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座飞机的制造工厂，碰见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亚裔以及各地的移民者，我们统称他们为“造飞机的人”。他们有的能决定飞行领域的未来，有的只是在流水线上重复焊接螺丝，这些围绕着飞机生活的人，有的并不知道，他们在默默成就全球人的飞行梦。

　　Elizabeth H. Lund:波音民用飞机集团747项目副总裁兼总经理

　　Elizabeth H. Lund的办公室，跟我们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这位波音公司民用飞机747项目副总裁的办公室就设在Everett工厂厂房的四楼，简单得甚至在我们看来有些简陋的内部装修，让刚刚从非常有未来感的豪华的747-8商务舱里走出来的我们有些不太适应。比邻加工车间的那面墙是一整片玻璃，这样从她的办公室可以随时俯瞰整个车间的状况。一切都相当质朴，实用，甚至在办公室里仍然能听到分贝较高的工厂生产的噪音，但一切又都井井有条。在这片以理性构造出来的空间里，Elizabeth本人是这片灰色建筑里的一抹明亮的色彩。Elizabeth不是你在西雅图或者纽约的街头能随处看到的那种美国女性。她在大学里主修的是机械工程专业，这专业的女性比例一直很低，但近距离地接触，你完全看不出她的工科背景。她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态度充满了温情和感性的色彩，让你感觉她更像是一位公共关系专家，或者是一位外交官，跟她交谈的过程绝不紧张，因为她用她柔和的声线让一切话题变得轻松活泼，但进一步的交谈却能发现她对于窗外正在进行的一切的熟悉和专注，她的理性和条理感此时才会突显出来，并且跟她的个人风格融为一体。如果要用一个合适的模板来形容她，我只能说，更有亲和力版的克林顿·希拉里。谈到造飞机，Elizabeth先说到的却是生产牙膏。在她1991年来到波音工作之前，她曾经在联合利华下属的一个子公司工作，那时候她的工作是设计一条牙膏的生产装配线。Elizabeth说生产牙膏和造飞机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同，但最大的差异是造飞机会让你觉得靠近梦想更近一些，人们在这里工作有更大的热情。刚来到波音让Elizabeth感受最深的是人们对飞机的热爱，不论从事何种的工作，四万多人的工厂，从最底层的清洁工到普通工人，到设计师和工程师，每个人都对最终的产品，一架一架飞出厂房的波音飞机充满着热爱。从Elizabeth的办公室俯瞰过去，整个工厂每个人都在有条不紊地工作，在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支撑人们的东西除了报酬，还有对这一架架精致的庞然大物的情感投入：人们热爱他们辛勤工作造出的东西。Elizabeth说，在她的职业生活中，几乎没有完整休息日的概念，只要有客户的需求，或者有状况出现，作为高层管理者她都必须马上出现。

　　在二十一年的波音生涯中，周围所有人这样的热情和感染力是支持她马不停蹄地工作的动力。在波音二十多年，从737到747到787的所有机型她都有参与设计建造，Elizabeth说起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在747洲际客机的第一个机型建造的过程中，该机型因为具有非常大面积的技术革新，难度非常大，很多部件比如机翼都不得不采取与原设计完全不同的方案，导致工期拖延，当时全世界都不看好这个方案，但当最终站在试飞跑道上，看到747优雅地毫无瑕疵地起飞返航时，她终于感到多年在这个机型上的长期辛苦地工作是值得的。当Elizabeth轻描淡写地说出这次经历时，我们作为听者却完全能想象到那是一次多么重要的试飞，不仅在波音历史上，而且在每个参与制造的人的生命中。而这群造飞机的人仍然在一起创造新的历史。Elizabeth说，当她站在现在看过去的人生时发现，她曾经的人生目标竟然真的在这里实现了，她现在所做的工作正是她当初刚刚进入波音时所理想的工作，这种美梦成真的感觉，有时候真实得有些让人害怕，但意识到她所做的正是她所梦想的事业时，她肯定会抓紧这太过珍稀的机会。最后当说起中国，从1972年中美建交开始，波音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去年正是中国和波音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目前在中国，波音不仅是大供应商，也是重要的采购商。以西安飞机制造厂为主的中国飞机生产商已经在为波音飞机生产不可缺少的零配件，而波音正在迅速扩张规模的中国民用航空业甚至私人飞行器市场也占据着大量的份额。当我们问道目前有多少来自中国的私人飞机订单时，Elizabeth狡黠地笑了笑，“这个，我必须为客户保守秘密，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目前确实不少有来自中国、亚洲、中东等国的私人VIP飞机的订单。”“那747-8后的下一代波音飞机会叫什么？”“这个数字，仍然是秘密”。

　　Elizabeth的理性和条理感在谈论制造飞机的流程时才会突显出来，并且跟她的个人风格融为一体。如果要用一个合适的模板来形容她，我只能说，更有亲和力版的克林顿·希拉里。

　　R.Blake Emery:波音民用飞机机舱内部设计总监

　　作为波音公司机舱内部设计部门的传奇式人物，BlakeEmery是以类似于白袍巫师甘道夫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领导了十几年波音公司主要机型内部设计的老男人，岁月的沧桑很自然地出现在他并未经刻意修饰的脸上，却并没有让他显得苍老，睿智，游刃有余，自信而又谦和，这些属于这个年龄的特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加上一头银发，更像是福音中的智者。“当我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打算做什么，但我确实知道我不想做什么。第一，我不想做老师，因为做老师真的很辛苦；第二，我不想为波音公司工作，因为我长大的社区，周围的所有人都在为波音工作。”已经在波音工作了三十个年头的Blake是这样开始介绍他在波音的生涯的。“在我长大的社区，我周围所有孩子的老爸都是波音公司的雇员，只有我父亲不是。”在那个年代的西雅图，家中有人是波音公司的雇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年轻的Blake试图和这种传统保持距离。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他在远离西雅图的加州一所教育机构教授人际沟通和团队建设的课程，这时几位波音公司的人慕名来到他的课堂，请他回波音公司下的一个教育部门教他所擅长的课程，离家多年的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一个不想要做老师也不想为波音工作的人，最终在波音公司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三十年的波音生涯。

　　五年后，他成为波音发展教育部门的一名主管，接着被调到波音的组织及团队发展部门。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协助波音的管理层组建合理高效的团队，Blake在大学里所学的组织心理学知识此时有了用武之地。团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人际关系中的心理层面调试和调整，Blake在这个部门的工作主要就是协助团队的成长和成熟。之后他又历经多个部门的工作，并开始领导波音的设计部门。很难想象一个如此大公司的设计部门是由一位有着教育背景的专攻组织心理学和团队建设的人领导的。当我们问到他的领导方式时，Blake坦诚地说，他并非波音这些主力机型内部设计的直接设计者，他在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将设计团队的专家们组织起来，从全世界的波音公司的用户中收集用户体验反馈，并将有效的反馈意见提供给设计师们。领导一个部门，重要的是团队工作的经验，而并不一定要有直接的操作经验，Blake在他所领导的团队，更像是一名导师和协调者，以他成熟的视野和经验来掌控团队的方向和工作方式。

　　曾经的波音公司制造飞机的标准只有两个，稳定和效率。飞行速度和油耗是主要的努力方向。但在民用航空工业日益成熟也日益竞争激烈的今天，飞行体验逐渐成为一个产品机型重要的标准和要求。在Blake看来，机舱的内部设计则是最直接影响乘客乘坐体验的部分。机舱的内部空间构造，穹顶设计，色彩，舱内窗户的设计乃至座椅的位置、高度都是乘客体验极重要的一部分。要将这些考虑因素加入到设计和制造中去，需要建筑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多个方面的专家，而Blake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专家组合在一起工作。747-8的内部设计最突出的部分就是更加宽敞合理的内部空间利用和为乘客提供更良好的视觉体验。

　　在参观过程中，Blake热情地张开着双臂，就像一个熟知自己孩子身体每一个部分的父亲一样，把这座有些未来科幻色彩的机舱介绍给我们。这个在波音工作了三十年的男人，从最初的逃离到最终的回归，他以三十年的锻造，让看似虚无缥缈的飞行梦想，变真正的钢筋铁骨，并以一种最柔软舒适的形式，呈现在飞机之内。

　　Nhon Ong & Tanya Ho越南裔夫妇

　　丈夫：项目工程经理

　　妻子：技术工程师

　　那个时代，有不少亚裔淘金者都怀有美国梦，而这镀金的过程，其实并非易事。他们的后代能在波音工作，俨然已是典型美国梦成真的范例。

　　走在Everett工厂里，能看到的亚洲面孔并不多。西雅图本身的亚裔人口比例在美国范围内并不算少，根据2000年的调查，约为13.4%，最近十年又有较明显的增长，虽然没有办法和加州相比，但也高于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但在波音的基层车间里，华裔或者亚裔的比例很小，反而是对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的中层，亚裔的数量相对较高，比如像工程师和部门经理这样的职位还是能经常看到亚裔的身影。原因大概是美国的亚裔族群普遍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往往期望子女有较高学历，不太鼓励子女加入蓝领阶级。

　　Nhon Ong和他的妻子Tanya Ho是越南裔美国人，两人分别就职于波音公司下属的不同部门，从1990年开始，这对亚裔夫妇已经在波音工作了二十三年。Nhon目前是波音的项目工程经理，妻子因为要养育小孩中间休假十年，去年才回来工作。这个越南裔家庭的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二战时期的中国。Nhon的父亲在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国南方举家逃到越南，在北越经营一家五金店。但战后越南一直动荡不安，经历了1960-70年残酷的越战，频繁的政治动荡和中越边境战争，华人在越南的日子非常难过，1980年Nhon父亲一家只好决定放弃在越南的家，再次举家迁移。一家十口人漂泊多日来到位于印度尼西亚的一所难民营，在难民营里居住了六个月，终于被美国政府承认为战争难民，于是又漂洋过海来到西雅图，并在这里扎根下来。Nhon说他其实一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的姓氏如果用中文写是“翁”字，而他的妻子，上溯四代也是从中国来到越南的。而最终他们却在西雅图相遇了。

　　可以想象一个华人的大家庭放弃了在家园的一切来到这里时的无助和艰辛。Nhon回忆说小时候家境不好，但父亲极重视子女的教育和传统的保持，送孩子们去当地最好的中文学校。他是家中的次子，还在念小学时，父亲有一天就对他说，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工程师，这样会对家庭是一个极大的帮助，这个愿望就一直留在他心中，直到他考取美国的大学，就果真顺着父亲的意思选择了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就来到波音工作，并在这里结识了同样来自越南的妻子，结婚安家，现在有了两个儿子，夫妻两人都为波音工作，事业成功而稳定，是亚洲文化里标准的幸福美满家庭。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一个标准的美国梦的故事。来自海外的一贫如洗的移民们，靠着追求梦想的动力和辛勤的工作就可以达到幸福的彼岸，上个世纪美国的兴盛和繁荣靠的就是这些失去了家园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人们的艰辛劳动。Tanya带着确信的语气说，

　　在美国，You dream big, you workhard,and you can have it. 至今这样的确信仍然在影响着美国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人们大概都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而努力工作，波音的成功大概也正是因为它把这个企业的梦想和众人的梦想连在了一起，所以这么大一群人一齐向前努力，才创造出这样伟大的企业和产品。

　　谈到目前家庭的梦想，Nhon说他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有很高的期望，跟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很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将来能成为医生，其次是律师，再次才是工程师。Tanya很赞成丈夫的想法，因为她自己的家庭里，她的几位兄弟姐妹都是这三种职业。Nhon说现在还很年轻的孩子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最终他们会知道父亲帮他们做的选择是最好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亚裔家庭的写照：父母们非常看重子女的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中产，低调，谨慎，勤劳，价值观相对传统而保守。结束采访的时候我们请Nhon和Tanya在正在建造的747-8机型前翩翩起舞，我们抓拍到了他们两人幸福的瞬间。23年的时间，这个家庭和波音公司完全联系在一起，波音成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柱石，这种关联在当代的中国可能已经难以想象。

　　Carrie Shiu 邵梁慧君：民用飞机集团产品行销部项目管理专家

　　自从王助(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协助波音公司创办人威廉-波音立波音之后，这间公司就一直都有华人的身影，直至现在波音总部共有一千四百位华人员工。

　　我们是在波音的用户体验中心遇到这位来自中国香港的邵梁慧君的。最初听她用流利的英文为我们讲解波音公司的历史，我们还以为她是ABC，后来她换用地道的广东话和不那么地道的普通话跟我们交流了解她的背景。Carrie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1991年中学毕业从香港来到美国堪萨斯大学念书，选择了很少有女孩子会念的航空工程专业，师从美国著名的航空工程专家Jan Roskam。问到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一直以来由男性主导的专业，她说，从小家住在香港启德机场附近，每天看到飞机起飞降落，那时候乘坐国际航班还大多是专属于富有的生意人的权利，小时候的邵梁慧君觉得能在天上飞来飞去是很神奇的事情，于是从小就想在飞机上工作。年轻的女孩子当然最想做空姐了，她的家中有几位姐妹就是港航的空姐，但她因为学习太好反而做不了，所以来美国念书的时候选择了航空工程。邵梁慧君告诉我们，身为女性并且是亚裔，身份和性别上的特殊性给她有不同于很多波音员工的经历。波音公司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有大量军用生产线转为民用，所以整个公司的结构一度很像军队，工作方式非常理性，对女性员工来说这种结构会相对难适应一些，但在波音工作的十四年里，可以感受到女性员工的比例和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她现在也参与一个女性领导的项目。同时亚裔员工相比白人来说，更为勤奋努力，却不是那么懂得积极发声，影响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而她现在也为波音的亚裔员工协会工作，推动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在波音公司的运作管理中的作用。来到美国二十年，邵梁慧君告诉我们她早已适应了美国的环境，丈夫也是香港人，一对儿女，他们一家四口在西雅图找到了归属感。偶尔会去香港，却发现二十年间香港已经变得有些陌生。“回去的时候发现启德机场早已废弃不用，家附近再也看不到童年时代那种飞机来来往往的景象了”。

　　Derek：747-8配置工程师

　　波音公司有许多位Derek这样的中层，他们学历不错，在工作上游刃有余，并且大多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Derek是在Everett的第一线工作的工程师，他的主要工作是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客户沟通，保证波音飞机的装置搭配和内外观设计符合客户们的要求。比如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国家，对飞机外观颜色、文字的要求，内部机舱的装置、座椅的要求都有不同，他的工作是保持和客户的沟通，让正在装配中的生产线时刻按照客户的需求来生产。Derek目前的服务对象之一就是中国，他与波音在中国的主要客户之一Air China保持密切的沟通。我们问他来自中国客户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时，他说，中国的客户的要求一般都比较容易满足，不像中东地区的客户需要很多的特别订制。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机身上的简体中文不能印错！Derek每年会飞行到很多国家和地区，他声称最喜欢亚洲航空公司的服务，比如大韩航空的服务和日航的食物，还有各国不同的文化。在这份工作中，他可以从头到尾地监督一架飞机的成型过程，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成就感和奖赏。

　　Shaun:机舱装配线主管

　　像是每一部美国电影里都有一个身材圆胖的可爱老人一样，我们此次波音之行同样遇到了这样的角色，他代表了大部分美国蓝领阶层。Shaun身材浑圆，性格豪爽坦诚，一口美国腔，讲起话来声音粗犷，但实际上性格温和。我们是在747-8的顶层机舱装配线上遇到他的。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装配线上指挥他小组的工人们安装舱内电路和座椅。Shaun在波音工作了六年，六年前，他曾是一位卡车司机，开着美国高速公路上常见的那种超大型擎天柱式的卡车。然后他来到波音，接受了四个多月的训练，从最基层的生产线工人开始做起，一直到今天。与工程师和设计师们提供理念和施工图不同，每一架波音飞机都是Shaun这样的生产线工人用他们的双手一个一个零件装配起来的。一架飞机在工厂的装配周期大约三到四个月，每年Shaun们可以把四架他们亲手造出来的飞机送出工厂，飞往世界各地。Shaun和他的妻子生活在西雅图，他的月薪大约在五千美元左右，每周工作五天，每天按照三班倒的方式工作八小时，遇到订单增加，需要赶工期的时候也会加班加点。平常他的爱好是陪妻子一起去出游，或者在自家的后院BBQ，这就是一位典型的美国蓝领中产的生活。美国制造业曾经的辉煌就是由他们亲手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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