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毕业以后能去您那儿实习吗？”展览还没开幕，张永和就被粉丝揪住了。他是中国建筑界的明星，第一个进入普利兹克奖评委团的中国人。

张永和是中国建筑界的明星，第一个进入普利兹克奖评委团的中国人

张永和与“非常建筑”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大展厅变为由六个庭院般的模块组成的胡同

二分宅(2002)

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2010)

展览分成6 个主题，“单车公寓”、“不理想城”、“无间造”、“无尽院”、“后窗”和“圣人书房”

展览分成6 个主题，“单车公寓”、“不理想城”、“无间造”、“无尽院”、“后窗”和“圣人书房”

展览分成6 个主题，“单车公寓”、“不理想城”、“无间造”、“无尽院”、“后窗”和“圣人书房”

TTF 首饰设计

　　布展的时候，展厅被张永和弄成了一个建筑工地，泥沙进出，就地浇水泥，掀起的灰尘鼓鼓地往外冒，整个空间好像恢复了曾经作为工厂的前身。施工的工人说干这个活儿特别费劲，不像建筑不像装修也不像展览。直到开幕前半个小时，电钻还在响，师傅们拿着尺，四处找螺丝，调整模型的位置，还有人拖地、擦玻璃。

　　正经的展品是张永和以及非常建筑事务所 30 多年来的设计草稿、方案、模型和照片，大动土木是为了建 6 个陈设展品的空间，类似庭院一样的模块，分别使用夯土、水泥、石膏和木制模具，每个院子的墙体构造都不同。在他圆明园的工作室，他就是这么干的，设计时遇到问题，他就动手用实物搭一搭、试一试。“这个现场就是借着展览搭点东西，以后可能用在实际建筑上。”张永和说。

　　他给回顾展起了一个巨大的标题：“唯物主义”，其实想说的是英文单词 Materialism，这个词有三种翻译——首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这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尽管儿时的他对此并不了解，他甚至觉得，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唯物主义是极端唯心的，“因为它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就是靠精神支持”。而如今摈弃一切精神只求物质的时代，就代表了第二层意思，叫“物质主义”。最后才是正题——“材料主义”，这是建筑的本质。

　　“有时候听人谈很虚的建筑，包括建筑师，都是谈哲学、天人合一、易经八卦，可实际上本质的建筑完全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也关于生活，挺实在的。当然它也可以上升到文化的层面，那也摆脱不了中国过去几十年从唯物主义到物质主义这么一个变化的历程。”

　　明星建筑师

　　张永和一口京片子，语速慢，儿化音像胶水一样粘着词句，来回地讲。开幕、导览、群访、专访，工作人员拽着他满场飞，他左顾右盼，脚下生风，表情上没有半点不愿意，而颇有一种尽地主之谊的自觉。

　　中国当代建筑仅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许多建筑师身上都已披了光环，出书、做展、公共发言，如今这都是明星建筑师的义务，甚至衣着发型留胡子，都照着艺术家的模样打造。张永和认为这是受了库哈斯的影响，因为库哈斯是记者出身，能说也能写，但也有许多人是不善言辞的，比如扎哈·哈迪德。

　　照此标准，张永和也属于能说之人，撂下公文包就海聊开去，采访结束后还把包忘在了店里。可他总说自己“不爱说话”，每次有活动找他，他开始都挺有兴趣，等到事情到了眼前，他就后悔。“现在建筑太社会性了，整天开会，我还教书，又是教课又是讲演。”朋友潘石屹也劝他，今天这个社会，媒体太多了，你应该花点精力和时间去对待。

　　“我跟我父亲特别不一样，我父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聪明人，站在观众面前还很适应，而我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行，我讲演时好时坏能差很远。”

　　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对自己很不满意，内向，害臊，不敢追女孩儿，还曾试着改变自己的性格。一年下来非常痛苦，老觉得骨子里不是自己，后来又改了回来，舒服痛快。

　　这么多年“混在江湖”，他依然觉得沟通费劲。“你看我还能当个头儿，这事太荒唐了，完全不像我。很多人说我实在不像个系主任，因为组织不是我的本性，我是一个特懒散的人，尽管我现在既不懒也不散。”

　　他总是在和自己的性格缠斗。喜欢语言，但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喜欢艺术，也自知没有功底。填报志愿时曾想去学油画，可朋友看了他的画都说，你千万别去美院。连建筑这一行，他都不太有把握，“我喜欢盖房子，可这事甭提多不适合我，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工程技术，我觉得有意思极了，其实做起来非常吃力，我特别不能动手，连画图都费劲”。

　　在南京念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花两个小时画一张图就轻松拿“优”，张永和要花至少 6 小时。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改善，他依然画得慢。他不相信人的缺点都能克服，也不相信单凭兴趣就能成事——他在美国读书教书多年，至今还经常背单词。

　　从美国回到北京，除了具体的技术问题，张永和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怎么跟人打交道。他有时对业主发脾气，拍桌子瞪眼，因为中国人不认为设计师和业主之间是平等关系。回国后他拿下的第一个项目是席殊书屋，业主事后告诉他，当时自己根本没有被说服，也不懂张永和到底要干什么，只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现在他的工作室正把玻璃钢用在实践中，他也没想到业主会接受，那个材料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用来盖过房子。

　　“现在我只能做到有的话不说，但是我不能说我做不到的话，我没有掌握交流的艺术。随时能把话说得高高兴兴的是本事，我到现在也不行。”发布会上有人说自己认识的一些建筑师认为应该让人去适应建筑，而不是建筑适应人，张永和不疾不徐地解释了半天，最后来了一句：“我觉得建筑师一定程度上都有一点强迫症，显然你的朋友比我的强迫症更厉害一点，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心理医生。”然后撂下了话筒。

　　他曾听说某个老师有个特别的招生标准——不喜欢苦大仇深的学生，他们往往只是用学问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达到目的就换下一个目标，学问可能就不做了。还有一种人，成绩不是最好，可是兴趣特别高，温火炖着，炖了很久，兴趣还不减。

　　“有兴趣”、“不吝惜”，这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别人比他好，他就加倍地花时间和功夫，“要不然就不能满足我的兴趣，这事儿半不拉撒的没意思”。张永和想起傅雷在一封家书中告诫想学艺术的女儿，你耐得住寂寞吗？

　　这也是龟兔赛跑的老道理。那个大学同学如今也许已经搁笔，但张永和还在画，到头来，还是乌龟率先冲过了终点。

　　文艺青年

　　“我是不是该去换衣服了？”晚上张永和还要在展览现场为他设计的服装品牌走一场秀，由他和夫人领衔，工作室的同事都是模特。现场的灯光把冰冷的土木照得发亮，他换上一件蓝色的印花衬衣，压轴出场。熟人见他走来，在旁边提醒他走慢点，但他微笑着，没有回应，对自己的节奏胸有成竹。

　　设计服装、餐具，写小说，参加过 5 次威尼斯双年展，明年还计划排一出舞台剧，还没等到我发问，张永和自己就招供了，“你是不是要问我为什么跨界？”

　　“这个问题我老是答不好，可实际上特简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有这些兴趣，我喜欢这个。”

　　这次的展览分成 6 个主题，“单车公寓”、“不理想城”、“无间造”、“无尽院”、“后窗”和“圣人书房”，有的是利用当代的办法改造传统的居住方式，重新打造江南水乡、山中小城，有的是从电影、文学中汲取灵感刷新建筑秩序，一座烽火台有如大漠之中的龙门客栈，一张有关家居的电影故事板旁边还写了一段台词：“你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地跟我说话？我讨厌这样！我要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后窗”这个单元，他把门窗比作电影的取景器，讲着讲着就讲到了希区柯克，他热爱《迷魂记》，并因为这部电影终于在排行榜上打败《公民凯恩》成为影史头牌而感到振奋。展览里还有一段三分钟的短片，就是两个侠客的追逐和打斗，影子在张永和的建筑作品里飞来飞去，中文片名是“影捉影”，被尤伦斯馆长田霏宇翻译成“Enjoying”。

　　张永和的知识背景是西方化的，他说父亲张开济“崇洋媚外”，小时候就让他们兄弟俩接触西方古典音乐、绘画和文学，后来去美国留学，他开始接触到现代艺术，并大量地看电影——小津安二郎、库布里克、黑泽明、新浪潮，都是晦涩枯燥的文艺片，但“心特诚，使劲看”。他把《广岛之恋》看了 7 遍，因为中间老睡着，之后还去买了法文剧本，和英文版对照着看。他说这不叫兴趣广泛，只是回到童年。那时一般男孩喜欢的东西他都没有兴趣，比如政治、体育，“从小就没有，现在太老了，也不准备往那方面努力”。

　　“我接受东西转弯特别慢，一旦转了，特别死凿。”因为从小家庭环境优越，他面对人生的态度从不苦大仇深，“名和利我肯定都感兴趣，可是特别是这‘利’，对我来说完全不能作为一个动力”。如今他又在建筑界积累了名声，足够给他有机会“瞎搞乱搞”，实现少年时期的梦想。在他主持北大建筑系的时候，也为学生开了类似的课程，比如“文学和空间”、“电影和建筑”。“如果北京建筑师们组织一个京剧社，我肯定第一个报名。”

　　“那你会自己拍电影吗？”

　　“我先一点点来嘛。我也不着急，对这些事没有紧迫感。”

　　最近他又喜欢上了清末的绘本，但否认自己有文人情结，说是不理解那股酸不溜秋的劲儿。“我们都要接受自己实际上是不同文化混合的产物，你要说我是中国人我当然是，你要说我是美国人我当然不是，我更不是个法国人，可是这些东西每天都跟我生活在一起。”

　　“其实我就是长僵了的文艺青年，别的文艺青年到我这岁数就不浪漫了，可是我长僵了。”那意思就是，你们都歇了，我再跑会儿。

　　B=《外滩画报》Z=张永和

　　B：“材料主义”是不是你对于目前中国建筑的发展潮流的某种回应？

　　Z：有一些吧。现在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在建筑教育的过程里接触不到真正的材料和建造。大家做设计都是看着一个计算机屏幕，我觉得偏离了建筑学的本质。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咱们有一个文化传统，就是把技术的“技”全都看低，“匠”是骂人的话。实际上建筑虽然不等同于工匠，但里面也有一份工匠的活儿，不懂技术你怎么做这事？这也是中国很多房子盖得不好、建筑学发展慢的原因之一。

　　B：那你现在主要关注什么材料？主要在哪个方面做尝试？

　　Z：有两类，一类就是咱们说的旧材料、老材料，其实它也无所谓老旧，技术并不是用时间来划代的，好多技术其实都特别古老，就像咱们用筷子一样，你说这筷子是新的还是老的？不存在这问题，还在继续用。我们在做一些这样的工作，看看传统材料里有没有其他利用的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新材料，考虑环境的问题、如何工业化的问题，怎么把房子盖轻，轻了之后可以省很多资源。比如玻璃砖，玻璃盒子似的，6 块玻璃做成一盒子，就是一种很好的材料，在事务所院子里面我们用玻璃钢盖了一个拱。

　　B：通过对技术的强调，就是你所说的对中国式实用主义的一种致敬？

　　Z：可能两个面儿吧，我也没太弄懂这个事。中国人现在那么爱钱如命的劲儿也不是突然蹦出来的，是被压抑了几十年以后重新又回来了。可是在文化上是另一回事，比如有一种画叫“文人画”，这词儿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很牛，我不会画，但我有修养。还有一种画是他们最不齿的，就是“界画”，画的就是房子，工笔重彩，那是无比匠气的。但建筑一定是匠气的，好听点儿叫匠意。

　　也许是因为今天有了大学，学建筑的人接触的领域大大扩展了，从工到理再到文，尽管文是其中相对比较小的一部分，但文人还是挺有地位的，虽然我不认为有多少真的文人。对建筑师来说，不能停留在一块木头、两块砖头的层面，但也不能让这些消失，所以材料是我们的立足点，先得弄清楚这个，要不然你是飘的。今天就是因为看到好多飘的事情，我们才强调回到这个立足点。

　　B：这是你最近才有的反省吗？

　　Z：其实有些年了，中间大概也有若干年我自己的心也不定，看人家做得有意思，就到处关注。其实你说环境、城市这些问题应不应该关注？我觉得特别应该，可问题是你关注这些的时候，又没有了根，看看这个，弄弄那个。大概两年前，我正好结束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5年系主任的任期，脑子里有点空闲，就反思一下，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最根本的那个事儿上。

　　我最近又特别想到了古典主义，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有很深的古典主义影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要跟古典主义划清界限，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那是我的一部分，我对它有很深的理解，应该来做一些工作去把这部分的经历和知识作为这一代人的特有的力量。这样一来，我自己也觉得踏实多了，不那么容易受诱惑。如果说建筑有比较接近艺术的一面，恰恰在于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空间，让一个建筑师把自己对世界、生活的理解带进来，那就意味着这个事的答案又在外面又在里面，常常里面还更加重要一点，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师。

　　B：你谈到的都是对自我的要求。之前你也讲过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建筑这个行业总是在找借口，埋怨甲方、政府，反而不谈对建筑师本人的要求。

　　Z：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不鼓励一个人去钻研一个事。为什么骂人是傻逼？就是说这人不灵，脏话都变得不脏了。我在西方遇到很多比国内这些傻人要傻很多的人，可恰恰他甭提多聪明了，他的聪明能跟一个信念结合。按照中国人的思路去看，这人那么聪明为什么做建筑，浪费了这个智商，他应该再做点生意，起码兼着，再从个政。可是我信西方那种聪明，我不信中国那种聪明。很多中国的聪明人做了建筑师，很快就发现这行太苦，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要么离开要么把建筑给拧了，变成一个他能够去牟利的事。我不够聪明，所以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给你讲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是在书上读到的。70 年代末，“文革”要结束了，其实那会儿最乐，没什么人生目标，日子挺好，结果发现有一类人挺神的，就像数学家陈景润，然后一批人两眼发直，都去学数学、理论物理等等很抽象的学科，结果过了若干年这些不兴了，同样一批人就转行。我就认识这样的人，在清华学理论物理，后来去华尔街了，现在华尔街还有特别棒的一帮这样的中国人。我实在不是很理解，中国这么多人全都认同一套价值观，都是在这条道上寻求成功然后攀比，我觉得特别没劲，特别悲剧，大家这么多聪明才智都放在一个地儿、干一件事去了。犹太人跟咱们特别不一样，有的犹太建筑师也没发大财，可是在建筑上极端精深，也有很好的犹太生意人。他们会说，孩子智商那么高，学金融太浪费了，他应该去学哲学，或者数学。你听听，实际上最需要智商的真是哲学和数学。

　　B：这也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

　　Z：回国的时候我是想清楚了的，我那会儿三十七八岁，我知道中国除了挣钱一定还有其他机会。像我这种人做事不太会有很多思想准备，如果真有思想准备，可能很多事情我都不敢做。我知道我不灵，才能糊里糊涂就跳下去，也不能淹死，挣扎挣扎，游也游到对岸了。

　　B：现在你已经上岸了，成为明星的个案了。

　　Z：建筑师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几十年的改观是很戏剧性的，像我父亲连建筑师的头衔都不能用，只能说是工程师，把头衔都干掉了，把建筑里面包含的艺术成分、个人化的东西也随之干掉。这些年大家都说外国建筑师，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积极的东西。前几年中国只认体制内的设计院，一个大设计院几千人，我父亲就在这种地方工作。而外国是认个体的，我是属于很幸运的人之一，比较早被作为一个建筑师个体，特别是被媒体关注。但机会仍然不平均，一直到去年，每次参加竞赛的时候，国内还是大设计院为主，国外才是个体的独立实践。现在如果我是个年轻人，也会挺困难的。在荷兰，一个新生的年轻的建筑师事务所想做国际竞赛，政府是给你钱的。我们这一批人有了光环，成了媒体建筑师、明星建筑师，其实是很尴尬的，有大家嫉妒羡慕的时候，可是实际上也没有太多改善，像这个展览，甚至会加重这个问题。

　　B：为什么会加重？

　　Z：因为这个展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新一代文艺青年会来捧场，像是我到这儿来开幕热闹一场，但这和建筑界的真实情况反差非常大。积极地说，如果这些年轻人觉得这还是建筑，对材料感兴趣，就自己动手，如果是外行，就真的只是看个热闹了。

　　B：看热闹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只关注地标性建筑，但是真正的城市生活被忽略了。

　　Z：对，建筑作为一个观赏的对象，但不是它的第一属性。比如咱们去看这个展览，根本不会觉得好看，上来就对粗糙的石膏进行审美，这是挺危险的事，因为建筑不是一张画。现在问题是媒体把这个问题给夸张了，每个房子照一张标准照，根据这张标准照就来做判断，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个好看那个难看。如果只停到这儿都还好，可是如果建筑师把这个作为工作的思想方法，设计就是为了照这张照，这就很糟糕。在中国，一个项目里头住着至少几百号人，有很大的社会责任，医生的那种责任感，我们完全应该有。不管这个房子看上去怎么样，如果几百号人在里面不舒服，还有这么大的投入，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现在建筑师不管，业主自己也不管，只图自己的房子做一广告，所以五粮液把自己的大厦盖成一个酒瓶子，实在是跟建筑没关系，这事都没法评。(撰文/吴琦 图/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