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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安全感调查:最不放心食品

2013年06月20日 08:06  《小康》杂志 微博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国人的安全感?《小康》希望通过调查能揪出这些潜在的“杀手”。在20个各种各样的可能影响到安全感的因素中,受访者选择最多的五项依次是“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环境污染严重”、“所在城市贫富差距过大”、“医疗得不到保障”和“信息财产安全容易泄露”

国人安全感调查:最不放心食品国人安全感调查:最不放心食品

  四处抢购黄金的“中国大妈”红了。

  “中国大妈”其实并不仅指参与抢购的妇女——只要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不透明”足够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中国大妈”。新浪网友杨洋的这条微博,道出了部分国人的内心感受。

  戏谑背后,每个人都真的有过“中国大妈”的举动。十年前,“非典”来袭,板蓝根瞬间成为“金凤凰”,被国人争相购买;前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危机,中国各地又上演“抢盐”闹剧;2012年,当传言中的“末日”临近,蜡烛又变成了“奢侈品”。今年一至四月,随着雾霾天气来袭、禽流感疫情出现,国人抢购的已不仅仅是口罩……

  中国人会为哪些安全问题担忧?哪些城市的人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安全感评价最高?2013年4月底,《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分布,调查置信度水平在95%以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中国平安小康指数”分别从社会治安、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经济安全、心理安全等五个方面进行衡量,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统计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本年度“中国平安小康指数”为75.2,以上五个方面的指数分别为82.3、67.5、81.7、70.1、74.6,均比上年度有所提高,其中社会治安指数升幅最大,比上年度提高了3.1,心理安全指数升幅最小。

  《小康》还重点对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厦门、长春、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太原、呼和浩特、重庆、成都、西安、兰州这16个城市居民的平安感进行了调查,去年排名垫底的广州,今年来了个漂亮的“大翻身”,上升至第二;今年新增加的调查城市长春则成为了真正的“黑马”,摘取到“冠军”的头衔。

  影响国人安全感首因:不放心食品安全

  “总体来说,您有安全感吗?”

  在《小康》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调查中,男性受访者占比51.5%,女性受访者占比48.5%,受访者年龄集中于26至45岁。这些人当中,过半受访者表示有安全感,其中46.6%的人“比较有安全感”,8.5%的人“非常有安全感”,这两个数据分别比2012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相应地,今年表示自己“不太有安全感”和“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各占比12.8%和2%,分别比去年降低了5.1和2.1个百分点;还有30%的受访者给出了“一般”这个相对中性的答案。

  今年5月初,《小康》还联合新浪网在网络平台发布“2013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问卷,在参与网络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比例高达70.3%,女性占比29.7%,受访者年龄集中于36至55岁。这些人当中,选择“一般”的最多(34.4%),其次是“比较有安全感”(28.1%),再次是“不太有安全感”(27.3%),接下来是“特别没有安全感”(6.3%)和“非常有安全感”(3.9%)。

  虽然明确表示自己缺乏安全感的人并不算特别多,但在心方向心灵成长工作室资深心理咨询师李序看来,中国人还是普遍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安全感恐怕已经形成了大家的“集体潜意识”,“可以说,大部分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安全感。”

  国人的很多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安全感的缺失,比如抢购,比如恋爱时不停地向对方确认到底爱不爱自己;再比如从网上看到或从其他人那里听到关于食品卫生、治安状况、地震预言等消息的传言时,能够做到“完全不信”的受访者仅占比3.5%,其余的人则都会不同程度地相信那些非官方发布的信息,并做出一定的反应,其中29.4%的人会“四处打探消息”,7.8%的人甚至会因此而恐慌。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国人的安全感?《小康》希望通过调查能揪出这些潜在的“杀手”。在20个各种各样的可能影响到安全感的因素中,受访者选择最多的五项依次是“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环境污染严重”、“所在城市贫富差距过大”、“医疗得不到保障”和“信息财产安全容易泄露”。如果单独分析影响男性和女性安全感的因素,则会发现男女确实有别,男性更容易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地政府对犯罪打击力度不够”对他们的安全感影响最大;而女性更容易受到议论纷纷的干扰,“经常听到别人议论违法侵害事件”对她们的安全感影响最大。

  在心理咨询室里,李序所面对的来访者,大部分为女性,“女性常常吓唬自己,她们的想象特别丰富,总是说我觉得某个人或某件事会如何如何,这种负性的想象往往是导致她们安全感低的主因。”李序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女性的很多想象并没有真的发生,“而她们却要用没有发生的想象来构建自己的行为,这就比较可怕。”

  与“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成为影响国人安全感最大因素相应的是,七成(71.7%)受访者表示了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在《小康》连续四年发布的“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排行榜中,“食品安全”也是连续四年排在榜首。

  虽然71.7%这个数字比去年81.8%的数字低了10.1个百分点,但其却比列在榜单第二位的医疗安全高出了28.4个百分点,足以说明了“食品安全仍是最大不安”的现实。

  瑞安一高中食堂早餐惊现老鼠头和胡须根、江苏团伙用老鼠肉冒充羊肉销往上海江苏等地、农夫山泉陷入质量门、美素丽儿奶粉掺杂过期奶粉、费列罗巧克力惊现活蛆……2013年以来出现的这一系列食品卫生安全事件,让民众惶恐不已。

  这一问题亦引起新一届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日前,李克强总理针对掺假羊肉和毒生姜等食品安全问题指出,一定要高度重视、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新成立的国家卫计委就食品安全标准和风险监测评估等工作专门下发通知,再次强调要在2013年底前完成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清理。

  5月1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机构改革“三定”方案公布,食品安全的主要监管部门由从前的五个减少为现在的两个,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和农业部。而新的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增设三个司局监管食品安全。次日,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保健食品“四非”专项行动。国家食药监管总局规划财务司负责人王小岩说,目前在中国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要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

  公众对医疗、交通、环境安全担忧度提升

  2013年4月20日,江西景德镇乐平市6岁女童小颖,在乐平市第二人民医院做左腿矫形手术。手术后,小颖的爸爸戴胜亮掀开裹在女儿腿上的被单后,发现小颖原本无需手术的右腿被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左腿却毫发无损。事故发生后,更为恶劣的是,女童父母签过字的麻醉知情同意书和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关于手术名称的描述有被改动的痕迹,女童父亲称,“两份知情同意书上的‘左’字被改成了‘右’字。”

  除了医生“左右不分”外,近年来还有各种各样的离奇医疗事故频繁发生:2011年10月,重庆一已婚妇女原本要做安环绝育手术,却被值班医生弄错手术顺序,于是绝育手术变成了人流手术;2013年2月,西安一名男子因为腹痛到某大医院就诊,不料回家后却发现病历上写着“月经大致正常”字样……不久前,78岁的老人黄瑞光出院,搭乘院方有偿提供的救护车,车上却没有医护人员,只有一名司机贸然地将老人伸出鼻孔外的胃管插到了吸氧机上,造成老人腹部肿胀,口鼻眼流血身亡,虽然医院表示“不会推卸责任”,但他们却认为“这一事件肯定不是医疗事故”。

  由医护人员甚至医院司机酿成的这些“不靠谱”医疗事件,尽管只是个案,但从中折射出的却是医疗服务行业的监管缺失,以及医院方面管理的混乱无序。而频发的医疗事故也降低了公众对于医疗安全的信任度,“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吗?”面对这个问题,只有47.7%的公众回答“放心”,人数尚未过半;在“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排行榜中,“医疗安全”超越了交通、环境、社会治安、隐私、信息等其他14个领域内的安全问题,排名第二;这也是“医疗安全”在此榜单中首次排在“老二”的位置上,2010年和2011年,“医疗安全”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去年又“回归”到第三位。

  与去年相比,今年公众对于“交通安全”和“环境安全”的担忧度也有小幅提升,分别占据了榜单第三和第四的位次。去年,有网友总结道,“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样的说法引起了许多国人的共鸣,今年以来,“中国式过马路”遭遇了“史上最严厉”的整治行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纷纷向“中国式过马路”宣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视。2013年,除了“中国式过马路”外,“中国雾霾”也备受公众关注,面对雾霾天气,以及“死猪事件”、“偷排事件”等环境污染问题,谁能给“环境安全”上个保险呢?

  守护2012年12月18日,北京,上学高峰期,24中校园保安都“全副武装”上岗。

  社会治安状况改善

  公众呼吁“加强学生安全意识”

  《小康》调查显示,对于所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仅有7.5%的受访者觉得“不安全”;过半受访者觉得当前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较去年好转,仅有7.0%的受访者觉得当前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较去年差,其余受访者则认为保持了去年的稳定态势。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在连续四年发布的“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排行榜中也有显著表现,从2010年到2012年,“社会治安”一直排在榜单的第二位,今年则降到了第五位。

  在“城市中最让公众缺乏安全感的场所”排名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娱乐场所、火车站、城乡结合部、网吧和马路上,虽然学校的安全状况并没有进入这个排行榜的前五位,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对校园安全有着很高的满意度,今年以来,多起校园事故,直接影响了公众对于校园安全的满意度,只有43.4%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中国的校园安全状况感到满意。

  2月27日上午6时15分左右,湖北襄阳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发生踩踏事故,导致11名学生受伤,4名学生因抢救无效死亡;4月15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通报了一则“该校一医科在读研究生病重入院,寝室饮水机疑遭投毒”的消息,投毒嫌疑人正是黄洋的同寝室室友林某;“复旦大学投毒案”引发的震动还未消退,4月16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两名学生因玩游戏,由口角而动武,导致一名学生死亡……最近海南万宁一小学校长陈在鹏与当地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带6名女学生开房的恶性事件,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禁要问:怎样才能保卫校园安全?

  参与“2013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的公众普遍认为,“开设与校园安全相关的课程,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是维护校园安全的最有力措施。

  “复旦大学投毒案”和“南航宿舍杀人案”发生后,《小康》还对百余位学生进行了调查,45.1%的受访学生觉得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太会影响自己对同学的信任程度,31%的受访学生觉得这些事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对同学的信任,还有13.3%的受访学生觉得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对同学的信任,觉得完全不会影响自己对同学信任度的受访学生仅占比10.6%。

  “很多人在网上感谢宿舍同学的‘不杀之恩’,虽然是玩笑话,但能感觉到,同学间的信任度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心方向心灵成长工作室心理咨询师李婧分析说,“现在很多学校都以成绩为导向,所以同学之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竞争,据报道,复旦大学投毒案发生在同宿舍的同学之间,其实他们也没有特别大的矛盾,都是小摩擦,却已经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与社会、学校和家庭也都有一定的关系。”

  学生如果在校内遇到危险事件,最佳的处理方式是什么?56.2%的公众建议“及时求助社会相应机构,如110等,并保护现场”,25%的公众建议“第一时间向学校或老师报告”,16.1%的公众认为应“先逃离危险,其他事情过后再说”,还有极少数公众提议“自行处理”。

  平安城市榜:长春、广州、杭州位列三甲

  继2010年发布“12城市居民安全感排名”,2011年发布“15城市居民安全感排名”,2012年发布“16城市居民安全感排名”之后,今年,“中国平安小康指数”在重点对16个城市居民的平安感受进行调查之后,再度发布本年度的“16城市居民安全感排名”。

  长春、广州、杭州位列三甲;厦门、太原紧随其后;长沙、济南并列第六;接下来依次是上海、西安、北京、重庆、武汉、郑州、成都、呼和浩特和兰州。

  今年新增加的城市长春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黑马,很多外地人对于长春的平安状况也许并不了解,认为长春排名首位有些意外,但长春本地人对此并不十分惊讶,“虽然有一点没想到,但我相信长春还是有这个实力的。”长春市民郭帅告诉记者,他感觉长春的治安状况比较好,经常能看到民警巡逻,小区里时有安全知识等讲座,心里感觉很踏实。

  2012年,长春市在逐步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稳步推进“平安长春”建设,努力打造“全国治安一流城市”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今年又部署了“安全建设年”工作。在4月7日举行的全市“安全建设年”大会上,长春市长姜治莹强调说,城市安全一头连着发展稳定大局,一头连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

  广州这一次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去年,广州排在最末位。曾经,人们提起广州,都离不开小偷和抢劫猖獗的话题。2006年,《小康》在读者和网民中对中国37个大中城市的治安状况进行调查评选,广州被列在了治安最差的十大城市之首。《小康》记者赴广州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后,推出了“聚焦广州治安”的封面故事报道,分“治安篇”和“社会篇”对广州治安问题进行了剖析,当时,作为广州公安局研究室智囊之一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更是中国问题。”

  7年之后,广州的安全状况终于有了较大的转变(详见本期《广州治安:从倒数第一到跃居前列》)。

  转变不易,从一座座城市的进步中,才能看到整个中国的进步。《小康》调查显示,从总体上来说,公众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安全评价较高,只有12.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不安全”。2013年,是诉求、是理想的“平安中国”和是现实、是行动的“法治中国”,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被中国人践行着。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吉吉提供的支持。《小康》特约记者欧阳海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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