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

　　欧洲文明危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专访中国驻欧盟使团前外交官王义桅

　　“西方文明的当代创新难以挽回现代文明的历史窘境。这一窘境，准确地说就是以普世价值自居的海洋文明之殇。”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在其新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说。

　　王义桅曾作为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在欧洲任职三年。其间切近观察和感受了欧洲的现状，试图从文明的角度解读2009年以来的“欧债危机”。

　　“为海上扩张而衰者，是谓海殇。”王义桅在书中这样定义。他认为，海洋文明曾让欧洲称霸世界，却因过度扩张而辉煌难再。

　　在反思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王义桅提出“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希望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仰视西方的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进行纠偏。

　　“在过去的交谈中，王义桅博士关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分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王义桅的这本书“将其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令人期待”。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十分欣赏王义桅对于中欧文明关系的评论与思考，“这本书将被寄予极大期待。我希望它能帮助欧洲勾勒出对华政策新蓝图。”

　　近日，王义桅就欧债危机的文明解读、中国怎样走向新海洋时代，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中欧文明关系等问题，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是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王义桅说。

　　欧债危机折射的是文明危机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布鲁塞尔任职时曾近距离观察过欧债危机的爆发，并试图从文明的角度解读欧债危机，认为其是一种过度扩张的海洋文明所导致的制度危机，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王义桅：首先，我认为欧盟的创立是因为欧洲海洋文明扩张到了极限，扩张不动了，所以回到欧洲大陆。以前英、法、德、荷、西班牙等国家在海上争夺殖民地，进行过多次战争，后来更发展为两次世界大战。他们最后已经无法继续承担扩张的代价了。所以欧洲一体化本身也是欧洲海洋文明衰落的一个结果。

　　现在他们虽然回归到欧洲大陆，却仍带有强烈的海洋文明的基因。欧洲人以前认为，全球化就是欧洲化，后来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首强后，就改为西方化，冷战结束后，又变成了美国化。但无论如何，这还是欧洲海洋文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外延。

　　欧洲对美国不那么排斥，是因为美国折射了它的成功。美国如今就是西方的代言人，而美国现在在世界上的霸权也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海上霸权---用航空母舰把全球管控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个世界市场纳入其体系中。这就是欧洲海洋文明的一种延伸。

　　再看看欧洲现在的处境，他们回归大陆搞一体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市场地区化了，观念上却还自认为他们代表的就是全球化。欧债危机出现后，他们光靠欧洲大陆又解决不了，不得不把美国人也拉进来，搞美欧自由贸易协定，把眼光又放到了大西洋，就是重新走向海洋。所以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处境，都是和海洋文明的收缩和进一步复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欧洲大陆的整体衰落和海洋文明本身的衰落也是密切相关的。以前为什么他们能殖民，能全球化？是因为海上贸易通道不仅成本低，还可以打破陆地上的限制，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陆地上，成吉思汗征战了2300万平方公里，已经到极限了。海洋则超越了这种限制，只要带着指南针，就可以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海洋国家纷纷崛起。

　　但随着现在各种陆上、空中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还有新材料的进步，许多产品不再需要笨重的集装箱去运输，海洋在全球化中作为一个载体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当年只要谁占领了海洋，就可以控制世界，但现在你控制了海洋，也控制不了世界。这一切都导致了海洋文明的衰落。所以欧洲作为海洋文明扩张的产物，就随海洋文明衰落而衰落了。

　　欧债危机背后折射的正是一种文明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其海洋文明的基因。欧债危机如此尖锐的原因，表面上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但为什么其最初不能统一呢，就是因为老百姓不同意统一。欧元设计者一开始就希望通过这种危机的出现来推动欧洲的一体化。但是它再怎么一体化也还是有局限性的。面对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庞然大物的崛起，它相对还是一个小的经济体。

　　更重要的一点是，海洋文明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扩张性，这使他们没有节约精神，没有自律。所以，欧洲的生产能力和它的消费市场总是不匹配。

　　现在欧盟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表面上是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但是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相对衰落的结果。欧盟可能还有一定进步的空间，它还在扩大，在深化，是有希望的，但是作为整个欧洲大陆来看，显然是在衰落的。它以前是主导世界的，美国出现后，它退而变成想争取世界的一极，而现在连争取这一极都有些力不从心，前有美国，后有新兴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欧洲重新走向海洋就能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呢？比如美欧自由贸易协定。

　　王义桅：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他们现在的处境，拓展市场。可能更有利于德国，但对其他的国家却未必。比如法国，要是和美国互相开放市场，它的汽车、文化产业、农产品估计都竞争不过美国。所以法国其实严重拖了欧洲一体化的后腿。现在欧洲一体化就靠德国这个单一发动机，英国则动不动要“闹离婚”。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趁机把欧洲一体化纳入它的轨道里。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在欧洲衰落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王义桅：首先，美国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欧洲的第一波衰落。现在欧洲面临的是第二次衰落，因为新兴国家也崛起了。美国是欧洲中心的终结者，但同时也是欧洲中心的一种延续，它把欧洲中心变成西方中心了，因为美国也讲欧洲的那套普世价值。尽管美国现在已经多元化了，但是它的根基还是在欧洲。

　　其次，美国在二战后，也借助欧洲一体化来阻挡苏联的入侵。所以，美国的支持是欧洲一体化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而北约的存在更让欧洲人不用在意防务了，直接搞经济上的一体化就可以了。但这也同时限制了欧洲只能在经济上一体化，而在军事上不能搞一体化挑战美国。美国需要一个在它所能容忍和控制范围内、并为它所用的一体化。

　　欧元的诞生实际上挑战了美国，所以在欧元诞生之初，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了，包括这次的欧债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欧洲一体化绝对不能挑战美国的霸权。所以美国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欧洲问题的。如果欧洲衰落得厉害，成为美国的麻烦，那也不符合它的利益。美国认为自己主要的“敌人”和挑战者是中国。它希望欧盟能帮助自己重返亚太，服务于其战略轨道。

　　海洋2.0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提到现在人类进入了深海时代，又称“海洋2.0时代”，能否说说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欧洲的海洋文明为什么不能适应现在的这个时代？

　　王义桅：第一个海洋时代的到来是由于指南针、造船术等的发明。海洋只是承担一个海平面的作用，就是承载一种运输交通工具和武装力量的投送工具的作用。欧洲的商业、武力和传教士都是通过海洋扩张到全球的。这种扩张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各国都在走向海洋，而且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也使人类降低了对海洋作为运输载体的依赖。

　　但是，传统的欧洲海洋文明对于海洋内部的价值开发得并不多。对于海洋本身价值的探索，人类还只是刚刚开始，这就是我说的海洋2.0。传统的海洋文明在衰落，而一种新型的海洋文明却正在开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在海洋的开发上没有太大的领先优势。在新一轮的海洋开发中，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动力，又是第一大造船国家，正在逐步实现赶超。比如现在深海钻井就是中国走在最前面。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是否具有“海洋基因”？

　　王义桅：中国人传统认为“四海一家”，但这是源于我们的祖先认为天圆地方，我们这块大陆四面被海包围，这种“海”还是局限于内海的概念。因为我们是大陆文明，所以我们没有“洋”的概念。中国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走向海洋？因为没有必要。天朝无所不有，可以自给自足，所以郑和只是下西洋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后来中国施行了海禁，因为(走向海洋)破坏了内陆的贸易，再加上海盗的滋扰，最后干脆闭关锁国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郑和当年下西洋并未留下殖民的脚印，这对于现在中国走向海洋是一种后发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何处？

　　王义桅：首先，欧洲曾经有过很多殖民地，但是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殖民孽债，导致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欧洲人分享福利，这给欧洲带来了沉重的包袱。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在精神上是清白的。

　　其次，欧洲以前局限于一种扩张方式，所以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比如希腊经济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原来的航运、旅游等产业。而在新的深海时代，他们反而船大难掉头，很难转型。而中国因为之前是一张白纸，所以容易后来居上。

　　还有，中国现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内陆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了。这也逼得我们必须往外走，走向海洋，占领更大的市场。另外，如果能在深海中找到新的能源，也可以缓解目前陆上能源的极度短缺。这就是需求产生的推动力。

　　《瞭望东方周刊》：那中国走向海洋要注意些什么？能从欧洲海洋文明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王义桅：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海洋文明，我们走向海洋必须要有文明和文化作支撑。欧洲是用基督教作支撑，中国要用什么？是否能挖掘并放大我们传统文明中的“海洋基因”？

　　但是我们不能重复欧洲走向海洋的老路，以为走向海洋就是争取海权、扩张海军，着眼海底资源，秉承赶超思维，只能将中国拖入与现有海上霸权美国的对抗之中。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与相关国家)在海上协作分工，维护共同利益。

　　中国走向海洋也不是简单的复古，因为我们以前的海洋基因是狭义的“海”的基因，靠海吃海，但现在是深海时代，“洋”的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去实现转型升级。现在的南海问题，就是因为海洋上的游戏规则我们根本还不会制定。这个如果不跟上去，走向海洋是走不远的。

　　另外，现在海洋文明本身就在转型，而中华文明又要从内陆走向海洋，这就面临双重转型，这是对中国走向海洋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中国悖论”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作为驻欧盟外交官在布鲁塞尔任职三年，据你观察，欧洲人对于中国有什么样的印象？

　　王义桅：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欧洲人还是非常尊重中华文明的。欧洲文明中虽有着东方的比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的因素，但中华文明对于他们长期以来却是陌生的。因为陌生，所以有距离感，感到很神秘，也很敬畏。欧洲人的触角曾延伸到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内的诸多区域，很多文明都被它殖民过，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所以，也有欧洲人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他们是一种挑战，甚至是威胁，因为他们搞不懂，也征服不了。

　　现在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欧洲人本想把它也纳入其普世价值体系之中，但后来发现中国作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也可以实现现代化，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经济持续繁荣。

　　2010年初，欧洲人中开始流行一句话：“看起来中国模式还真起作用了”。他们以前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迟早会崩溃，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中国走的是和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他们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市民社会，等等。

　　18世纪，欧洲曾兴起中国热。以伏尔泰、莱布尼茨为代表，对中华文明极度崇拜。因为那时欧洲经历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他们想要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但从其自身难以产生动力，而当时中华文明能给他们启发。后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曾经批评了这群人，认为他们为了自身的需要，把中国神化了，把中国坏的、落后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但不管怎样，当时的人们都清楚他们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典型来刺激西方的变革。现在也有一些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如今非常成功，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上反差非常明显。

　　比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说，以前我们很辉煌，但是那是“昨日辉煌”，现在中国才是真正的辉煌，创造了奇迹，这就显得美国梦、欧洲梦都黯然失色了。所以这些人对中国崛起、中国梦还是很警惕的。

　　事实上，中国崛起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大国之间此起彼伏的循环。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中国崛起也不是以完全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庞大文明体的复兴，这是西方人从没遇到过的。因此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来源，但同时也是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之所在。

　　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那么你认为中国今天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欧洲文明？

　　王义桅：我之所以说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被欧洲打败了，就由“天下观”变成了“民族观”，观念里只有东西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把我们的思维局限了。事实上，现在除了“东西”问题，还有“南北”问题。不能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过，就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对人类文明作者出更大的贡献，对文明有更大的担当，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东西南北”一起考虑。

　　如果我们不破除仰视欧洲、崇拜欧洲的神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自觉，也认不清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梦很简单啊，就是拥抱普世价值，按照西方的思路改革就可以了，有这么简单吗？欧洲人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了，还能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吗？所以我们应该破除这种路径依赖的思维方式。

　　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首先就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角度来看待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反思我们超越170年来的纠结。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绝对不是“接轨”。如果你长期以来仰视西方，会把它的东西当成自然的。现在很多人就把西方的理论照搬过来套用，但那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中国的复兴是一种原生文明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实现全球化、现代化，它有恢复历史的因素，也有面向未来的因素，还有当下的复杂因素，西方的那一套东西难以涵盖中国今天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复兴要有文明的担当，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它对于整个人类的贡献和价值都是巨大的。

　　我所说的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是指要超越欧洲近代以来的文明和它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实践，重新认识中国今天的发展对于东方、对于世界未来和全球化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明方面的启示。

　　在改造的基础上，我们要重新挖掘我们的原生文明。以前我们否定过的东西可能又适合人类的发展了，也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发展。

　　更进一步说，我们要回到世界，明白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未来趋势。

　　以前我们研究欧洲、研究西方，都是简单拿中国来比较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把欧洲现在的处境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然后再看中国和欧洲的关系，这是个三角形的关系，都要经历人类历史这个共同媒介。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已。应该回到人类这个共同的主题，而且要更加关注人类的未来，即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这才是文明的担当。

　　长期以来我们学习西方都是实用主义的，因为我们国家不独立、不富强，所以我们缺什么就去学什么。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你首先要搞清楚它文明的精髓是什么，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去学习。我们现在相对能够平视西方，能心平气和、兼收并蓄地学习了。不是说不学，但是欧洲人也在学我们，大家都要相互学习。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足以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要创新、转型发展。创新是面向未来的，谁能抓住新一轮的创新，谁就能引领下一轮的产业革命。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在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又规避可能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王义桅：鸦片战争以来，也有人认为西方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孔子也有民主思想，天朝无所不有。我认为这显然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所以对待西方不能是情绪化的一种反应，要么全盘西化，要么一概排斥，这都是太极端的方式。我们现在需要心平气和地寻找一条更具包容性的道路。

　　中华民族5000年来，受过两种异质文明的重大影响。一是东汉末年传入的佛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也是被排斥的，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自信而成功地把它变为中国的佛学和禅宗了。第二种就是西洋文明，从明末开始传入，那时候还是小打小闹，直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冲击，及至甲午战争，这种冲击更巨大，因为我们不仅被西方打败，还被西方的徒弟日本打败，所以全盘西化的思想就开始流行。

　　后来孙中山搞民主革命，就是把西方的思想拿到中国来嫁接，但是是机械的，不成功的。直到我们改革开放30年，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才开始在近代以来关于东西方的纠结中找到一些自信。这种自信包括三层涵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种自信是来之不易的，不光来源于30年来的探索、60年来的实践，甚至是170年来的血的代价，还有观察500多年来“西方中心论”破产的结果。

　　我们今天必须要有这样的自信，但自信不是让你去自傲，去排斥其他不同的东西，不是让你裹足不前。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兼收并蓄的，现在我们能否把欧洲的“普世价值”，像当年的佛教一样，包容成一种更大的，更加实质性的，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和为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的人类共同价值？(文/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