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台湾作家舒国治绝对是资深驴友兼资深吃货，爱玩，爱吃，并且深谙“玩”和“吃”中的门道。活到 60 多岁，他几乎从没有上过班，因为受不了早起和办公间的禁锢。他是“舒”式生活的代言人，把游手好闲和自由散漫这样不太好听的词演绎出了品质和态度。

　　没有什么比“闲”更重要

　　文/ 陆彦 图/ 部分由舒国治提供

舒国治在台北家中

　　有了钱，有了时间之后，怎样玩好吃好？这是困扰当代中国人的两个大问题。台湾作家舒国治是解决这个难题的高手。舒国治近年在大陆出版的多本与美食、旅行、闲逛有关的书籍—《理想的下午》、《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以及最近出版的《门外汉的京都》，或许可以让困扰中的中国人获得一些启发。

　　在这些书中，舒国治呈现了他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籍贯浙江宁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速发展的台北长大；与当时急速发展的社会氛围相反，他不愿上班，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闲”；青年时代深受美国文化熏陶，深入美国腹地旅行；后来将旅行版图扩大到世界各地；近年来深入到大陆和日本尝试“慢车旅行”，同时还在台湾各地反复深入旅行并尽情品尝各地小吃等。舒国治把他又“穷”、又“慢”、又“闲”的旅行人生经历，尽情呈现在这些书中。

　　近日，《外滩画报》专访了舒国治。请他就全世界各地的旅行经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经济条件下选择旅行目的地，对旅行文学的传统和看法，以及作家记忆中和现实对照下的台湾等方方面面，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我不是追求数字记录的旅行家”

　　Q ：在你新书《门外汉的京都》大陆出版畅销之际，请问为什么要取名“门外汉”的“京都”呢？

　　A ：之所以称“门外汉”，有好几个意思。第一，我不通日文，无法尽知日本人生活中的诸多琐事。到头来，终只是个门外汉。第二，京都处处皆太美，哪怕只能站在门外墙外，已有看不完、赏不完的佳景，故我很甘于在京都做门外汉。第三，人生不可太强求，亦无需太贪多，故虽只在门外，没进去细窥堂奥，却已教人满足—我很希望学习这种满足。日本物价不低，近数年日币又强劲。但只要精打细算，还是很多地方颇能一游的。不说别处，只说京都，一天花七八百人民币把吃住玩皆搞定，也大有人在。

　　Q ：向大陆读者推荐十个你去过的心水之地？

　　A ：我去过的国家并不多，欧洲、美洲、亚洲加起来，也总共十几个，无法与那些努力追求数字记录的旅行家相比。如果要推荐十个地方，倘以城市言，则巴黎、旧金山、京都、桂林、慕尼黑、佛罗伦萨等皆是很教人增长见识的；若喜欢聊天、喝茶、吃些小吃，还可加上台北；倘要看至清至冷的安静风景，则还可加上斯德哥尔摩。

　　Q ：你 1970 年代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受到文坛瞩目，但并没有沿着写作道路一直走下去，而是告别 1983 年的台湾，到美国生活了 7 年。为什么？

　　A ：去美国是当时恰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正好乐于四处游看。7 年之中，并不都在公路上，但每次有个两三个月连续在路途中(通常是夏天)，已极富“浪迹”之感。住定在城市里，不管是在自己租的房子、是在兄弟姐妹的家中、是在朋友家中，还是在打工时住的宿舍，还是比在旅途中时间多些。但因没干什么稳定的工作，又没有人生的规划，整个 7 年，一言以蔽之，还是属于流浪的状态。

　　我甚少注意所谓公路旅行的作家。我和他们的区别或许是我写得比较少。我在旅行时或流浪时，心中没有要去写的念头，更没有想借旅行去达成做作家的念头，也没有“去流浪”这种一如时尚的念头。

　　关于在国内的旅行

　　Q ：中国文人素有游历四方的传统，你印象深刻的有哪几位？

　　A ：明末的文人很懂得享受生活，当然不少也很懂旅游，不只是徐霞客、王思任、王士性而已，也不只是袁宏道、李流芳、祁彪佳、刘侗而已。近代作家，吴稚晖、郁达夫、李璜、因是子、张恨水等，皆是很爱旅行、也把游记写得很好的名家。1920 年代，有一个台湾彰化人至内地深游，叫洪弃生，写了一本《八州游记》，亦是教人佩服。但许多文学大师是不旅行的，像鲁迅、沈从文，太多太多。

　　Q ：你认为喜欢旅行的作家和不喜欢旅行的作家，在人生态度、写作题材和风格方面有什么区别？

　　A ：足不出户，对很多人而言是一种根本不会动摇的绝对观念。那样的人，压根没有“出游”之念。旅行往往出于过度的好奇。当然，有些人的好奇是借由在家中读书或搜寻资料来满足。一般而言，大多数作家由于伏案写作是生活主轴，几乎占了太多时间。旅行，不免只好搁下吧。鲁迅与沈从文，便是例子。

　　Q ：你第一次来大陆旅行是什么时候？分享一些你在大陆旅行的记忆。

　　A ：第一次到大陆旅行是 1992 年。1990 年代最有兴趣的是古典的名山，如黄山、华山、五台山、恒山、天柱山等。再就是自然景观，像桂林、黄河壶口瀑布、杭州西湖等。另外，历史掌故下的景点，我也乐得一探，像《西厢记》所言的普救寺，像李白与汪伦的安徽泾县桃花潭，像文征明、唐伯虎、沈三白住过的苏州。其余像成都的茶馆、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外滩等也可以是旅程中很好的游憩处。甚至乘坐长途卧铺火车，经过吊脚楼的村寨等都是很好玩的经历。近 5 年，大陆各地城市化太厉害，建设也太多，很可能老年代的风情马上便要消失了。

　　Q ：你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A ：近两三年，我旅行得较少。写作，我一向写得少，但近年反而显得多些。但我计划将两样皆降低，多留些时间锻炼身体，像打打内家拳什么的，也多留些时间写写毛笔字，一来把年少时临帖所开的一点头，在中年再延续下去，二来也是另一种伏案，更是某种修心养性。另外，我不可能不出游，只是尽量不跑远，在台北四处喝喝茶、聊聊天，也在台湾东部、南部小规模游览，这便是我的最近计划。

　　记忆与现实中的台湾

　　Q ：你老家浙江，生长于台北，请为我们描绘一下你成长期间的台北文化小景。

　　A ：父母亲讲的皆是宁波话，只能讲宁波腔很重的普通话。我父母若在，皆是过了一百岁的人了。家中吃饭，当然是家乡菜，绝不见辣椒，也不见豆豉。偶尔有乡亲制的臭冬瓜，也会出现在饭桌上。巷口叫卖的宁波年糕，是挑担子来卖的。我妈妈听到是浙江口音，便偶也开门买上一叠。

　　1960 年代，台北市的东面，所谓大安区，皆是稻田与无数的小溪，这是“半乡”。台北市的西面是城内(四个清朝的城门以内)，有十来家电影院，乘公交车 20 分钟可自大安区进到城内。从我家步行七八分钟可抵我的小学，中间经过不少田埂。同学中不少出身附近农家，回到家多半打赤脚，他们家里还有水牛。每家人都有电力、自来水，也都可听收音机。收音机中的音乐与广播剧，便是我们受熏陶的早期艺文经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北，仍能多见 1930 年代的老电影，像 1939 年的《乱世佳人》常常会放，《魂断蓝桥》亦是不断地重映。摇滚乐三字，差不多要到 1960 年代末我们才懂得说。之前的 10 多年，只称“热门音乐”。摇滚乐队的团名，太多太多，绝不只是“甲壳虫”而已。

　　Q ：如果大陆读者想像你一样进行比较深度的台湾历史、风俗、文化、建筑等旅行，你觉得哪些地方为必到之地？

　　A ：原住民犹多的台东、花莲、竹东，可以一去。台北、台南，可以一去。台南是最早开发的城市。高山上的茶园、温泉，可以一去。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亦可以接触一下，例如，找一些咖啡馆坐下。夜市，有人说是台湾的特色。我认为，无需一去。它就像大陆的花鸟市场。你说，需要去吗？

　　Q ：你觉得上海、香港与台北相比有哪些相似之处，以及不一样的地方？

　　A ：上海、香港、台北，这三个地方皆是市民最世故也最懂得自身利害的华人城市。倘若要上海人、香港人、台北人不替自己把买房子的事情先规划好，几乎不可能。同时，他们的综合文化素养也最好。其中尤以上海的小老百姓最让我佩服。许多开出租车的或弄堂里的大叔，他们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但文化上的见解仍很丰厚，分析事情头头是道，足见上海这块地方在这一两百年的市民人文积淀蕴原就深有根基。

　　倘说急功近利，很多人皆观察到香港人最走在各城市之前端。主要香港是弹丸之地，人与人贴得最紧，也最讲求效率。我曾注意到，香港朋友聊起他要辞职，往往下个月的新工作早已找好。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台湾，我所见的台湾青年，若要辞职不干，不干就不干，根本没想到下一个工作在哪里。另外，香港与上海的美学，也比台北高明。香港的平面设计或老百姓的穿着与配件之选用，自 1960 年代一直到 21 世纪初，皆比台北有美感得多。自五十年前香港出版的《大成》杂志至现在的《明日风尚》(它的版式出自香港编辑团队之手)，台湾的所有杂志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水准。

　　以建筑与室内设计言，台北亦是最差的。上海的旧建筑极有佳例，胜不胜数；哪怕是近二十年老百姓自己买了小区的公寓，极多的设计与装修，我看在眼里，也大叹确比台北有美感多矣。可见这种文化的深远根底，委实很有影响。在住房上，台湾人几乎比全世界都要差。这理由，必然有不少在于自 1930 年代起战乱不断，后来又忙着弄一些急就章的经济效益，几乎像是赶紧脱贫，于是生活中应该蕴含的美感也就索性抛下了。只要去看看富豪们住的豪宅有多么糟糕，再看他们宴请宾客吃饭所选的菜色与上菜步骤，便知台湾原本很寻常就该有的生活美学是多么的遥远。再去看每年太多公司行号与县市政府制作极多的礼品、周记本、记事本、纪念品等等，几乎是惨不忍睹，与生活贴近的美感累积太不够了。

　　Q ：《台北小吃札记》里众多物美价廉的小店还在吗？

　　A ：除了三四家歇业外，其余皆在。至于价廉物美，只能说台湾涨价涨得比较少，有些相对于内地，还算便宜。

　　Q ：除了台北小吃，全台湾的小吃，如果必须尝试，你觉得哪些是可以入选的？

　　A ：太多太多。像高雄市中山横路一号的“三代春卷”，台南仁德的“阿裕牛肉火锅”，新竹的“新大同饮食店”，花莲的“牛巴达”牛杂汤、大港口的“巴歌浪船屋”太平洋创作料理，台东圣母医院附设中午蔬食餐厅，像台南盐水的“猪头饭”，像基隆庙口的圳记红糟鳗等等，不胜枚举。

　　Q ：你现在是否还如书中描述的那样遍尝小店小吃，还是已经转为在家就餐为主？

　　A ：是在外面吃饭较多。家中只做简单的饭菜，一星期在家吃饭大约四五顿。

　　Q ：如何安排生活、旅行和写作？

　　A ：在家的时间已大幅增多。我的专栏安排得不多，一个月尽量不超过六七篇稿子，如此人比较安逸。出书，亦以编集昔年写的旧稿为主，不让自己太多伏案，这样往往使自己更能游刃有余来面对更多的人生事体。近年来比较远的旅行或比较周折的行程，已开始减少。

　　Q ：请给我们描述一下你的台北家居一天。

　　A ：我家的房子是租的，房东原就装了空调，只是我不开罢了。不愿意待在密闭空间里。我通常中午左右出门，如果内子烧了饭，我就吃过再出门。如果没烧，我就在外头吃午饭。出门，先在我家附近走路，温州街、青田街、永康街，这几条街经过，只需十来分钟。接着找地方坐下，一般而言，找咖啡馆坐下，为了写稿子，约二小时。太长便待不住。如无写稿子压力，则去某几个店里坐坐、聊天、喝茶，算是一种串门子。这样的店铺，人必须在自己的城镇找出几家，才会游荡起来左右逢源。晚饭再与内子一起吃，有时也会与朋友约了一道吃。一年中与台北或外地来的朋友饮宴，也不下六七十次。若只是平常之极的和内子吃饭，吃完一起看场电影，便是极好的夜间娱乐。亦有时一起去小酒馆喝杯红酒。每两个星期，会出城(如中部或南部)两三天，一来游玩，二来顺便吃点小吃(作为写稿之用)。这时多半乘高铁。每一个半月，则会赴花莲、台东旅游。先乘传统火车，抵达后再租车自己开着四处游览。这是我的平日生活大概。

　　Q ：你在《理想的下午》中透露出理想的下午乃至人生必须先得一个“闲”字。那么，对付“穷”字，该是怎样的心态？

　　A ：“穷”是每人自己心中衡量的问题。有人拥资产千万，仍感到穷，那么他可能胸怀太巨大。亚健康、重压力的人，仍必须花下大心血、大力气去拼命赚钱，是还没换一个视角去思考他的人生而已。如要费尽千辛万苦才能稍挣多一点，索性别妄想脱贫，安于做一个半贫的小老百姓算了。

　　穷，也可以一辈子活得还不错。只要你自己不要看不起这个字就行了。我的《穷中谈吃》一书，讲的就是昔年哪怕穷人家也吃得不错的舒国治在台北家中缅怀，也带有吃的诸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