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就两个价值，一个是认识价值，一个是娱乐价值。《一九四二》有什么样的认识价值呢？就是认识我们的民族性。

　　准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回到19年前，回到那个有阳光、温暖的下午，你看完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那个时候，你被什么东西打动了？

　　冯小刚：看完了这个小说，它让我对民族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我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很有意思，这个民族貌似有信仰，实际上可能是没有的。我是无神论者，我什么都不信，但是我去国外的教堂，我愿意坐在里头，那地儿挺安静的，让你有一种反省的感觉。但你在中国的寺院里就找不到这个。比如我再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它也是灾难深重，跟中华民族差不多，但是你看俄罗斯民族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像柴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列宾，很多很多大师。他们的作品写灾难的时候，有特别宏大的救赎的主题。可是，中国的音乐你仔细听，《步步高》，还有《喜相逢》啊，《雨打芭蕉》啊，这些东西，都是看完这个小说我才愿意去想的。

　　三联生活周刊：然后你就去找刘震云……

　　冯小刚：1994年，那时候我刚拍完他的《一地鸡毛》，我拍电视剧，还没拍过电影，具体找多少钱来拍它，我还都没有概念呢。当时在京丰宾馆开一个会，在那里，碰到刘震云，我告诉他我有这个想法。震云说：“不着急，容我再想想。”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见面，梁左、王朔、刘震云和我，我们四个隔长不短地包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一宿的醉话。这中间我记得有几次提起来说应该拍这个电影，震云都不实接这个话茬。

冯小刚

　　三联生活周刊：看来刘震云很谨慎。

　　冯小刚：到了2002年，过年的一个晚上，刘震云来了，我俩喝了酒，喝完酒坐在我们家地上。我印象特别深，我给他念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从那里头你能看出北岛有他思乡的一面，他的散文跟他的诗是两个劲儿。然后，我印象中，刘震云说：“我今天来有件大事，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这苦孩子正式托付给兄长了。”他说兄长，因为他比我小。然后他说：“这件事我愿意和兄长共进退。”

　　这样，马上我就把小说给中军、中磊他们看，大家一下决心拿出来3000万元。在2002年，要拍一个文艺片，这基本上是一个自杀的投资数字。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贺岁片的群众基础。于是我们就先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北影，参加的是导演和电影研究方面的专家，就在一个小平房里头。讨论会上所有人都反对，大家都说这是一篇特别好的小说——但这是个纯小说，它不适合拍成电影，因为它是一盘散沙。大家共同提出来，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那么多条线。最要命的是，一个电影可以有多条线，但是每条线的人物要互相见面，可这里大家是互相不见面的。

　　大家说完就散了，留下我和刘震云蹲在那个小平房外头，杨树底下。刘震云问：“这事儿你还做不做？”然后他自己又说，“我觉得呢，今天下午开这会呢，只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不可能’。”震云说：“你前面拍那些片子、我写的小说都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是一个特别没有价值的事，但是90%的人都是干的这件事。”他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是他特别愿意做的事。正因为大家今天下午说它不可能，所以让我们产生了一定要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愿望。

　　三联生活周刊：是他的愿望更强烈还是你的更强烈呢？

　　冯小刚：我们俩都有。一个导演不可能把一个小说拿来就直接搬上银幕，肯定要在剧本上把小说进行一个加工。我们正式开始弄剧本，怎么弄，这时候刘震云又说了几句话：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聪明人；一种人，笨人。聪明人弄剧本，是找另外一些聪明人坐在宾馆里刮头脑风暴，然后侃出一个故事来，就像当初我们《编辑部的故事》，就是弄一大帮人这么侃出来的。这种方式也卓有成效，东西也能出来。刘震云说他觉得呢，还有一种人是笨人，笨人的办法之所以笨就是不知道抄近路，不知道抄近路就只能把每一条路都走一遍，然后才能知道：哦，这条道是我要去的道。但是这里头你可能走了很多条冤枉道。我跟震云说，咱们俩肯定不是聪明人，是笨人，咱们就走笨人的道。怎么讲这个故事？我说咱们上路采访去，沿着你小说涉及的省份，咱们走，在这个路上，我相信，这东西就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去了哪些地方？

　　冯小刚：我们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我们到河南发现，河南已经变得既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就是那么一种视觉感觉。但是在河南的收获是，你能找到那些还健在的人，他能跟你聊一聊逃荒的事儿。

　　河南1942：60年后的一些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60年后，那些亲历者会怎样描述当年的灾难？

　　冯小刚：我们在河南巩义的一个教堂就碰见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跟我们说她经历的1942年灾荒。她看到过家里头亲戚要把孩子卖了，当妈的抄起扁担，一扁担就把孩子拍死，就是宁可拍死他也不能给卖了。她说家里一个亲戚倒在路边要死了，旁边的灾民过来扒开他裤子，在他屁股蛋子上割了一块儿肉吃。他之前是饿昏过去了，这一割，他一疼，就醒了。他说“你别割我的肉，我还行呢”。这灾民说“你不行了，你救救我吧”。

　　刘和平从那事儿之后就信了教了，她说她家里很多人都饿死了，然后那个传教士就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就说“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那老太太记着传教士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她就跟着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完了传教士说：别让我再流泪，让我忘了他们吧。从那以后她就在那教堂里头，现在估计也去世了。从那以后，刘和平老太太说她再也没有吃过肉，也没有哭过。

　　老太太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们问她信不信有天堂，她说她当然信有天堂了。我们仨人蹲在墙根那儿，我说你跟我说说天堂是什么样，老太太牙都没了，当时九十几岁啊。老太太说：“玉石铺面黄金街”——这是穷人对财富的想象，玉石的铺面、黄金铺的街。这第二句最有劲儿：“喝口凉水就不饿”——这是一个灾民对天堂的想象，如果能喝口水就不饿，这太棒了，在天堂你能喝口水就不饿。“玉石铺面黄金街，喝口凉水就不饿”——天堂，一下子让我们对天堂认识得特别具体。

　　冯小刚：在这个路上，我发现，首先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呼之欲出。一路走，每天我们五六个人晚上吃完饭盘腿坐在招待所，大家就聊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了老东家家里头有个女儿在县城读书、有个赶车的栓柱，佃户有瞎鹿、花枝，有安息满这么一个传教士。包括伙夫老马，这就是下去采访的路上遇到的，问他是干吗的，说是“过去在县里当伙夫”。所有这一切、就开始随着你的采访，在路上一个个地出来了。

　　可是，当时没有拍成，这个剧本搁了几年突然就发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故事消极，太灰，让人绝望。等2004年再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问题：人物关系固定了。其实在逃荒的路上，人物关系会有颠覆性的变化。老东家最后沦为灾民，他没车了，他得找灾民借车。人物关系一直在变，搁了这么多年，你就能不断发现这些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导演，你如何理解1942年的河南，以及这一年的中国？

　　冯小刚：1942年摆在蒋介石面前有许多大事：正面跟日本人作战，打通滇缅公路；要出访印度说服印度不要投降日本；宋美龄送小马驹给英国大使；苏联说如果要出兵打东北的话那蒙古要独立；包括还有共产党，还有好多军阀……蒋介石认为每一件事他都要认真地处理好，他都如履薄冰，唯独认为河南这事儿没有那些事儿大，这就是当年的蒋介石。

　　很多记者向蒋介石汇报河南的灾情，蒋介石不是不相信那儿有灾，是他的国力不允许他相信。所以他不断地说记者都在夸大事实，因为他一旦相信记者说的，他就得赈灾，他不赈灾他就成了独夫民贼。为什么他这么反感白修德这个《时代》周刊记者？他就是觉得白修德其实是把人吃人的照片摆在桌上了，我们在电影里只能拍狗吃人。白修德把他逼到了一个死角，所以他马上跟白修德说：“我觉得你比我们政府派下去的任何一个官员都尽职，给我提供的东西更有价值。”当白修德走了他把杯子砸得粉碎，他说他们美国人就是自以为是、四处添乱。宋美龄后来跟别人说：大家都认为委员长是昏庸的，是不知道下面情况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只能装不知道。所以这个态度呢，在拍这方面的时候，我也跟震云说，在这一部分，我们要尽可能地客观。比如白修德的立场，我们也要站在他的立场来说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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