他十几名女生都没有再去学校。被指性侵她们的教师杨士付，也被警察从他工作的河南省桐柏县黄岗镇斗称沟村小学内带走。目击者称，杨士付被押出校门时，看到门口停着一辆小手扶拖拉机，就猛扑过去，想一头撞到上边，被警察拉了下来。

　　这起教师性侵幼女的案件，在山区小县桐柏，被很多人视为当地的耻辱。尽管，它在媒体上很快湮没于各地纷起的同类丑闻中，但伤害已经像村外高低起伏的小山包一样挥之不去。家长和孩子们的耻辱和痛苦，只能由自己一点点咀嚼消化。

　　“我已经连一个三四十斤的水泵都抱不动了……”丽丽的父亲现年32岁，体格健壮。在被告知两个女儿处女膜的检查结果后，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妻子晚上失眠，白天恍惚，都不知道如何应付接下来的日子。

　　家长们组织起来，要求严判杨士付，并向政府和教育部门索赔。根据前几次上访接洽来看，效果不容乐观。家长们越来越焦灼和愤怒。

　　不为外界周知的是，早在去年，在距离斗称沟村17公里外的固县镇桐安村，时任小学校长的段富有同样因为涉嫌猥亵儿童被抓，一审判决之后又发回重审。在再次一审之后，段富有又提出上诉，至今尚无定论。家长们也一直在上告。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经历，就可以预料到斗称沟村家长们的维权前景。

　　“我们不知该信谁”

　　他们多次向政府讨说法。然而，县里来的领导“法从哪儿出？”一句话，便难住了他们

　　5月31日上午，天稍微有些阴。在桐柏县黄岗镇政府大门右侧的一间接待室内，十几名家长正在跟县里来的领导协商。人声嘈杂，人们都没有听清楚主讲者究竟是哪个部门的领导。

　　这个领导主要谈了两点，一个是媒体记者，一个是经济赔偿。

　　他说，他欢迎媒体记者监督，监督有助于公正的处理。但家长们不能不慎重，媒体记者过来一采访完就走了，“留下的问题还不得我们解决？”他说自己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学过教育心理学，在他看来，一次次的采访，“就像伤口刚结痂，你就把它再揭开”，肯定对孩子们不好。

　　对家长们提起的经济索赔，这位领导解释说，政府财政来自于纳税人，“不能说我大笔一挥，想给谁就给谁，这样我也违法违纪了”。家长们想要赔偿，得先搞清楚，“法从哪儿出，啥依据？”

　　他的话，显然镇住了场面。这群文化程度皆处于初中毕业及以下的家长，都没有正面回应他的问题。一位家长说，有好几家大人听说孩子出事了，从打工的远方赶回来，现在呆在村里，一天少赚一百多元，希望政府能照顾照顾。

　　至11时20分左右，这场谈话宣告结束。领导们坐上黑色的轿车，回县城去了。家长们三三两两地在接待室内外商量下一个步骤。显然，他们颇为失望。

　　苦求着也没什么结果。十几分钟后，他们各自发动摩托车或电动车，离开了镇政府。在案发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多次向政府讨说法，甚至还去县政府大院堵过门。然而，在镇政府的一间屋子里，县里来的领导“法从哪儿出？”一句话，便难住了他们。

　　在回村的半路上，他们又停下车，想联系个律师咨询咨询：政府到底有责任没？就在前一天上午，桐柏县兴淮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跟镇政府的人一起赶到斗称沟村，自称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可以免费帮助受害幼女家庭。不过，她根本得不到家长们的信任。

　　“我看见，她走了一圈，就跟政府的人一起去吃饭了，要是你，你敢信她吗？”一位家长说。

　　这天中午，他们问到了一个郑州律师的号码，准备下午再打过去。不过，还有家长在犯嘀咕，“这个律师是河南的，肯定怕政府，他说的中不中呀？”

　　他们就像惊弓之鸟，很少有人能打消他们的顾虑。5月25日凌晨2时多，三名家长在桐柏县街头接到了第一批前来采访的河南记者，就像见到了救星。“我拽着那个记者要下跪。”一位家长说。

　　该同行则告诉南都记者，家长一开始对他也并不信任，怀疑他是过来诳政府钱的。“我拿出身份证和记者证给他们登记，还提出，可以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会一直关注。”

　　家长们没有要保证书。不过，几天以后，他们已很难信任任何记者。“20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我们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为啥还要报道？”5月30日下午，丽丽爸问南都记者。

　　丽丽家住斗称沟村秦老庄组，屋后那家的幼女，也是一个受害者。不过，她的母亲很隐讳地说，她的女儿没有丽丽及其姐姐“受伤重”。

　　她的父亲则比较直白，“我听好几个人说，要是一开始不找媒体，政府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现在媒体报道满天飞，政府就不管了……”

　　“不是我不信你。”他说，“我们现在不知道该信谁。”

　　生活，生存，生育

　　十几个受害家庭中，一多半都有三个孩子或更多，最少的也有两个孩子。这在当地非常普遍。同样，斗称沟村也是个空心村

　　在斗称沟村，幼女“受伤”的轻重，都是以医院对她们处女膜和外阴的检查而定。5月25日上午，有关部门在一间密室内，逐家单独给家长们宣读了诊断结果。“我一听那结果，就天昏地暗，这可咋活呀？！”一位32岁的母亲说。

　　桐柏县中医院一名医生向媒体透露，前去检查的16名女生中，9名女生处女膜破裂，另外7名的处女膜损害较小。由于时间较长，有的女生处女膜已恢复。她们之中，最小的7岁，最大的13岁。

　　在偏僻山区桐柏，农民们还是普遍相信，一个女孩子的所谓“贞节”，有助于她成人后找到一个好婆家，从而享受更好的命运。这种心态，也使得杨士付究竟侵害了多少幼女，很可能成为不解之谜。有媒体报道，除了目前的在校生，一些早已毕业甚至嫁人的女生，也曾是受害者。但是，她们之中，至今没有一个站出来。

　　还有一小部分家长，在杨士付事发之后，并没有送女儿去医院检查，或者检查之后一直保持沉默。在乡下，人们都清楚为幼女被性侵而公开维权，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那些父母站出来的女生，本村的小学是无法再去了，肯定得转学，可是，去哪里上学呢？去外村，住哪里？去寄宿学校，用丽丽爸的一句话说，“半夜被子掉了，谁给她盖？”

　　本来，她们的命运大多数都要随她们的母亲，最多上到初中毕业，然后出去打工，再趁春节回来相亲嫁人，然后生儿育女。父母们很少奢望女儿上学能有多大出息。但是，课程的耽搁和身心的伤害，无疑已让她们距同龄人越来越落后。

　　以丽丽家为例，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前几天有个女记者问丽丽爸，“你为啥超生这么多，重男轻女，非要生个儿子？”丽丽爸答道，“我不生个儿子，老了谁养活我？”

　　正因为子女太多，又没老人帮看，丽丽爸无法和其他男人一道外出打工。去年，他租了别人20多亩地种花生，没想到雨水不顺，一亩地就能收几袋子，每斤花生的价格又从5.3元直跌倒3.8元。这个壮劳力辛苦一年下来，只赚了两千多元。

　　在斗称沟村十几个受害家庭中，一多半都有三个孩子或更多，最少的也有两个孩子。这在当地非常普遍。同样，斗称沟村也是个空心村，平日里呆在村里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幼。十几个女生中，只有五六人是父母都在身边的，其他人都是单亲或隔代抚养。

　　生活已经简化为了生存，生育也从属于生存的需要。南都记者见到的数名家长，都无法第一时间记起被侵害女儿的生日。还有一位家长，一时之间忘记了女儿的年纪。

　　桐柏县固县镇桐安村的那起猥亵案中，受害女孩妮妮的父母都是二婚，双方结合时，加起来已有了4个子女。生老五妮妮时，母亲张芳已经41岁。

　　在她出生前后，父母曾想把她送人，连中间人都找好了。中间人问张芳，“你是图钱，还是图家儿？”图钱的话，抱养的家庭可以支付一两万元“营养费”；图家的话，就是找个家境好的，去了不受罪，大了还可以走动，但没什么“营养费”。

　　张芳的回答是“图家儿”。不过，她最后还是没有舍得妮妮。

　　但是，再浓的亲情，也得让位于现实。在妮妮三四岁的时候，张芳和丈夫忙于生计，就把妮妮送到村小学的学前班内，老师嫌小不收，“你这不是想让我们帮看娃儿吗？”张芳好说歹说，硬把妮妮塞了进去，让她上了两三年学前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亲子感情交流无疑是一种奢望。大部分大人，既没心思，也没能力与幼小的儿女沟通，他们对待下一代的方式，不得不沿习自己的父母。漠视和禁忌一并被承继下来，在案发前，没有大人教儿女学会保护身体。性在家庭之中，永远难以启齿。

　　斗称沟村一位受害幼女的母亲说，她们一般都是等女儿至少十二三岁，“长出女人样了”，才会告诉一些事儿。

　　母亲们都没有想到，一直颇受乡亲们尊敬的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杨士付，会在教室里，向那么小的女孩伸出脏手。如果不是一个小男孩看到姐姐被杨士付侵害的过程，在家里无意中说出来，杨士付再熬四五年不暴露，将顺利退休。

　　在桐安村，情况也大致相同。受害幼女妮妮多次放学回家说“屁股疼”，母亲张芳每次都以为是发炎，烧热水给她洗下身，从不怀疑有其他情况。

　　荒芜的乡村教育

　　撤并后的斗称沟小学只保留了一至三年级，“小孩不懂事，杨士付想干啥就干啥”；有律师认为，杨士付、段富有等人猥亵女生，与基层教育的大面积崩塌不无关系

　　在接到家长举报的第二天上午，时任校长王祥林把杨士付叫过去，询问有无猥亵一事。据知情家长称，一被问到这个问题，杨士付脸色马上大变，大哭，“这可咋有脸活呀？”

　　他以头撞墙，想自杀，被劝阻下来。然后，家长们群集到学校，还没跟杨士付当面对质，远处就传来了警笛声。

　　在警方确认立案后，王祥林被当场免职。去年9月份，他才从外地的小学转到斗称沟村当校长。村里人都说他太倒霉。

　　严格来说，斗称沟小学只能称之为教学点。几年前，因为生源短缺，只保留了一至三年级。案发时，斗称沟小学那座建筑面积为474平方米的教学楼，只剩下40个小学生。教他们的，有王祥林和杨士付两个公办教师，还有两个代课教师，一个是王祥林的妻子，另一个是本村的女村民，她的女儿也遭到了杨士付的猥亵。

　　根据桐柏县教育局5年前的数据，该县214个行政村基本上每村都有一所村办小学。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山区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很多年轻人携子女外出打工，207所小学不足100名学生的有112所，不足50名学生的有32所。因此，当地开始撤并山村小学，并在各乡镇推广寄宿式学校。

　　在撤并之下，农村小学的学生更加低龄，普遍在10岁以下。“小孩不懂事，杨士付想干啥就干啥。”一位家长说。

　　之前披露出的案情让家长们非常痛心：杨士付让五六个一年级女生走上讲台并排站，由他挨个猥亵。每一个女生都被恐吓和体罚，要求不得告诉家长。体罚的方式，是用木板打手掌和屁股。

　　数名女生家长证实，在案发前，他们数次看到孩子的臀部有伤痕，一问是杨士付打的，就以为是孩子调皮，老师教训教训，谁都没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教师体罚学生，天经地义。没人会找老师追问这个。

　　校舍和生源不断缩小，教学质量也越来越堪忧。当地一位律师抱怨说，基层的教师普遍向钱看，在乡村教学的非要在镇上买房子，在镇上教学的就坚持在县城买房子。城镇教师可以开辅导班做家教赚外快，农村教师就忙着种地。“都忙着赚钱，谁还专心教学？”

　　教师责任心下降，学生们因为隔代抚养、过早寄宿等原因，沉迷于网络游戏和游手好闲者大有人在。“乡里学生算是毁了。”这位律师认为，杨士付、段富有等人猥亵女生，与基层教育的大面积崩塌不无关系。

　　段富有的暴露也很偶然。去年3月份，固县镇桐安村二年级只剩下5个学生，只好撤并，让学生转学到固县小学。其中一个女生在与母亲商量此事时，含泪要求把妹妹一并转走，母亲生疑，追问之下，段的猥亵行为才得以暴露。

　　当时，在5个二年级学生被转走后，桐安小学的学前班和一年级各剩下10名学生，一共20个学生，包括段富有在内共有3名教师。

　　杨士付和段富有一样，都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做民办教师，进入本世纪后转正。30多年的教师生涯，让他们平时比较受乡邻们的尊敬。案发之后，人们的第一个感觉并不是愤怒，而是震惊。

　　杨士付本就是斗称沟村民，大家都与他熟识，案发前30多年，他一直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教学也有一手的好老师。因为声誉好，字也写得不错，附近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写礼单。他为人和善，没见跟人争执什么。多名其一二十年前教过的男生回忆说，当时老师们都喜欢打学生，就杨士付几乎不打。

　　杨士付生两儿一女，其中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另一个在外承包工程。几个月前，杨士付还曾向村里人借钱，为二儿子购置施工机械。“我借给他万把块钱，谁也想不到他有今天。”他的一名熟人说。

　　段富有在案发前，就在男女关系上有点“拎不清”。桐安村一位姓程的村民举报说，他的姐姐在小学五年级时期，就遭到段的威胁和奸污，至她成年后结婚，段仍纠缠不放，致使其姐姐遭到夫家毒打，失踪了18年，直到去年才得音讯。

　　然而，当年人们都是把此当成桃色事件来评论，没人报案，也没人去深究段富有作为教师，与女学生产生纠葛的背后，是否牵扯法律问题。

　　维权之困

　　家长们没办法接受政府连一分钱都不补偿的表态：“学校是政府开的，教师又是国家聘的，孩子们被侵害了，咋能说政府没责任呢？”

　　昨日上午，斗称沟村一位家长在电话中说，他们与当地政府沟通无望，已决定集体去郑州上访。“我现在已经不在老家了。”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咨询过郑州一位律师，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在接下来的审判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那么只能索赔“物质损失”；如果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抚慰金等，还得看杨士付对幼女们造成人身损害的程度，但是，精神抚慰金金额的认定并不容乐观。

　　这位律师的话，让家长们明白为何县领导一再让他们拿出“依据”。早在5月30日，桐柏县法律援助中心的那个女律师也告诉他们，这事“没有给你们造成损失”。

　　这样的解释，他们无法接受。“学校是政府开的学校，教师又是国家聘的公办教师，孩子们被侵害了，咋能说政府没责任呢？”一位家长说。

　　5月31日，跟他们见面的县领导其实也解释过这个问题。“教育部门有监管的责任，属于内部的行政责任”。

　　这些家长并不懂法，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是法盲。不过，他们没办法接受政府连一分钱都不补偿的表态。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上访。

　　在斗称沟的受害家庭寻找维权门路的同时，桐安村的三个受害家庭，则试图与斗称沟的“同命人”们取得联合，一起向桐柏县有关部门讨说法。

　　官方其实也想到了这个可能。在斗称沟村案发后，固县镇政府通过中间人，好几次知会张芳，让她们不要再上访，不要再找媒体，尤其不要跟斗称沟的串联。

　　“让我不闹，想得倒美！”5月31日上午，张芳在桐柏县教育局吵闹一场后，看到了段富有的工资发放记录。“一直到去年12月份他还发着工资哩，每个月两千多，今年1月份才给写个‘暂停’。”

　　桐柏县教育局拒绝接受采访，因此南都记者无法获知其对此事的解释。张芳则把这个视做段富有“背后有人”的证据。

　　2012年8月14日，段富有因猥亵儿童罪，被桐柏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随后，在受害者家属“量刑畸轻”的抗诉请求下，桐柏县检察院提出抗诉，而被告方也提出上诉。

　　2012年11月29日，南阳市中级法院以“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

　　2013年4月25日，桐柏县法院又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段富有有期徒刑三年。

　　接到判决书后，张芳又以“量刑畸轻”，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被告段富有方也再次提起上诉。段的代理律师吴正军告诉记者，他们上诉的理由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段富有至今并未承认其有过猥亵行为，他表示四名幼女的指控，都系受人指使。

　　该案判决书显示，除了四名幼女的自述，及其家长和同学对其说法的转述外，第三方证据一个来自该校教师王某的证词，称其看到一名受害者在办公室内，站在段富有的两腿之间，正绑裤腰带；另一个则是法医鉴定，称4名受害幼女处女膜充血，有可能由外伤和局部炎症造成。

　　张芳对段富有的辩护理由非常愤怒。“我们不要闺女的清白了，诬陷你有啥好处？”在案发前，桐安小学并没有安装摄像头，更何况在校长办公室内，“你干啥谁能看见？”

　　对警方当时的处警，张芳也表示不解。“刑警队为啥不在全校全村做个大调查？我们四个报案了，就查了我们。段富有害过的，肯定不止这四个。”

　　当该案进入审判阶段后，在法官的说服下，张芳等家长放弃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只是要求重判段富有。“法官跟我说，猥亵又不像打烂一个东西，能造成啥损失，我就信了。”

　　这让她的代理律师雷大理至今难以理解。“你附带民事诉讼，不在于一定索赔多少钱，而是你作为受害者可以参与诉讼。”

　　然而，参与诉讼能索赔到什么？雷大理表示并不好说。他可以确信的是，参照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根据受害幼女的叙述，段富有曾在教室里猥亵女童，因为教室属于公共场所，所以其基准刑应当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再结合其猥亵儿童的次数和人数，“刑期应该在十年以上，咋算也不会只有两三年。”

　　法条与判决的差距，让张芳认为对方“活动了，上边有人”。这种源于阴谋论的猜测，在当地民间颇有市场。6月3日上午，在桐柏县检察院接待室内，张芳对接待她的公诉科负责人说，“我知道，段富有肯定使钱了，要不，你们咋会这样办案？”

　　对方笑着解释道，判决不是检察院作出的。

　　对判决不服，已经对张芳等人造成了二次伤害。这也让她看低斗称沟那十几户受害家庭的维权方式。“你不能跟镇政府谈，他们只会给推，你必须得往上告。”

　　这位50岁的母亲，准备为她9岁的女儿“一告到底”。在段富有被抓前，女儿妮妮经常在半夜惊醒，“唧唧哇哇地哭”。段富有被抓后，“她睡得越来越好，现在半夜都不见哭了。”

　　在斗称沟村，受害家长们还得努力安抚自己的女儿。同样，她们经常在睡梦中惊醒，杨士付曾威胁一旦说出去他做的事，就会拿刀杀了她们全家。现在，她们说了出来。

　　那个女儿被同事杨士付猥亵的女代课教师，现在还在照常上班。丈夫说，她的月工资只有600元，家里早就不想让她干了。

　　(为避免更多伤害，受害幼女及家长皆为化名)

　　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河南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