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城大风又起，一对母女正在米阳大厦外互相抱怨。母亲抱怨女儿学习成绩不好，高中会考挂科太多；女儿则反驳妈妈从小就不关心自己，学校的老师更是不可理喻……之后，她们走进了米阳大厦，大厦内有一家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周刊》2013年第5期封面

　　在大厦的第五层，一个开放式的大厅内坐满了前来咨询留学的人们，看上去像一个喧哗的证券交易所。而在这个“交易所”里，像这对母女一样咨询本科以下留学的人数竟然占到了三成比例。

　　一股潮流，正暗暗涌动；太多的水滴，都未满18岁。

　　第四次浪潮

　　留学，在中国大陆，曾是一个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涉足的领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波留学浪潮，以公派的访问学者为主，自费留学生非常少见。差不多四五年之后，留学人群中涌现了大量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的的自费留学生，作为真正的“海归”，他们学成之后的待遇令人艳羡。

　　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了第三波留学浪潮，新增加了不少本科生的身影。与前辈不同的，这批留学生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中国高考。他们中，很多人成绩一般，家庭富裕，在国外可以轻易上大学。这波留学潮的参与者，有很多却成为“海带”(海待，留学归来以后待业)、“海藻”(海找，留学归来找工作)。

　　看上去，出国寻找出路的前景正在渐渐黯淡，但在最近几年却兴起了第四波留学潮，“大众化”与“低龄化”是它的标签，主角是许多未成年的孩子。这些“90后”和“00”后们，主要的留学国是英美、澳新、加拿大和亚洲的新加坡。

　　新东方教育集团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2013中国留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在2011年总数基础上增长了21.8%，占全球总数的14%；2010—2011学年，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就比五年前激增100倍。

　　感受到这一趋势，新东方前途留学公司在2011年正式设立了美国中学分部，卢巍是这个部门的总监。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根据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显示，当年在美国持有F1签证就读私立中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3795人，而2008年只有4508人，4年间增长4倍之多。

　　对于这种变化，启德教育集团北京公司的总经理张杨有亲身感受。2008年，他正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曾在美国一家寄宿中学做志愿者，当时这家中学只有10个中国孩子，现在，至少有30个中国孩子在这里就读。

　　另一个数字来自加拿大，据温哥华教育局发言人海因里奇介绍，在2012至2013学年，温哥华幼稚园至中学12年级国际留学生总数达1086人，比上一学年增长约6.5%，其中中国学生645人，占总数六成。在与温哥华邻近的列治文市中学，2009年其国际留学生人数为450人，但在2011至2012学年，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已达425人。在新西兰，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大量未成年留学生，最小留学生才5岁。

　　出国的理由

　　在美国中学分部工作的两年时间内，卢巍遇到过许多的中国小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都有不得不把孩子送出去的理由。

　　卢巍听到最多的抱怨是“孩子在中国太累了”，即便是在小学阶段，仍有许多孩子在晚上12点才能做完作业，而作业的内容就是不断地抄写。同时，这些孩子还要在周末参加本校组织的类型不同的补习班，如果不去，孩子有可能学不到老师雪藏起来不会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

　　即使参加学习班，也不见得能获得老师的青睐。一位母亲告诉卢巍，她的儿子读五年级，最喜欢的事情是回答老师的问题，但新学期开学后，他的班主任一直无视孩子的举手。后来，在学校家长会时，孩子妈妈才知道这位老师有“举手费”，于是送去一张1000块钱的购物卡，但这张卡只换得孩子一天被叫起回答问题四次。这位母亲对卢巍说：“我有钱不假，因为孩子太小也努力接受中国的教育方式。但我不是二百五，如此没有性价比的教育会杀了我的孩子。”

　　一位家长告诉卢巍，他的儿子天性自由，喜欢异想天开，不是中国老师喜欢的“听话的孩子”。而且每次老师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男孩都要与老师辨证地“讨论”下，比如老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孩子就会分辩“科学其实也会带来污染”，老师后来干脆冷落了孩子，“他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这位家长曾经想忍耐这样的教育环境，并一度考虑在海淀区中关村花300万元买套一居室的学区房。在海淀区，最昂贵的学区房每平方米10万元，均价也在五六万。后来，这位家长想明白了，这笔钱足够他把儿子送到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

　　和变态的房价一样，特别的异地高考政策也是赶走一部分孩子的重要原因。在卢巍遇到的家长中，一位母亲自称“无助的妈妈”。她与丈夫都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待遇良好却不解决北京户口，按照现行政策，正在读高一的女儿必须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去参加高考。他们既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女儿的户口，更不可能陪孩子回到原籍，即使回到原籍，完全不同的课程和激烈的高考竞争，也不能保证女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把孩子送到国外，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各式各样的留学原因中，启德留学总经理张杨讲述了一个特别的故事。他曾接触过一位家长，因为孩子年龄小对空气变化敏感，在年初频繁出现的北京雾霾天中，几乎天天都被上呼吸道感染困扰，为此，他在家里安装了三台空气净化器，可又心疼孩子总是活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

　　卢巍也说，从2012年起，来新东方前途留学公司美国中学咨询的家长，在谈及为什么出国时，很多人把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环境问题列为原因之一。“一百个家长里面至少有三十个会明确说出对中国环境的不满。”

　　用脚投票

　　对于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离国出走，中国的教育部门并非没有注意到。2012年10月，教育部法规司公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为已完成义务教育的人群”。该规定如通过，小学和初中生就不能通过中介出国留学。

　　十多年前，官方甚至不允许高中生通过中介留学。1999年，教育部联合其他几大部委出台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就曾提到“中介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已完成高级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后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中国公民”。

　　面对越演越烈的低龄化留学热，教育部门的红线不断后退，且在过去十多年来，事实上也并未对低龄留学生进行有效的监管。对于即将出台的新规，留学中介的从业者们大多不以为然，这些低龄化的小留学生，其家庭很多都是非富即贵，即便不依靠中介去留学，依然可以通过资金移民、技术移民的方式带走孩子，“根本还在于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生存状况能不能变好”。

　　不过，即使中介公司也并不赞成小学生和初中生出国留学。新东方前途留学美国中学部对未成年人落地美国一年内的生活与学习进行过跟踪调查，他们发现，有10%的孩子会为语言改变、学习困难、与寄宿家庭间的交流障碍而痛苦，这些孩子很多都是高中段以下的。因此，卢巍建议，准备留学的孩子最好在中国读完初中。这样一来，孩子既能打下坚实的数理化基础，还可以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培养起孩子的自制力与独立性。

　　在很多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短信：“我不指望孩子能考上什么名校，我只是希望他能像我小时候那样——上、下学自己去，遇见陌生人不害怕，不用家长接送，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有蓝天也有白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吃上安全的食品，就这么简单。”

　　可惜，这些要求已是“奢侈品”。

　　留学班的故事

　　那个对话林文老师听了特别难受，她反复提起。

　　“这么大好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学习！我跟你生气是因为恨铁不成钢！”人大附中一名高二的A Level(剑桥国际高中课程)学生被一名老师呵斥道。

　　“这么大好的时间我为什么只能学习啊，有那么多可以做的事儿，青春就这一次，我为什么不能去看看电影，为什么不能上外边去跑跑去打个球，为什么不能谈个恋爱，干嘛就非得关在这屋子里坐在这儿做这个题，凭什么就得成钢。”学生平静地答道。

　　老师被气坏了。

　　在林文看来，这是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留学班里的孩子，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主动要求留学，还没出国，想法已变得特立独行。

　　提前出国的高中生林文是人大附中A Level班高三某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人大附中A Level班是与英国惠灵顿学校的合作办学项目，目的是针对不想参加国内高考，为希望直接申请国外大学的学生开设的高中预科课程。这里的学生可以拿人大附中高中学历与EIC(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资格认证两个证书。学费4万一学期，在北京多所重点高中的留学班中，这算是均价。

　　人大附中A Level项目开创于2004年，与其他学校相比，算开设得比较早的。

　　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人大附中A Level发生了很多变化。

　　最初，人大附中A Level只有一个班，20多人。现在，一个年级5个班，每年级招160人。而越来越多的学生，也不像八年前那样，按部就班上完三年的全部课程，很多人提前到国外读高中去了。

　　林文所教的班，现有23个学生，一年前，他有34个学生。

　　林文的学生王京在上完高一一年课程后便转去了美国，现在在美国密苏里州一高中读高二。

　　王京的家境殷实，他父亲年轻时曾在体制内工作十年，目前在国内做房地产。近两年，王父感到在房地产领域，不论是政策还是市场，都变数颇多，咨询几位朋友的意见后决定投资移民。目前王父在密苏里州已购置了几套房产。由于王家并没有什么亲戚在美国，未满18岁的留学生王京的监护人，是美国某华人房产中介，该中介和王父达成协议，负责照顾王京的日常生活。

　　多年前王父便希望儿子出国读书，希望孩子过一种很单纯的生活。除了对房产领域变数的担忧，让儿子出国还有个原因，他们全家都是山西户口，儿子不能在北京高考。

　　“就像个英国绅士似的”而在人大附中A Level高二学生易贺看来，就算能在北京高考，他也要出国读书。

　　下午4点半，人大附中旁边的麦当劳海淀黄庄店里，依旧挤满了人，红白相间的校服点缀其间。

　　坐在餐厅侧面的易贺吃着汉堡，十七岁的少年留着时尚但干净利落的像著名影星陈坤一样的“鱼蛋头”发型。

　　易贺和身边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一样，都没有北京户口。但在他看来，有没有北京户口，他都会去国外上大学。

　　易贺家境不错，父母都是商人。从小他母亲就带他去各个国家旅行。易贺觉得西方人“很好相处”。

　　“一直挺想出国上学的，也不是说出国追求多好学历，找一个多好工作，最根本想提高自己阅历，有这个经历之后，能更加了解文化，被国外文化感染，思想会提高一些，”谈起出国的原因，易贺说，“国外没国内管得那么严格，比如说服装发饰什么的，我觉得适当地宽松一点比较好。”

　　坐在他旁边的林文老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像他这样有造型的头发，在普高(人大附中普通高中)就不那么被允许。

　　易贺的学习成绩一直一般，但是体育非常好。“这孩子你一看就知道肯定不是个混的孩子，但是可能不太适合国内，咱们这儿(中国教育)是一白遮百丑，学习好怎么都好。”林文说。

　　去年，林文带着部分学生到英国游学，易贺给了她很深的印象：有点腼腆的易贺会在机场主动帮女生拿行李；当有的孩子抱怨自己分的宾馆房间看不到好风景时，易贺主动提出和他换屋子。“就像个英国绅士似的。”林文说。

　　这两天是人大附中A Level模拟考试的日子，易贺还要回去复习，他拿起了托盘将废弃物倒掉，和林文老师道了别。

　　成绩好的富家子弟

　　林文曾经在人大附中普通高中任教十年，在调到A Level的三年时间里，她越来越喜欢这些学生。

　　4月初，普高和A Level的高三学生一同参加体育会考。她的学生跑完后，纷纷跑过来主动告诉她会考过了的消息，让她放心，她也回给学生祝贺。

　　那天天气很热，有个在馆内进行立定跳远等项目的学生走出场馆后，看到林文站在太阳底下等着他们，便跑去给老师买了根冰棍儿，“不是说咱们孩子就有钱烧的”。

　　在高一军训时，全部A Level没有一个学生晕倒，这让她很震惊，“孩子们身体本身好，家里物质条件好只是一方面，这里更多的是这些孩子真的意志品质很好。”

　　在林文的班里，很多家长都相互认识，“这些家长其实是一个群体，有的学生表姐表妹一块儿来的，朋友互相推荐的，好多都是抱团来的。”

　　这些学生家长经商者居多，“绝大多数都有过在国外的经历，生意也好，游学也好”，在林文看来，孩子和家长互相影响，坚定了尽早出国的念头。

　　“因为(这些家长)见识过国外的教育，知道比国内先进，就想让孩子也去见识。就好像家长在外边儿今天吃的特好吃，说什么也得给孩子打包一份儿回去的心情一样”，林文对家长的心情很是理解。

　　家长毕竟不放心，留学班变成了一个缓冲，可以让孩子在适当的时候再出国。

　　在人大附中A Level刚成立时，学校很多人对其的印象为：考不上本部，家里有钱的才会去A Level混。在2004、2005年，A Level只有一两个班时，班里几乎都是成绩不好的学生。

　　而现在，情形已经发生了大逆转。

　　作为提前批次录取的人大附中A Level，2012年中考分数线为515分(满分570)。林文所在班级的学生当时的中考成绩很多都是520、530，甚至有一名学生成绩为550多分。

　　在林文看来，整个学校包括社会上都对留学班改变了看法，从“一帮小混混”变成了“他们是要主动出国上好学校的”。

　　这种改变不光是人大附中的留学班。一零一中学英语老师吴莹也对学校刚刚成立半年的国际班抱有很高的期待。吴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一零一中学之所以2012年才办留学班，是由于校长一直抵触，“校长不想弄，觉着这不就是‘人口贩子’吗？”而近几年，他们却发现，很多学生都在考SAT等国外考试，普通班里一个班会有三四个学生在高中阶段便出国。这才让一零一中学下定决心，开办留学班。

　　“适合自己的最重要”北京二中也于去年开设了留学班，目前有两届学生。每届3个班共60人。

　　今年高二的李倩是北京二中留学班的第一届学生。

　　一开始，李倩并没有强烈的出国意愿，父母也不太放心，希望女儿在国内读大学。

　　但是李倩中考成绩不好，分数不够进入一流高中。在普通高中就读，意味着很可能以后只能考上普通大学，仔细考虑后，她和家人选择了出国。

　　上高中这两年，李倩接触到了很多上过大学的人，她觉得，很多中国大学生就是在混，“除了玩游戏，好像他们老是睡觉。”

　　有个比她小一届的男生，在北京二中留学班念了不到一年便已经出国。在林的眼里，这个男生比较独立，社交能力还不错，他的家长也比较放心，“他觉得会考项目没有实在的意义，不想在国内浪费时间了。”

　　在李倩眼里，比她低一届的学生们，很多“都挺有思想的，成绩也不错，而且比我们当时要努力”。

　　林文的学生舒杨对中国大学有着和李倩同样的看法。她的一些哥哥姐姐告诉她，中国的大学太“混”了，也支持她出国的想法。舒杨自己的想法是：如果能上清华北大也还好，他们有很多交换生的机会和交流项目。

　　在人大附中A Level上高三的她已经被两所美国大学录取，在全美大学排名分别是30多名和80多名。但她更倾向于80多名的丹佛大学，“丹佛大学的专业更适合我”。

　　舒杨说自己在高一时也很注重排名，“当时的想法是怎么也得前30的，后来接触了解多了慢慢就知道，找适合自己的最重要。”(中国周刊记者 柯实 北京报道)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