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学校的质疑与热情，似乎成为一枚硬币正反两面。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热情，才引发了对国际学校那么多的质疑与担心。

　　搜索关于中国国际学校的新闻，我们得到的结果几乎都是负面的：英国性侵案嫌疑犯潜伏于北京国际学校任教；为了满足先富人群的需求，中国国际学校蔓延至二线城市，以每年几十万的学费来打造水平参差的所谓“国际教育”；一些国际学校、国际班居然根本没有注册，学生上当受骗者不时与闻……

　　但是，如果我们检视媒体及网页上的各类广告，会看到国际学校成为许多房地产项目吸引客户的噱头：

　　南京紫金上河苑，以直升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树人国际学校相标榜，一月热销30套；“名校进社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与远洋地产再度合作”，北京远洋·万和城的宣传材料中，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入住被称为楼盘“扎实的教育含金量”……

　　对国际学校的质疑与热情，似乎成为一枚硬币正反两面。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热情，才引发了对国际学校那么多的质疑与担心。

　　在《环球》杂志联合搜狐新闻所做的相关调查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有关国际学校的问题，包括四大方面：学校是否有合格资质、师资是否能够过关、高学费是否物有所值、压力不大以留学为目的的教学是否能得到认可。针对这四个方面，《环球》杂志采访了多位国际学校的相关负责人、留学机构的中介、教育问题专家、送孩子去国际学校的家长以及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学生，试图厘清其中脉络。

　　乱象的确存在，但与所有的行业、与公立学校一样，国际学校并没有100%的好，也没有100%的坏。在灰色利益链的背后，也有真正想把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引入国内、为中国孩子提供传统教育体制外的另一种选择的踏实想法。

　　对国际学校的思考，也恰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思考。是经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是让它们长期游离于教育体制之外无所适从，这不仅是国际学校要思考的，也是所有关心教育的人所应该思考的。

　　中国有多少国际学校

　　这两类学校所教授的国际课程“走的并不是学历教育的路子”，有很多来自民办教育机构、培训机构甚至是公司，因此它们的审查部门既不完全属于当地的教育机关，也没有纳入工商部门的管理，“属于灰色地带”。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在中国，真正的国际学校是不能招收超过6岁的中国国籍学生的。现在所谓的国际学校，充其量就算是个双语学校！”

　　“铺天盖地的所谓国际学校、国际班，只是诱骗消费，有几个能真正教人的？”

　　这是在《环球》杂志联合搜狐新闻所进行的关于国际学校的调查中网友们的留言。在许多人看来，国际学校=少量外籍教师+双语教学+高学费，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那么，真相是否如此？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叫国际学校？

　　最早的国际学校——1973年的美国联络处子女学校

　　在中国的教育法体系中，并没有对所谓“国际学校”的明确规定。在国际上，国际学校一般是指跟随外国侨民母国的教育制度、为外国侨民提供母语教育的学校。

　　也就是说，国际学校只能招收外籍人员的子女，而非本国学生。

　　不过，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这只是指最狭义的国际学校，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它应该被称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

　　1987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外国驻中国使馆开办使馆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规定》中规定，驻华大使馆可以开办使馆人员子女学校。此后，设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外国驻华领事馆，也被批准参照《暂行规定》注册子女学校。在后来的政府文件中，此类学校全称为外交人员子女学校。

　　外交人员子女学校是我国最早能被称为国际学校的机构。

　　1973年，尚未与中国建交的美国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开办子女学校，校址位于三里屯两套公寓房间的电梯门厅过道，仅有8名外国学生和2名教师。

　　1980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五国大使馆，合办北京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ISB，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顺义国际学校)。1988年，根据暂行规定，正式注册为外交人员子女学校。1997年底，统一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1995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合法设立的外国机构、外资企业、国际组织的驻华机构和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可以申请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此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增长迅猛，根据2009年10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此类学校已有102所，分布在全国16个省、直辖市。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计划由学校自行确定，一般是以学校开办者母国的学制，也有自己创设的学制，如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北京哈罗公学等。

　　不过，管理办法规定，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只能招收在中国境内持有居留证件的外籍学生，不得招收中国内地的公民入学。

　　“灰色地带”的广义国际学校，质量参差不齐

　　熊丙奇介绍说，除了这类狭义上的“纯”国际学校外，在中国还有两类具有国际性质的学校，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它们也可以被称作国际学校。

　　一类是经过教委批准成立，同时具有招收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资格的全日制学校，如北京世青国际学校、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牛津国际公学常州分校等。这类学校采用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如获得国际文凭组织IBO的认证，成为IB成员学校，使用IB国际或A-Level课程授课，有独立的校园，其课程体系、教育理念、硬件设施、教师和学生构成都呈现国际化特点。

　　另一类是中国学校开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国际部，只招收中国学生，大多是由外国机构与中国学校合作办学的方式，课程设置是将外国的课程(包括IB、A-Level等)与中国高中课程进行融合。在这种项目就读的学生可以享受与所在学校本部(主攻高考)的学生同样的软硬件资源支持，并参与学生会、社团活动。北京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首师大附中国际部的中美高中实验课程项目、北师大二附中的PGA项目等，都属于这一类。

　　在熊丙奇看来，国际学校之所以给人们留下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欺诈骗人的印象，多半来自后两类学校。这两类学校所教授的国际课程“走的并不是学历教育的路子”，有很多来自民办教育机构、培训机构甚至是公司，因此它们的审查部门既不完全属于当地的教育机关，也没有纳入工商部门的管理，“属于灰色地带”。

　　更有甚者，“有的‘国际班’‘国际部’，或是直接称为‘国际学校’的办学机构，根本就没有注册，也没有经过审批”，是商人的“逐利行为”，这样的学校，教育质量可想而之。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学校招收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的资格是由地方教育机关决定的，这也使许多国际学校临时上马，资质处于尴尬境地。

　　牛津国际公学中国区总经理卢敏军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目前已经开学一年的常州分校，资质还属于“临时性质”，没有得到最后的确定。

　　他介绍说，常州市夹在苏州与南京、上海中间，为了吸引外资，需要为外籍人员的子女提供就学环境。但已经在上海和苏州设校的国际教育集团，并不想再在常州设校。而且常州并没有太多外国人，只招收外籍人员子女的话，可能五六年后学校也只有二三百人。这样，要么政府无限补贴，学校亏损运营，但这样学校不可能良好地运行，要么学校就可以招收今后想出国的本地孩子。

　　2011年，考虑设立国际学校已三四年的常州市政府与牛津公学所在的教育集团进行谈判，经过半年的协商，确定学校可以招收本地学生和外籍学生，才有所突破。

　　“但最后的资质还没有确定，还在规划中。”卢敏军说。

　　越来越多，但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

　　当记者询问中国国际学校具体有多少家的时候，熊丙奇犯了难。他告诉记者，由于后两类学校性质不明，所以需要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查询，很难有准确的数据。不过，近年来，由于“留学热”升温，这类学校开办得越来越多，不仅在一线城市数量众多，更深入到许多二三线城市。而在《环球》杂志在网络上所发起的相关调查中，就“你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国际学校”的回答，1477人中的1000人选择了“有”，149人“不知道”。

　　今年1月，路透社引用英国国际学校咨询集团常务董事尼古拉斯·布鲁米特的话称，在过去12年间，在中国大陆注册的国际学校数量直线上升，由22家增至338家，同期，学生报名人数上涨25倍，达到18万多人。

　　国际学校联盟(ISC)是一个致力于推动教育国际化的非营利国际教育组织，其总部设在美国。据其2011年9月发布的报告称，截至2011年9月，中国国际学校的总数为276家，国际学校学生的总数为14万多人。

　　不过，熊丙奇表示，不确定国外机构是如何进行统计的，因为很多国际学校并没有经过注册，也不确定国际班是否在统计数字以内。

　　他认为，要使国际学校的质量得到整体的提高，减少不法、逐利行为的产生，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按照举办者的性质，建立不同的审批、监管机制，避免监管的缺位和混乱；另一方面，则需要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随着这类学校的增加，受教育者多了选择权，而这些选择权，再加上市场的自然规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就能实现优胜劣汰。

　　国际学校里的国际课程

　　国际IB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是由国际文凭组织设置的为期两年的课程。学生必须在规定的六个学科组中每组选一门课程进行学习，其中至少三门是高等级，每门课程的最高分数为7分，加上拓展论文与知识论文的3分奖励分数，满分为45分。六个学科组分别是：语言A与世界文学、语言B(母语以外的现代语)、个人与社会学、实验科学、数学、艺术与选修。目前全世界已有1000多所大学认可IB国际文凭。

　　A-Level课程，是英国高中课程(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的简称，它是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其课程证书被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它包括70多门课供学生选择，一般学生选择3~4门来学习，课程结构包括基础数学、进阶数学、物理学、商科、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A-Level的成绩最佳为A，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哈佛等名校来说，要求申请学生3门课的成绩达到AAA或AAB。

　　“狼外教”为什么也能任教

　　不少教育集团均可提供“外派外教”的服务，还有一些中介公司将无教师资历的外国人的简历进行包装，打造成“王牌”教师，提供给有外教需求的学校。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发自北京)

　　《环球》杂志记者/李绍富陶维洲金凤(发自南京)

　　《环球》杂志特约记者/陈维(发自大连)

　　尼尔·罗宾森，男，46岁，涉嫌在2000年到2002年间传播淫秽儿童照片和性侵1名儿童，被英国警方通辑。2010年至2012年，在北京世青国际学校任教。此前，他还曾在大连及哈尔滨等地担任过教务主任。

　　普莱斯，男，69岁，被控对13岁以下儿童性侵并藏有相关照片，2012年由中国引渡到英国，在利物浦被判刑7年零8个月。此前，他用假护照逃到中国，并在湖北某学校担任外教。

　　WSG(化名)，男，63岁，美国联邦政府性犯罪资料库中有两次犯罪记录，分别是2004年8月26日和2007年8月23日，被控拥有儿童色情电影、录像带及照片。2007年9月至2009年12月，他在南京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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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随着尼尔·罗宾森自首并被北京警方拘押，近两年来关于外籍教师的丑闻不断被曝出。人们担心，更多有犯罪可能、未经严格审查把关的外国人，凭着一张外国面孔和几句地道的英文，就成为国际学校招生的幌子。那么，这些质量不过关的所谓外籍教师，是如何当上中国国际学校的外教的？有关外教的资格和背景是如何通过监管和审查的呢？

　　“狼外教”竟持外国专家证

　　北京世青学校在这次的事件中处于风口浪尖。在刚刚了解这桩新闻的人们看来，这也许是家极不正规、“挂羊头卖狗肉”的学校。

　　但据成立于2002年、致力于美国留学的咨询机构天道教育集团的经理高奕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北京世青学校是一家成立多年、在业界颇有口碑的国际学校，自2001年建校以来，先后有600多名学子从学校毕业，其中200多名进入如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学，并获得奖学金。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国外外交人员的子女。

　　而在该校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建校史：2001年11月，被国际文凭组织授权为国际文凭学校；2004年4月，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开始直接聘用外籍教育专家；2005~2009年间，多次被授予全国优秀民办学校称号。

　　那么，这样一所有着多年聘请国际教师经验的学校，为何这次会在阴沟里翻船？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的发言人在尼尔被捕后表示，尼尔仅在学校工作了6个月，当时他持有外国专家证，在校期间，并没有收到投诉。而《环球》杂志记者试图联系该校负责人、在校就读学生及学生家长，均被告知不便接受采访。

　　那么，尼尔的外国专家证是怎么来的？

　　我国规定，报请外籍文教专家从事教学活动，需要经过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审批，并在每一年接受年检。目前，北京市有337家中等以下教育机构可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北京世青国际学校也是其中一家。

　　据北京外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来京工作的外国专家想取得《外国专家证》有一整套程序：获得聘用外国专家资格的单位向北京市外专局提交申请材料，外专局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外教发放《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专家本人凭许可等材料到所在国中国使领馆，申请到工作签证后入境，入境30天内到北京外专局办理《外国专家证》，再到北京市公安局外管处办理居留手续。

　　“外教崇拜”令规定形同虚设

　　这么严格的一套制度下，为何却屡有漏网者？

　　北京外专局的解释是，由于各国的犯罪记录并不共享，要查询相关信息，需要在入境前在驻外使馆帮助下了解。一旦合法入境，就很难审查到相关信息。

　　据南京市外国专家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聘用外籍专家时，一般会详细了解其学历、工作经历等，但在省人社厅、教育厅于2012年6月联合颁发的《江苏省外国专家管理办法》中，并没有明确条款要求外教提供无犯罪记录方面的证明。

　　南京的英语培训机构就是通过一家有外籍人才推荐资格的中介公司，招聘了来自美国的WSG，他具有正规大学学历和多年教育工作经验。该机构负责人称：“他到我们培训机构上班前，证件齐全，都是通过相关部门审核过的。而在工作两年期间，没发现他对异性有骚扰和其他作风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任何投诉记录。”

　　但是，《环球》杂志记者在开心网上看到，2010年时，一位网友曾发帖反映WSG的问题，称WSG任职时，曾“晚上邀请13岁的女学生去他家玩牌”，另一个女学生收到过他的email，内容称“她让他感到火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我国关于外籍专家的聘请和监管其实都有比较具体的法律和机构，但根本“无法落实”，“甚至有一些监管单位自身就陷入聘请外教的利益链条”。

　　他认为，许多中国人存在着盲目的“外教崇拜”，这就催生了旺盛的“外教需求”，随之就有机构看到其中的商机，做制造“外教”的服务。不少教育集团均可提供“外派外教”的服务，还有一些中介公司将无教师资历的外国人的简历进行包装，打造成“王牌”教师，提供给有外教需求的学校。

　　甄别责任在学校

　　那么，国际学校如何杜绝“假外教”和“狼外教”？

　　枫叶教育集团市场总监申宗刚告诉记者，主管部门外专局一般其实只是对办学场所进行评估和颁发聘用外教的资格，公关部门负责签证相关手续，教师资质的把关权还是在学校，由学校自己承担风险。枫叶教育集团有370名外教，有自己的专业团队来进行审核，而一些劣质的国际学校往往缺少这样的团队。因为全程使用加拿大课程体系，所以要在加拿大拥有教师资格证，才能进行教学，给学生以学分。

　　牛津国际公学也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其中国区总经理卢敏军介绍说，他们招聘的外教，除了在本国具有教师资质，还必须是“主流教师”，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主动选择三到四年来到中国进行教学工作，而不是因为被淘汰或迫于生计才接受中国的教职工作。另外，招聘途径也是需要考虑的地方。牛津国际公学是与当地的猎头进行合作，请他们在当地物色教师，然后在该国的招聘大会上进行正式招聘。

　　他还透露，一般这种“主流教师”的年薪都在3万~4万英镑，“那些可以接受1万英镑左右一年的教师，说明他在自己国内也混得不怎么样”。后者往往就被拒之门外。

　　不过，较为严格的招聘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外籍教师的缺乏和难以更替。今年刚从人大附中国际部毕业的小宛(化名)就提到，由于没有相应的老师，自己所在的年级就没有开设音乐、绘画等选修课。而自己所选的经济课程，尽管自己与其他同学都觉得老师不尽如人意，但这门课程仅有3位老师，很难更替。她坦言，尽管学校每年也在学生间对教师的表现进行测评，但“似乎没有什么用”，她没有听说哪位外籍教师因此被辞退。

　　学费动辄几十万

　　昂贵学费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支付外籍教师薪酬的，因为他们的年薪为3万~4万英镑。“不用这个价钱，根本请不来好老师。”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2013年初，对于牛津国际公学中国区总经理卢敏军来说，并不能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月，路透社在一篇《“国际学校”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报道中，拿牛津国际公学常州分校“开刀”，一方面指出国际学校开到二线城市，是“为了谋求开发不断扩大的中国富人的市场”，这些富人们“愿意支付每年高达26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让子女接受西式教育并获得海外大学的‘入场券’”；另一方面，称牛津国际公学与牛津大学毫无关系，选择这样的名字并制造国际氛围，是为“说服野心勃勃的中国父母支付高昂学费的关键”。

　　此后，这篇将中国国际学校增长迅猛的执著与中国富人的增加直接挂钩的文章，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不少网友认为，国际学校收费高昂，纯粹是为了骗钱。

　　在《环球》杂志所进行的网络调查中，对“不送孩子到国际学校就读的原因”的回答，48.82%的人的选择了“学费昂贵”，相比之下，选择“教育资质不明”(19.36%)和“教育质量良莠不齐”(16.38%)的要少得多。

　　对此，卢敏军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无奈。他坦言，路透社的报道使他一度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对媒体的各类报道也深表忧心。

　　“其实，路透社对我们所收取的学费进行了夸张。我们的学费平均下来差不多是14万一年，其中11万左右是学费，其他还包括住宿费用、就餐费用以及其他学杂费。”卢敏军说。在牛津国际公学常州校区，所有的学生都是寄宿制，一个月只有两次回家时间。

　　对于校名，卢敏军表示，“我们从未在任何宣传上称我们与牛津大学有关系。牛津只是一个地名，而且我们公司确实在牛津地区有分校。取名字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是个学问，取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能够联想。我们取这个名字，在商业和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一年14万的费用，到底贵不贵？这些费用能换来等值的服务吗？

　　卢敏军告诉记者，学费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支付外籍教师薪酬的，因为他们的年薪为3万~4万英镑。“不用这个价钱，根本请不来好老师。现在我们还没有搬到新校区，只有60个左右孩子，但已经聘请了十几个外教，所以算下来就知道，我们所收的费用并不算夸张。”

　　伊顿教育咨询(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廖立力也指出，教师的成本是学费较贵的主要原因。伊顿国际教育集团是一家新加坡公司，在中国的8个城市设立了幼儿园和国际学校。成都是该公司在西部的主要拓展地区，已经设立了卓锦城幼儿园和时代豪庭幼儿园，并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再开办4所幼儿园，并打入重庆市场。

　　该幼儿园设有国际部和国内部，由于学前教育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内，所以在教育部注册后，可以同时招收中国本地儿童和外籍儿童。国际部是指班主任是外籍教师，全天都会陪伴孩子，用英语授课，所以孩子们一直生活在国际氛围内；国内部的班主任则是英语较好的中国老师，外籍教师只进行教学活动，不负责陪伴孩子们。

　　“国际部目前的收费是10万一年，国内部时代豪庭收费5万一年，卓锦城是老园，一年35000元，因为它的外教只有两名，比较少。其实相比大城市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中档的收费。它比一般幼儿园收费高，一方面是外籍教师成本较高，另一方面是小班授课，每个班不超过20人。”廖立力介绍说。

　　刚刚从人大国际班毕业、已经拿到圣地亚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宛(化名)告诉记者，自己一年的学费是4万，比本部的确是高了一些，但从结果来看，她觉得很满意，“我没有在本部上课，不确定我如果上本部，能不能拿到这个offer，但从目前的结果以及我学到的东西来说，我认为是物有所值的。”

　　“学费高，与高收费但没有达到承诺的效果，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熊丙奇说。据他了解，从国外引进学制、师资，开设几十甚至上百门课供学生选修，再加上一些学校定期组织游历活动，甚至是出国比赛和游学，收费贵是肯定的。

　　“我认为家长们不是纠结学费贵，而是纠结于这么高的学费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现在确实有一些‘国际学校’‘国际班’是骗钱的，但这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不能一概批评国际学校收费贵。”他说，“家长们选择时要睁大双眼，找能提供优质服务的学校，这才是关键。”

　　上国际学校，就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中外两种教育体制的理念、授课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接受国际学校教育的学生，很难再回到传统的教育体制里。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发自北京)

　　《环球》杂志记者/陈维(发自大连)

　　为什么要上国际学校？

　　50.71%的家长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孩子压力小，能获得智商和情商的全面发展；21.67%的家长认为国际学校教学质量好，对孩子上大学、出国留学、找工作都有好处。

　　可是，教育学专家和国际学校的负责人却告诉我们，情况并不像想像中那么简单。

　　“我们学校采用的是A-Level课程，要想考入牛津、哈佛这样的名校，必须要有3个A，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做到的。”牛津国际公学中国区总经理卢敏军介绍说。

　　他指出，许多家长对国际学校的教育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认为学生在这里便不用太专心课程，唱唱跳跳，参加些社会活动，仅此而已。但其实像麻省理工这样的学校，其招生门槛就是AAA，另外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学生在未来能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西方很多学校的招生观念，并不是招好的学生，而是招未来能有所成就、回报社会的学生。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样的学生，公立学校不太可能教出来。”

　　熊丙奇也指出，国际学校只是为家长和学生提供了一条与传统教育不同的途径，至于学生是否能考入好的大学，是否能成才，也要看学生本身的努力情况，并不是所有进入国际学校的学生都能获得智商和情商方面的全面发展。更何况，有的国际学校和国际班并不是完全采取西方教程体系，学生一方面应对留学考试，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国内的中考，压力反而更大。

　　那么，国际学校的学生接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枫叶教育集团市场总监申宗刚介绍说，由于1995年就进入中国，该校的课程体系已经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改良，现在比较适合中国的发展。理科的课程以国外课程为主，当然这也获得了中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用英语授课；文科课程以中国课程为主，加拿大教育主管部门也会进行认可，用中文授课。

　　在学分体系方面，枫叶教育集团的学校规定，学生需至少修满80学分，必修学分48个，选修学分28个及毕业过渡课程学分4个。在选修课方面则有200多门选修课，每门课的授课教师要向学生推广自己的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进行选修。下午三点之后，学生们进入社团课程，并不是不学习，而是通过课外活动学习。

　　另外，申宗刚补充到，学校有完备的育人体系。小学是“快乐教育”，中学是“三好习惯教育体系”，大学是“理想教育体系”，对学生品行的评价需要计入学分。

　　而对于牛津国际公学常州分校的学生来说，课堂上好好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课外的学习也很重要。

　　3月30日，该学校就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远距离拉练。尽管天气乍暖还寒，尽管此前1个月每周也都练习徒步6公里(从学校至常州西太湖蓝月湾来回)，也做了徒步的准备和耐力训练，但背上约5公斤重的露营背包，徒步15公里，在自己搭的帐篷里露营，对于这些十几岁的学生来说，仍不是件“没有压力”的事情。而学生们从这一活动中所获得的，也因人而异，但至少有助于体能的提高。

　　那么，所有这些教育，是否真的有利于留学？

　　天道教育集团经理高奕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该公司所做的留学咨询案例中，有不少孩子来自国际学校。

　　“许多孩子上国际学校的目的就是出国留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出国就行，现在，他们更多的是非常有抱负的，想上耶鲁、哈佛这样的名校。”高奕说，“来自一些正规国际学校的学生，素质非常不错，由于所学课程与国际接轨，社会活动和实践能力很强，很多还有特长，相对来说，更能为国外名校录取。”

　　申宗刚则表示，该校的学生几乎全部选择海外留学，特别是去加拿大。2013年的毕业生有1500人，几乎人人能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认为，尽管现在面临着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就业环境不理想，但“留学热”仍居高不退。“但是，在想去留学的人中，有许多人目的不明确，缺乏准备。80%以上的人出去就是学语言。我们学校的学生，经过多年的教育，对出国目的有着正确的认识，这样，在国外的生活就能有更大的收获。”

　　不过，他也指出，该校学生选择海外留学的另一主要原因是，接受过现有的教育体系后，已基本失去能力去参加高考。

　　对此，卢敏军有着更为形象的比喻：上国际学校，就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中外两种教育体制的理念、授课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接受国际学校教育的学生，很难再回到传统的教育体制里。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学历承认体系问题。”熊丙奇说，“我国是通过中高考这个统一的体系来认证你的学历，而国外是通过课程、学校来认证的。目前国际学校的教育还是属于非学历教育，没有学历，就只能选择海外留学。”

　　我为什么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我的孩子，在国际学校的4年，上的是音乐选修课，不是浅显意义上的唱歌什么的，而是深层次的，要上音乐史，要学作曲和演奏，要参与合唱，还要与戏剧社合作搞音乐剧。

　　Sophie(化名)

　　“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绝顶聪明的。”

　　这句话，使我决定把孩子送进德威英国国际学校——这是一所国际学校。现在，我的孩子已经考上了美国非常棒的大学，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没有错。

　　这句话是我的孩子中考以后，准备选择高中时，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的校长们跟我说的。这是一种极为陈旧的教育观念。孩子的智商能有多大差别？学校应该注意的不是孩子的个性与差异性吗？

　　在我看来，传统的教育体制就像是过独木桥，只能有一种选择。结果是，即使是最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也未必非常出色。他们苦读十几年，一直是“好学生”，结果毕业后发现，这个社会并不只为好学生而留，付出那么多，一接触实践可能就完了。

　　国际学校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种未必比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差的可能。

　　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是一种记忆式教学，老师教给学生，学生背了再还给老师，是一种应试教育，这已经非常落伍了。这种以知识集成为教学方式的教育不能适应现代时代的发展，因为这些知识在谷歌和百度这样的网站上搜索一下就可以获取了。

　　而一些国际学校沿袭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它强调个性的发展，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许多人对国际学校的教育有误解，其实它的强度也是很大的。它让孩子们有时间可以去多读些课外的书，让孩子在初高中阶段参与社会活动，比如关注社会和弱势群体的活动，这样他们可以较早地了解社会，并富有爱心。他们还可以自己组织很多活动，比如我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自己与同学们创立了个项目，给孤儿和农民工子弟做体检，并进行简单的治疗，像矫正视力之类的。孩子们到各个企业去游说，希望它们能对项目有所捐助。最后，成功为400多个孩子做了体检。

　　这些方面也许要花费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时间，甚至可以说没什么重大意义，但对孩子来说，他们从中得到的对社会、企业、人性的了解，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

　　在副科方面，比如音乐和体育，中国的应试教育里它们是可有可无的，但在国际学校这是一门专业，不仅有相关的活动和课程，还经常在国内外有大型的演出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发展，对于他们开阔眼界是非常有用的，这也会对他们的一生起作用。

　　比如我的孩子，在国际学校的4年，上的是音乐选修课，不是浅显意义上的唱歌什么的，而是深层次的，要上音乐史，要学作曲和演奏，要参与合唱，还要与戏剧社合作搞音乐剧。

　　最初我对这些也有看法，因为他是从公立学校转到国际学校的，英语需要提升，我认为这样的音乐课很耽误时间，但孩子乐在其中，还跟我表示音乐会追随他一辈子。

　　除了音乐，学校还开了绘画、雕塑等很多课程，让孩子在知识之外更有发展。

　　在课程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国际学校启发了孩子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有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孩子们一起做各种项目，不是接受考试，而是考核，并不以单一的成绩作为标准，而是综合考量。即使是考试，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实务成绩为主。

　　在公立学校，一个不喜欢数学的孩子可能上不了大学，但在国际学校，他可能有更大的发展。比如我的孩子，其实他的数学成绩在公立大学不算拨尖的，因为人家都上奥数班，他没有，但在国际学校里，他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甚至可以代表学校去比赛。我认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了解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了，不一定人人都要学那么深，都成为数学专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国际学校，职业规划也是课程的一部分，会引导孩子在这方面有所思考。现在有很多孩子，到了大三大四，你去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可能还是很茫然。但我的孩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想法，他现在在学校也很吃得开，这些都与他在国际学校接受的教育有关。

　　当然，我并不是说，国际学校就一定适合所有的孩子，而且国际学校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教师的流动性大、稳定性差，而且收费真的比较昂贵。

　　但是，它起码提供了一种体制之外的选择。据我了解，像北京非常好的中学，比如四中、十一学校都在这方面有所尝试，一方面是向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来进行这样的试探，总比所有的钱都流向境外教育集团的口袋要好。

　　(本文根据《环球》杂志记者对作者的采访所整理。作者的儿子小诚已经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从高中起就读于一所国际学校。按作者的要求，全文采用化名)

　　来源：2013年5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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