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绩溪胡适和梁溪钱锺书两先生皆为江南才子，胡、钱两公早已“骑箕而去”，恐无“驾鹤归来”之望，如今一代才人难再得，“二溪”先生成了“二希”，比北京故宫“三希堂”里的“二希”还要难得。

　　在二十世纪博通中外的学人中，胡适(1891-1962)与钱锺书(1910-1998)是我最感兴趣的两位。因此，早就想以此为题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恰好最近不时看到一些谈论他们的文章，于是不再犹豫，率而操觚，聊资谈助。

　　胡适与钱锺书虽然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一生经历也各异，但同为上世纪最重要的中国文化人，他们身上有不少值得比较玩味的地方。从所受教育来看，胡、钱都是从小打下古文的基础，成年后留学西洋，精通外语，读书范围、研究兴趣均极广博。两人出名都很早，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名声更大。众所周知，胡适致力于倡导白话文运动，平生除英文著作外，一般都用白话作文，包括书札、学术文章皆如是。而创作出《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等白话经典著作的钱锺书，其白话文造诣之精纯更是同时代文人中的翘楚，这一点有目共睹，无需赘言。但若涉及学术作品，除《七缀集》中的几篇论文，钱氏的传世巨著《谈艺录》、《管锥编》都以典雅文言写就，日常书信一般也如此，则与胡氏颇异其趣。

　　胡、钱在写作上还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写旧体诗。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一文(下称“杨文”)中谈到胡、钱的几次会面，第一次见面时，胡适便谈起写旧体诗的事：

　　不久后，锺书对我说：“我见过胡适了。”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图书馆去。锺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起潜)为他们介绍的。锺书告诉我，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我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杨绛文集-散文卷(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326-327页)

　　我没见过钱锺书写过白话诗，《围城》里“拼盘诗”自然不能算他的作品。钱氏只“做旧诗”，《槐聚诗存》俱在，可以为证。不过，胡适抄给钱的那两句“旧诗”，白话意味仍较浓，远不如1898年唐景崧所作“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及1953年陈寅恪和作“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82-83页)来得“旧”。

　　“五四”前后胡适尝试作白话诗，他的《尝试集》中就收有不少，但他同时还尝试将旧体格律诗词写得明“白”如“话”。这和一般意义上的白话诗是有区别的，如不明就里，往往会误把那些“我也做”的“旧诗”当成新诗。比如，董桥在《胡适的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6月13日，下称“董文”)一文中说：

　　胡先生那天在张充和家里给她写的旧作白话诗没有写诗题：“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夜月重来/独自临江坐/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上款题“四十年前的小词，给充和写”，下署“适之，一九五六，十二，九”。

　　胡适明明写着“小词”，董桥却以为是“白话诗”，并将逗号、句号改成斜杠“/”，只留下最后的“？”，显然是当作新诗来看了。其实，这首“没有写诗题”的“小词”就是《尝试集》第一编中所收的《生查子》，作于“六年(1917)三月六日”，刚好是“四十年前的”作品。民国九年(1920)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里还特地谈到这首《生查子》词的格律问题，他说：

　　《生查子》词的正格是：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下半阕也是如此。但宋人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第一句与第五句都不合正格，当我们读这词，并不觉得他不合音节。这是因为他依着词意的自然音节的缘故。又如我的《生查子》词，第七八句是：

　　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第七句也不合正格，但读起来也不见得音节不好。这也是因为他是依着意思的自然音节的。

　　看来他对这首小词是颇为得意的，以致四十年后还要书赠给张充和。胡适很喜欢白话意味浓厚的宋词，如上引的欧阳修《生查子》。据周一良回忆，胡适编的《词选》引发了他对长短句的兴趣，胡曾不止一次为人题写稼轩词《西江月》“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见《追忆胡适之先生》，《书生本色-周一良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2页)，这种口语化的词无疑很合胡的口味。

　　胡适本身是个新旧文化的复合体，他逝世时，蒋介石题送的挽辞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谓一语中的。胡适对旧体诗文未能忘情，也可窥其新旧观念之一斑。他喜说白话，但仍不忘用旧体。如刘复(刘半农)死时，他曾作一副挽联：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

　　对仗不算太工，但也有点“打油风趣”。顺便说个笑话，某教授闻其友人将移居海外，遂置酒饯行，席间教授叹息道：“哎，好朋友如今又弱一个了。”此公本非能“打油”、会“风趣”之人，不通如此，却每见其及门众弟子所著书，多称道乃师如何如何“渊雅”，设使适之先生地下有灵，真不知当作何感想？

　　据上引杨文，胡、钱相识是由顾廷龙介绍，今检《顾廷龙年谱》未见有相关内容，但年谱中确实提到胡、钱两人经常到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合众图书馆看书的事。据年谱所引顾氏日记推测，他们初次相见大概在1948年。杨文说：

　　以后锺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同席有郑振铎；客人不少呢，同席的人是不易一一记住的。(《杨绛文集-散文卷(上)》，329页)

　　这次送别当是钱、胡两人最后一面，应在1949年4月6日胡从上海乘船赴美国之前不久，可惜《胡适日记》太简单，《郑振铎日记全编》又缺载，送别宴会不知究竟在哪天。而据杨文，在此之前，陈衡哲曾邀请胡适与钱、杨夫妇在陈家“吃个家常tea”，陈的丈夫任鸿隽也在场。钱、胡的这次会面，据《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当在1949年3月11日傍晚，那天的日记极简略：

　　4：00  任宅Tea。

　　7：00  汤宅，西蒲石路1221。

　　杨文说：“那天胡适得出席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他了。胡适忙起身告辞。”这点和日记也相合。杨文还说：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同上328页)

　　舒展最近发表《杨绛的魅力》(《文汇报》6月6日)谈及此事时说：

　　钱先生指出，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正是这种眷恋宗邦的爱国思想，使士人生死与(以)之，宁作累臣，不为逋客。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这是引用《管锥编》596-597页阐释《离骚》“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独怀乎故宇！”一节之语：

　　去父母之邦，既为物论之所容，又属事势之可行……读“又怀乎故都”而试阖卷揣其下文，必且以为次语是《魏风-硕鼠》“去女适彼”之类，如马融《长笛赋》所谓“屈平适乐国”，安料其为“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非“远逝”而为长逝哉！令人爽然若失，复黯然以悲。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舒文将钱论屈子语移评到钱头上，虽有拔高钱氏之嫌，但杨绛的话当是不争的事实。曾见毛鹤亭《“化鹤归来”与“逝将去汝”——也谈“中国的情怀”》(《上海书评》4月11日)中说：

　　余(英时)先生一生服膺的“二陈一钱”(陈垣、陈寅恪以及钱锺书)最终都未“去父母之邦”、“适彼乐国”，其故倒是真可深长思的。

　　上面的文字似可为毛文进一解。而前引董文的结尾谈道：

　　1956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对一批知识分子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那年，“胡适的幽灵”还在大陆游荡，胡先生倒在美国讲学讲到翌年元月，12月9日还到傅汉思、张充和家里静静写字，一笔一画都不苟，都那样端正、那样干净、那样顽固，也那样体面：胡先生贪恋的是这份境界。

　　胡适和他的再传弟子余英时等人的“去父母之邦”是否都可以用“贪恋的是这份境界”一语道尽，我不敢说。据余英时等对陈寅恪晚年诗所作破译密电码式的解读，似乎陈氏后来是颇悔当初犹豫不决而未能去国的，这也不好说。然而，1949年8月24日钱锺书携全家毅然北上，从上海迁居北京，在新中国他为后世留下了《管锥编》、《钱锺书手稿集》等杰作，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极大的幸事。我坚信，等到他全部手稿出版的时候，将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惊叹与更深的思考。

　　在治学理念上，胡适标举“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考史的方法。钱锺书则提倡“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钱氏虽偏重衡文通心，此语也是治史之不二法门。约在1936年，陈垣给陈述写信曾说：

　　得兄来书，具见近来闻见日广，心胆更虚，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必然之过程也，可贺可贺。惟愚见只要心小，胆不妨大。(《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621页)

　　做学问如闻见日广之后，又能做到心小胆大，则博且精矣。

　　胡适与钱锺书都是具有高度修养的学人，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博通，无书不读，对文、史、哲等人文科学无所轩轾。胡虽不满意钱《宋诗选注》的“选”，但深赏其“注”，具见其会心与胆识。尝见某自我标榜为“一流史学家”者发表其“高见”：“史学比文学有意思多了。”呜呼！如此将文史分了家，岂不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当然，如果光博而不精的话，往往会贻人口舌，所谓“半瓶醋”、“半桶水”等皆是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潘伯鹰写过一篇《柳翼谋丹铅高寄》(《劬堂学记》，上海书店，2002年版，146页)，他说：

　　三十多年前，中国忽然出了一个时髦的孩子“学者”，那就是鲁迅所说的“好向权门卖廉耻”的胡适。那时胡适甚么都不懂，却甚么都谈。章太炎把他教训了一顿，轶事犹在记忆之中。柳先生对于胡适的开口文化，闭口文化，也是看不惯的。他虽然不教训胡适，却不声不响地写了一部《文化史》。这部书在今天已经是老书了，但在当时使得青年人认识甚么是中国的文化，是有功的。

　　1949年以后大陆狠批胡适，像潘文那样贬损胡的文字很多，这本不足道。必须指出的是，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本硕学通儒，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所作巨著《中国文化史》，旁征博引，绝非肤泛之作，其志在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心，自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不过，若一味空泛地谈文化、谈思想，甚至以此自矜，则非特不“足动国际”，更不能“垂久远”，“无当于名山事业”。陈垣就曾这样谆谆教导过青年时代的蔡尚思：

　　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事业也。(见《陈垣来往书信集》，354-355页，1933年6月24日致蔡书)

　　其实，胡、钱两人是都能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的，读过《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信》的人，对胡氏读书细致当有深刻印象，而钱氏更无论矣。记得胡适有句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今却颇有一些时髦妄人说什么钱“没有问题意识”，在我看来，钱不是“没有问题意识”而是问题实在太多，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一般人一生写几本书，谈几个“问题”，如以此要求钱锺书，那岂不是屈了他的大才！

　　光就国学而言，胡适的学问不算最上乘，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贡献不仅在倡导新文化，还在于沟通国际汉学界。胡的英文很好，既能写又会讲，但他肯服高人，这一点很了不起，他最佩服钱锺书的老师叶公超的英文。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1月14日记载，那天他说：

　　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的更好……就在外国一般大政治家中，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他在我们一班人之中，他说的最好。

　　同年3月22日的谈话中，他对当时出国留学生英文水平不佳很不满：

　　现在这班出国学生，能够写得成文已算很好了，写得好的实在太少。中央研究院里，就没有一个英文写得好的人。

　　胡适具备良好的英文水准，再加上自身的学术修养，保证了他在国际交流中始终目光如炬，对那些水平低劣的“汉学家”，他是毫不留情的。1926年，他在参观Bodleian Library(即后来钱锺书译为“饱蠹楼”的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时，曾讥笑那里的中国书目“骇人听闻”，如将“‘金人瑞圣叹’变成了‘金朝人，姓瑞，名圣叹’”。他还痛斥所谓“中国学大家”Backhouse“是一个大浑人”、“这种人之荒谬不通，真不可恕！”(见《胡适日记全编》，1926年11月22日)。

　　钱锺书除精通英文外，法、德、意等语也同样得心应手。《谈艺录》、《管锥编》对西文著述贯通今古、匠心独运地征引尽显其高超的鉴赏力。他对洋人的汉学知识洞若观火，如评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的Chinese Poems一书序言“论吾国风雅正变，上下千载，妄欲别裁，多暗中摸索语，可入《群盲评古图》者也”(见《谈艺录》，195页)。在主编《书林季刊》时，他还写过一些英文书评，不时讥弹挖苦一下洋人书中的无知与浅薄，如批评R.P.Henri Bernard(裴化行) 的 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1552-1610)(《利玛窦神父及其时代的中国社会》)等(参见《钱锺书英文著作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305-349页)。如今海外汉学成了“显学”，一些中外文皆半通不通的人对洋人的汉学著作没有多少鉴别力，率多扣盘摸象，一盲引众盲，直可与Waley把臂同“入《群盲评古图》”；或者参禅惟向胡僧拜，拉到篮中即是菜，足为禹之鼎《瞶瞶图》傅彩增色。此辈不仅热衷于在国内“赶场子”，而且喜拖着皮箱作“逍遥游”，“小小寰球”，飞去来兮，俨然成了“球星”。然视胡、钱两公之然犀烛照，何啻天渊之别！

　　1942年，钱锺书在为《谈艺录》作序时说：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这句话时下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但陈寅恪1933年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却说：

　　岑[按，指岑仲勉]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陈垣来往书信集》377页，又见《陈寅恪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129页)

　　而前引陈垣致陈述信中附有一首绝句：

　　师法相承各主张，谁是谁非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

　　显然陈垣是在提醒陈述，不能因见到广东人陈澧(号东塾)批评河北人崔述(号东壁)的《考信录》，就认为南学胜过北学了。我想陈垣虽身为广东人，对于江西人陈寅恪的一时兴到语也是不会认可的。

　　不过，通观二十世纪公认的国学大师，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马一浮等，和上面提到的史学二陈，倒都是南人。碰巧绩溪胡适和梁溪钱锺书两先生亦皆为江南才子，胡、钱两公早已“骑箕而去”，恐无“驾鹤归来”之望，如今一代才人难再得，“二溪”先生成了“二希”，比北京故宫“三希堂”里的“二希”还要难得。记得过去有所谓“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笑谈，奇怪现在则偶见有开口闭口以胡适自况的，殊令人绝倒。钱氏自称晚年不收门弟子，却常听到“我的老师钱锺书”之类的话；还有不量力者，自以为能通“钱学”之半；更有甚者，大言不惭地宣称钱远不如他博学，诸如此类，不绝于耳。要之，皆群儿自相贵也，又奚足道哉！又奚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