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最大的难度在于，所有的历史真相都在影片之外。

　　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作《贫困与饥荒》中给“饥饿”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从这个意义出发，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否则，饥饿现象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

电影《一九四二》

电影《一九四二》

　　在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中，有一场很不起眼的关于食物分配的戏。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好不容易从蒋委员长手中领取了八千万担救济粮，警察厅长、教育厅长、财政厅等等各个领域的长官全都强调自己的部门不可或缺，要重点救济。这边的还没来得及分好，在河南省一直征集军粮的部队已经闻风而动，扣押了几个长官，要求先补齐欠缴的军粮三千万担：“老百姓饿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件分配不均的风波最终的解决方式是这样的，李培基偷偷卖了几百万担救济粮换成了金条，贿赂了军队长官。然后救济粮就可以发放给灾民了吗？哪有这么容易，层层克扣，层层剥削，上面的人先拿饱了，剩下的寥寥无几再重新分配。所以你会在《一九四二》中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整部影片没有一个发放救济粮的镜头，没有任何关于食物分配的镜头——当然，开始的部分中，张国立饰演的地主东家，被土匪打劫，只好大摆宴席的场景，以及最后部分中，日本军官凶残地杀死张默饰演的栓柱的场景可以除外。在那个镜头中，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部分是，冯小刚把死亡与食物联系在了一起：不是因为饥饿死亡，而是因为拒绝饥饿而死，锋利的刺刀刺穿了白白的馒头与栓柱的喉咙。

　　与之相联系的就是冯小刚对日本人的态度问题。记得在上《锵锵三人行》的节目时，谈到冈村宁次给中国人发放粮食救灾的问题上，冯小刚明显对这个话题比较敏感，赶紧矫正窦文涛说，当然，这是日本人想收买人心的阴谋。在电影中，他对日本人的态度还是比较含糊，只是一笔带过他们发放粮食的过程，随后就是那场及其残忍的暴力戏份，因为争夺玩具，日本军官挑起那个白面馒头，刺穿了栓柱的头颅，一个染血的馒头。这个段落给人的印象实在无足轻重，除了一如既往地表露日本人的杀戮与残忍之外，与电影本身的主题无关。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视角延伸到电影之外，很隐晦地表示出自己的爱国立场——这样的表述根本没有必要，前半部分，日本的轰炸机轰炸灾民的镜头已经渲染到了极致。

　　艾德里安-布罗迪饰演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可以看作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这部电影中很多细节都出自他的回忆。在他的记忆中：“中国历史上灾荒不断，它们像地震、飓风或改朝换代一样频繁。人们用饥荒来推算家史的年代。我过去并不知道什么是饥荒；我也不知道一九四三年的饥荒是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但根据传闻，这次饥荒似可成为一篇新闻报道的题材。”这是一个记者最正常不过的动机，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但是白修德所领略到这次饥荒已经超越了他日常的认知程度。他就像战地记者一样，虽然要记录真相为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真相已经变成了良心的煎熬。

　　白修德在深入河南境内的路途中的所见已经超越了战争，超越了新文学，超越了摄影，但是并没有超越政治的范围。他觉得他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沿途所见全是血迹斑斑的死者，他们并非全都死于饥荒，有的死于敌机的轰炸，有的冻死，有的是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他在洛阳见到了天主教会的托马斯-梅甘(蒂姆-罗宾斯饰演)主教，他们在这个死神肆虐的场所传播福音，每天都尽量帮助那些饿死的人，但是他们的帮助只会带来更多的绝望。他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困惑：“他们的崇高品质是无可怀疑的，而他们的徒劳无功同样也是无可怀疑的。自从凯撒和基督把他们的启示带给了西方文明以来，行政管理的基础就是秩序与怜悯。基督徒希望广施仁慈，但是他们劳而无功，因为政府没能维持社会的秩序。”

　　电影中对传播基督福音这条线并未过多的描述，张涵予[微博]饰演的基督徒，一直呼唤他们的乡亲们相信主，但是饥饿与战机的轰炸让他也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冯小刚对宗教的态度很显然也是模棱两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天生对这种外来的宗教保持一种半信半疑，灾民逃荒过程中一直背负的是祖宗的牌位，他们相信自家的祖宗保佑。张国立最终逃荒到了陕西，一家老小，死的死，卖的卖，本来绝望了，反而想到了回家，“就算死，也要距离家近一点”。这就是中国人的执拗。

　　白修德对这场饥荒的认识某种程度上拯救了灾民。就算有战争，就算有天灾，但是最终导致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却是人祸。他把旅途中拍到的照片和写成的文字发给了《时代周刊》，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然后才让中国政府重视起来，开始赈灾。而且这一举动也惹恼了当时在美国的宋美龄，她甚至给《时代周刊》施加压力，让他们解雇白修德。

　　其实评价《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最大的难度在于，所有的历史真相都在影片之外。影片之中与影片之外都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比如说，为何影片中当时的另外一个党缺席了，或者说沉默了？当饥饿与灾荒出现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什么？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导致了这一天灾变成了人祸，这种认识当然没有问题——也许正是这种认识才让这部电影顺利通过了审查。但是这种认识却没有给影片本身留下了任何反思的空间，所有的结论都是预设的，所有的结局也是预订好的。而且这场苦难的“游戏”注定要被怀旧与泪水消费成数亿的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