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钱先生逝世后匆匆已过十二年。如今回溯我们和钱先生逾半个世纪的交往接触，他的言谈与待人处事的方式并没有随着岁月而在我们脑海中逐渐淡薄，逐渐消逝，恰恰相反，却是越追忆越觉得味道醇厚，越感到人格风范所具有的力量。

　　钱先生大行前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活！”大家都知道钱先生乃无神论者，尽管著作里常援引宗教经典，而杨先生则相反，尽管她并未皈依任何宗教。我后来读到杨先生记述诀别场景的文字，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幅生死契阔的图像。我揣测，钱先生望着妻子哀痛欲绝的面容，不希望她萌生与自己相聚地下之念，于是便有了这最后一次思想交流。十二年倏忽而过，杨先生出色实践了丈夫临终愿望，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令我辈“年轻人”十分惭愧，因此接杨先生电话，嘱写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文章，唯有“恭敬不如从命”。由于李文俊病后记忆力有所衰退，我们议定由我执笔完成。

　　我第一次看见钱先生是1954年夏天，在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上。刚参加工作的我和文俊都是工作人员，文俊在西方组(有缘聆听钱先生妙语如珠)，我在苏东组(无缘与钱先生交谈一语)，与我们在《译文》编辑部的本职岗位相一致，不过我们当时还只是同事而已。在《世界文学》从作协并入学部之前，我并未视钱先生为“同行”，直到我在文学所图书馆借书从书后借书卡上“惊骇”地发现钱先生对德语书籍的阅读既深且广，这已是十年后的1965年了。于是我也步文俊后尘，特别关注钱先生的著作。

　　文俊见到钱先生要比我早上两年。1952年他自上海复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北京，未工作先得学习马列。学习地点恰巧在西单大磨盘院毛选英译办公室的正对面，有几次在狭窄的胡同里与钱先生“邂逅”。《译文》1953年创刊，文俊跻身“元老级”编辑，“文革”前曾不止一次去中关村平房教授宿舍组稿。《吉尔-布拉斯》(选段)便是由他最后组成的。(他还记得钱先生夸他“还是李同志比上次来的那位说得清楚”。)大概早在此时便留下了后来说他口才“赛苏张”的印象，一笑。此后，文俊每次遇到钱先生，总会成为他调侃或交流思想的对象。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文学所借书处谢蔚英书桌前(美丽的吴兴华夫人当时任出纳员，杂家吴晓铃先生也常在这里出没)，大谈伊恩-弗莱明与○○七。在谈到“愤怒的青年”时，他认为Kingsley Amis 的 Lucky Jim还不是最有趣的英国作品，写得最好的校园小说还要数Mary McCarthy的The Groves of Academe。我从文俊的转述中立即感到他与我们前此交往的教授学者不太一样，并不轻视与排斥不太正统的俚俗文学。这使我们这样来自上海弄堂的“阿弟阿囡”顿生出“碰着隔壁无锡老伯伯听伊魁至几句”的亲切感。

　　“文革”中，我们常与钱先生在学部大院大字报空隙间相遇，用点头、微笑传达我们的祈福心情。下干校了，我和杨先生有缘在农舍“联床”半年，相处愉快，当然也同时增加了我们与钱先生的熟稔程度，甚至可以私下传阅文俊偷偷带下去的英文小说，上面留有两位先生“力透纸背”的铅笔记号，至今仍珍藏于吾家书柜深处。

　　“文革”总算无形中渐渐结束，我和文俊又成为上班族，与钱先生的关系又成为“工作关系”。然而，无论面晤或书信都已稍稍染上了熟人的随意色彩，尤其是钱先生令文俊代查资料的便条上几乎每次都会打上几句“棚”，调侃一番。我因为与杨先生比较熟，也为钱先生代借过几次德文书。这些书原来就是文学所的，后分给了外文所，钱先生借阅不再那么方便。我后来翻阅《管锥编》，才知道我还有幸为巨著出过绵力呢。因为上面引的德文材料，有些便与我所借的资料有关。其实钱先生看书是过目不忘也做有笔记的，他仅仅是为了落实未曾引错才再次查阅的。当时钱先生要查中文古籍，在文学所有两位志愿者，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要查外文书，杨先生拿不动了，便托薛鸿时、董衡巽、文俊与我借出让他核实。我往往只管借，其他事情由文俊代办，因为他腿勤，见到钱先生的机会较多。我们的小小出力竟然获得了厚重的酬谢，钱先生很快就应我们之求赐予墨宝，录赠了他的一首旧作《寻诗》(1949)：

　　寻诗争似诗寻我，佇与追逋事不同。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孙过庭书谱论作书，五合曰偶然会作)

　　旧作寻诗写应

　　条幅上共钤章三枚，右上角为阳文“槐聚”，左下角则为一阴一阳的“钱锺书印”和“默存”。条幅中小字“孙过庭书谱”等语，并不见于《槐聚诗存》。我们揣测系钱先生用心良苦，知道我们古文底子欠佳，不明“参虔礼谱”(虔礼是孙过庭的字，孙系唐代书法家，工楷行草，尤以草书擅名，著有《书谱》)指的是什么，特地为愚夫妇所加的注。

　　钱先生了解和怜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行事作文往往身不由己，鼓励我们尽可能不作违心之论写应景文章，要讲老实话，写真正有灵感的文章。如他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所说的那样：“文学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我们退休后虽然也想写几篇“偶然欲作”的文字，可惜“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成绩缺缺，真是有违钱先生的殷切期盼了。

　　1980年，我调入研究室，此后便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于是又出现了五十年代时的情况：一切全靠文俊转述。我得知钱先生始终关心我们的工作，例如：八十年代初一封复文俊的信中，先是对文俊说了几句客气话：“得信承代查书，感谢之至。Frost诗的本文，我在选本中看见，劳你抄示，尤见办事周到。”接着便详尽解答了文俊提的《喧哗与骚动》一句拉丁语引文“Et ego in Arcadia”的问题，还列举出两个原始出处，说是两幅画的标题(与文俊在美国后来新出的Nouton版The Sound and the Fury 注解本中所说的大致相同)之后，又半开玩笑地答复原文中为何紧接着又谈“hay”(干草)的事，他说：“‘Hay’的意义不知。你在上海开会，忘了请教那些‘美国文学专家’，真是当面错过。太可惜了！”顺手把对专门学问知道得不多却很会“来事”的某些人扫了一梭子。钱先生自然不便率尔操觚，替文俊将句子译出。后经文俊苦思冥想，总算琢磨出一个既符合人物性格却还贴切原引文的译法(见译文社大开本版第43页)。书出版后送书请钱杨两位指正，倒未听说钱先生有什么指摘。仅仅说：“顷奉惠赐大译，感喜之至。承问道于盲，妄言妄语，何足挂齿，乃蒙序言中挂贱名，尤觉惭惶。”因为他原先对文俊译此书是很有些担忧的。在上面那封信里他还提到：“Faulkner的小说老实说是颇沉闷的，但是‘Ennui has its prestige’，不去管它了。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大概过了一两年，钱先生托人带给文俊一本英文刊物Translation(Winter,1978-1979)，并附一封短信，说“最近美国翻译中心邀我去开会(我当然不去)，并送我一些刊物，其中一种，和你们的《世界文学》很相像，即以奉贻。该刊物刊登本年度获得翻译金牌奖 W.Trask的有关报道；Trask是现代美国最大的翻译家(语言多，质量高)，所里Auerbach: Mimesis就是他译的，想来你必乐于知道。”文俊对钱先生忙于著述之际还能想起自己，感到很高兴。我当然也是。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文学所从创办到“文革”，西方的书籍大抵是钱先生挑选订购的。所以才会藏有一些有价值的书，当然，这些书现在都归并入社科院图书馆了。信里提到的那本书是德国学者奥尔巴赫于1953年所写的中译为《摹仿论》的一本学术著作。

　　而钱先生对我研究多年的德国作家黑塞的一句评语更曾引起我久久思索。事情发生在1993年，文俊有一次从院里回到家中，说方才遇见钱先生，钱先生问佩芬在做什么，文俊说在研究与翻译Hermann Hesse，钱先生马上接口说，“黑塞是个骗子！”那口气正像钱先生平素评论国内的某些空头专家时一样。由于评语分量颇重，使我不敢即时向钱先生进一步讨教，未料先生不久即缠绵病榻，直至不起，令我无缘深入亲聆教诲，成为终身遗憾。在我为这句话感到困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翻阅钱先生的著作，终于在他喜欢采用的比喻方法“言有尽而意无穷”，“舍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中获得启发。按文俊的分析，钱先生最不满意西方某些学者、作者，不懂中国文化，却凭自己的让人料想不到的大胆猜测，乱下断言，无疑是欺世盗名。他骂黑塞是骗子，可能是指他写东方思想上有欺世盗名之处。但我却隐隐意识到，说不定并非直指黑塞，而是指向各国形形色色的诠释者，很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文章某些部分仍然含有旧时遗风。钱先生的话引起我的警惕，使我在几年后所写的《黑塞研究》一书中，尽可能根据事实说话，而不预设框框。我虽然囿于能力无法站在更高的立足点，去评估各种不同观点，让人觉得有客观罗列材料之嫌。但无论如何，总要强似欺与瞒，误导读者，成为又一个骗子吧。

    黑塞毕竟还有些自知之明，因为他在《谈谈中国》一文中也承认：“我们过去对古老中国哲人所作的评论，大概比我们实际认识的要多些，事实上也许只有很少书籍记载着的是本质性的内容。”事实上，钱先生对有真才实学、肯于下死功夫的学者还是十分尊重的。他在答复文俊所问关于庞德的一封信(查文俊记载是1980年7月25日)里写道：“Pound诗虽然看过一些，不甚熟悉。方志彤 Achilles Fang是我清华同学，即《围城》英译本译者序中所说‘Among his intimate friends was A. F. ’etc,哈佛博士，现在哈佛，已退休；他的‘Pound与中国’论文，因卷帙繁重，拖延未出版，而microfilm本早为一切研究Pound者(包括叶在内——叶指叶维廉，芬注)手边不可少的参考。我去夏在哈佛，由他们招待午餐，请方作陪，我正式建议把他的论文出版，席上他的同事和学生一致同意并表示愿意负担一部分印刷费用。”在另一封仅署“即日”的信里，开头照例拿文俊开涮，笑说他是“追风骥”，接着又谈到方志彤，说“方先生精通希腊文，在家里和他的德籍夫人讲的就是佩芬所擅长的语言”。都贵为院领导了，钱先生还不受羁勒，熬不住要和小人物打“棚”。

　　五十年代迄今，我们始终是钱先生的忠实读者。他的小说和散文语言幽默，譬喻奇巧，寓智慧于谐趣之中，颇能启迪我们的理智和想象。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编》因内容排列为无关系的一、二、三、四，而受到“缺乏系统性”的指责。我认为，其实“无系统”正是钱的创造性所在，谁能用“杂碎”拼成巨著呢？这才叫“自成一家”呀！朱光潜的《诗论》中论陶潜说：“陶读书大抵采兴趣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黑点为笔者所加)。在这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这段话恰恰可以用来形容钱先生和他的两部学术著作，只需把儒家、道家改成中国、外国即可。此外，《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都不止一次援引了十八世纪德国作家诺瓦利斯的文字，其中有两句引文颇能显示钱先生治学的特点和方法，转引如下：“叙事一恁联想，如梦中景物，宛转关生，不加组织。(Erzhlung,ohne Zusammenhang,jedoch mit Assoziation, wie Traume。)”“诗之高境亦如音乐，浑合大意，婉转而不直捷。”(Hchstens kann wahre Poesie einen  allegorischen Sinn im groen haben und eine indirekte Wirkung,  wie Musik usw, tun。)两句引文均出自诺瓦利斯的Fragment，为钱先生亲自翻译。此书乃作者死后他人所编，汇集了诺瓦利斯生前未问世的残稿，书名也是编辑者所起，意谓“断片”、“杂碎”、“未完成稿”，Fragment一词作为书名不易译，钱先生译成《碎金集》，十分妥切。诺瓦利斯英年早逝，作品数量不多，影响却至今不衰，他的问题：“人类往何处去？”“每个人都是从一棵古老帝王树上萌生而出的，但是，仍然具有这一出身来源印记的人又有多少呢？”这正是至今仍然有效的探索个人发展停滞不前的问题。《碎金集》从诗、哲学、宗教和科学的角度阐释宇宙和人生，每个片断都貌似零碎和互不相关，却在基本主题上密切联系，因而全书归根结蒂是完整的有机总体。从这个角度看钱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似乎也恰恰相同。

　　最后谈几句我们所感知的钱式幽默。钱、杨两位在我们凡类眼中不仅是师长，而且是大家，但是杨先生从来不让我们称她为老师(时至今日，阿猫阿狗都成为“老师”了)，钱先生更是常常自然而然地让自己处于比我们这些草根(四十多岁仍是助理编辑)更为“草根”的地位，杨先生则说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定级起至今始终未加变动，令我不禁想起黑塞的一句名言：“所有较高级的幽默都是由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而产生的。”试举几例：如八十年代初，在一封答复文俊求教美国诗人庞德问题的信里，钱先生在点拨之后，又自嘲说：“这对你的问题毫无帮助，交白卷而东拉西扯掉枪花，免于为张铁生而已！”今天的九○后恐怕知道张铁生、黄帅、谭厚兰、啥大富(我听上海来京串连看大字报的女红卫兵因不识“蒯”字而将这令人闻而丧胆的赫赫大名念成这三个字)的已经不多了吧！又如，九十年代初，文俊纯粹出于虚荣心作祟，写信给钱先生为自己起名甚俗的一本小书《妇女画廊》题写书名。

    钱先生不仅写了一横一竖两种格式供文俊挑选，还在一侧空白处写道：“我因右拇指痉挛，这两年谢绝一切题签之类的，聊以藏拙。但你来信善于措辞，上可比‘游说’的苏张，下不输如‘说因缘’的鲁智深，就不得已献丑一次。如有人问，请说是一年前勉强我写的，a little lie ，我盖的章也是历来用的旧章，不是去年一位名家送我的新章。”其实文俊为人木讷，哪里有什么“赛苏(秦)张(仪)”、“盖鲁达”的本领，如果说有，无非就是有一次在干校见杨先生洗被单实在吃力，抢过去代为漂洗而已。另一例是杨先生婉拒文俊为《世界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的约稿，说那部稿子“已送给薛鸿时同志，让他译毕全书统一修改，以后就是他的东西，与我无干了。”钱先生大概是为了缓和气氛吧，在她信的下方附言道：“电视上时睹风采，甚忻喜……鸿时告我，贵刊发一消息，报道拙书西班牙美国译刊情况，极感吹嘘。此书新近维吾尔文译本出版，韩国‘博物书馆’亦已在翻译，聊告故人，不必声张也。钱锺书附奉。”后面杨先生又再附笔：“维吾尔文译本我只识五个字(作者名及书名)颠来倒去，不知正反上下，甚为滑稽……这个译本最‘好白相’。”此信只具“廿六日”，年份可以确定为1993，月份待考。钱杨二位，撇开名气地位不说，仅论年龄，也是我们的长辈。却能如此“不分大小”胡乱打趣，现在读来，只能让人感到分外伤心。

　　当然，倘若让钱先生如炬之眼看到谬处与弱点，入骨三分地幽上一默的往往是名人与红人，怕也是件不好受的事。试举一例。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吧，“解构主义”忽然时新起来。“文革”时颇为活跃、当时又很受宠、但不久后又跑到外国去四处演讲的一位当红名人，著了一文，大谈解构主义。在三五人闲谈，有人问起此文时，钱先生打了一个比方，说它很像“一张包过茶叶的纸”。意思是仅仅沾了一些香味却空无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说，与解构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我听文俊转述时，真有点怕传入此人耳中，引起是非甚至是不必要的仇恨，有一天会遭到暗算。因为当时此人已经有些地位。但钱先生只知道尊重真理，蔑视不懂装懂，从来不去考虑个人的得失。他讥评别人，也经常挖苦自己。古人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台湾诗人余光中关于自我幽默说过一段话，他说：“幽默是一切艺术中距宣传最远的一种。真正幽默的心灵，绝不抱定一个角度去看人或看自己，他不但会幽默人，也会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会释然自嘲，泰然自贬，甚至会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中像钱默存那样，欣然独笑。”这段话要比我自己所想说的说得更加清楚更加巧妙，因此就当一回文抄婆，一字不易地抄在这里了。

　　钱先生逝世后匆匆已过十二年。如今回溯我们和钱先生逾半个世纪的交往接触，他的言谈与待人处事的方式并没有随着岁月而在我们脑海中逐渐淡薄，逐渐消逝，恰恰相反，却是越追忆越觉得味道醇厚，越感到人格风范所具有的力量，因为钱先生的一生如此完整地呈现着他母校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在撰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便不断体会到死者对生者具有的意义，我们通过钱先生的文字(包括只有几行的短简)，仍能和他生前一样，听取到有益的劝告和建议，《寻诗》中的点睛之笔：“偶尔欲作最能工”，数十年如一日地点拨着我们，使我们懂得艺术工作中唯有心灵才至关重要。钱先生走了，在我们心里却没有走，就仿佛柳永在《八声甘州》中所写的那样：“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