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3年1月15日，上海健康减重100吨活动，共有42893名市民报名参加，其中符合活动要求的有36841名，参加第二次复称的有16962名。有12836名市民的体重有所减轻，共减重30520.63公斤。短短4个月，上海这个城市“瘦”了30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特约撰稿刘晨阳报道

　　你知道中国人的裤腰肥了多少吗？

　　保罗·弗伦奇在《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接近76.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

　　与腰围相比，看上去好接受一点的数据是中国女性的胸围变化。现在，中国城市女性的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客户群包括了20岁以下的女性。同时，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女性平均胸围已达到83.53厘米，比1992年增加了1厘米。这也表明中国女性正在变胖。

　　“先胖”人群

　　毕业一年后的同学聚会总是令人期待，除了一身行头和一张名片的改变，“你胖了”或是同学们之间第一句寒暄，这并不奇怪。刘斌(化名)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北京一家国企工作。从那年的夏天到春节，他已经胖了十斤。

　　刘斌只是一部分正在快速“先胖”起来的人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拥有13.7亿人口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从2002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的38.5%，其中城市居民占多数。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50%至57%的人口会超重。

　　按照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2010年，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30.6%，肥胖率12.0%。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得到的数据。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足以令世界注目的话，不得不说，中国人的腰围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还快。

　　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得到的数据中，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差别均不大；城市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农村；18~59岁劳动力人口超重率30.3%，肥胖率11.8%；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重率32.3%，肥胖率12.5%。城市中年女性的肥胖率最高，为17.8%。

　　与2007年监测结果相比，2010年，18~69岁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有所上升。

　　“在我们的数据里可以发现，北方肥胖率高于南方；在城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中，城乡结合部的人变胖的速度最快，肥胖率也最高；男性肥胖率比女性略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处长施小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是通过一把“尺子”---腰围的变化，致力于中国市场和行业数据研究的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却发现了一些有趣却不同的现象。

　　“肥胖尤其是中产阶层的问题，中产阶层人群正在日益发胖，他们最先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其饮食习惯改变得也最为彻底，而这正是中国肥胖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的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中，如此写道。

　　早在2004年，北京专业体检中心对一年内来体检的84家单位的10399名公务员的健康状况进行汇总，体检中心公布的体检结果中，体重超标比例为40.4%，男性超重率为58.4%。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占到40%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没有关于体重的统计数据。在1980年的中国街头，几乎看不到胖子，“将军肚”一度是称赞别人的褒义词。而比“将军肚”一词含义转变更快的，是中国肥胖问题的发展。

　　即便如此，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极端肥胖的案例。也就是说，看上去，眼下中国人的胖跟美国人的胖还无法较量。如果按照西方的肥胖标准，“那我们全国的肥胖率只有5.1%。”施小明说。

　　“但是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标准与国际标准并不一致，相同的BMI(体重指数，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水平时，黄种人体内的脂肪含量要比欧美人高，换句话说，即使看起来没那么胖，也很可能超标了。”施小明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拟定的世界标准是，BMI在18.5~24.9时属正常范围，大于25为超重，大于30为肥胖。而中国的肥胖和超重标准则是BMI在18.5~23.9时属于正常范围，大于24为超重，大于28为肥胖。“这样对比就可以看出，虽然中国肥胖率中BMI大于30的只有5.1%，但是接近这个指标的BMI指数在28~30之间的已经有6.9%的比率，这已经非常严重了。”

　　中国并不是对BMI指数控制最苛刻的地方。在新加坡，超重标准是BMI在23以上，肥胖标准是27.5以上；日本制订的BMI指数的标准也比中国低，超重和肥胖指数分别在23和27。

　　根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书中的数据，1982年中国的超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约7%，而当时美国的情况是成年肥胖人口百分比已经达到26%。

　　10年以后，1992年的一份调查说明15%的中国人口体重超重，大约3000万人口属于临床意义上的肥胖。

　　4年以后，1996年调查时，中国的超重人口比重已经迅速增加到23%。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已经达到40%了。

　　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胖，只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刘斌自从参加工作后，午饭几乎都在食堂解决。“国企的食堂，价格实惠，可以选择的食物又多，味道也还不错。我的同事，有的不仅午饭在食堂吃，晚上也带些饭菜回家，图方便。”

　　食堂的特点之一，就是油、酱油、盐、糖都会严重过量。一方面是为了口感，荤腥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味蕾上的刺激。而另一方面，油、盐也可以延长食物的保鲜时间。

　　“我没觉得自己在食堂吃很多，但是却慢慢发福。确实感觉食堂的饭菜都太过油腻，口味也比较重。” 刘斌说。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还在家里开火做饭。做饭这项生活必需技能正在从“手艺”变为“艺术”。

　　大型家居用品超市宜家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广州和天津等城市开设了分店。宜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大量购买厨房用品并不感兴趣，在其委托ISOPUBliC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

　　放多少油盐、吃多少卡路里等营养标准，不由自主地被拿捏在食堂、饭店的厨师手里，后者关注的是能不能吃饱，能不能吃好，至于健康不健康未必会被放在第一位对待。

　　忙碌的生活甚至会挤压吃饭的时间。午饭简简单单吃几口便又回去工作，已经成为工作族的常态。2013年1月，大众点评网发布的《2012上海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显示，24小时便利店的代表之一---“全家便利店”在上海人气最高购物场所TOP10中排名第6。在工作日，白领为节约时间在便利店购买商品，甚至解决三餐，正渐渐成为常态。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饭局还有更多联络感情的因素。刘斌说，“到了年末，尤其是春节前夕，应酬铺天盖地。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个协会、各个公司都需要靠‘撮一顿’来建立关系，维系关系，发展关系。”

　　大众点评网《2012上海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显示，2012年大众点评网在上海的团购销售总券数近1400万份，比2011年同期增长156%。而在美食类团购中，火锅、面包甜点、西餐等类别的团购券最热卖。

　　饕餮盛宴变成家常便饭的时候，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已经超标了。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运动量不仅没能上升，却还在下降。“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静坐的时代。根据我们的统计，2007年中国人平均每天坐3.8个小时，而到了2010年就上升到4.8个小时了。这说明我们的休闲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电脑、手机上。”施小明说。

　　同样以刘斌为例，他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几乎都是坐着，没有其他的运动。“我过去就很喜欢打篮球。高中、大学的时候天天打，但工作后只能周末和朋友相约去打球了。希望到了春天夏天，我经常出来打球，体重能慢慢恢复。”

　　一家减肥训练营的北京主管葛国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客户每年都有40%到50%的上升，由于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减重百分比也在逐年上升。“虽然来这里减肥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但都是有空闲的人，家庭妇女、退休老人居多，年轻白领没那么多时间。”

　　胖城市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正在给肥胖提供最有支撑力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久坐的时间更长、更多依赖汽车交通，也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多的美食。

　　姚清(化名)在上海一家外企从事翻译工作，算是典型的白领。她面临的减肥困境是走几步就能在街上随意买到的甜食。

　　“我从小就爱吃肯德基，尤其喜欢吃甜食。经济独立后，就会更加放纵一些。”姚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随意走在上海的一条街道，就可以看到各类咖啡屋、蛋糕房、奶茶店，比如随处可见的星巴克、COASTA、Christine、85度C、Breadtalk、可可、贝尔多爸爸、满记甜品。而像罗森、全家、7-11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更是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人们想买甜食，几步路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北京也许是中国最胖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卫生局在200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市约有60%的成年人体重超重。“现在北京的肥胖率大概有20%了。”施小明说。

　　这与饮食结构有关。北方城市居民的膳食中，大米的摄入量越来越少，而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越来越多，而且北方人更爱“喝一杯”。

　　根据某网站调查显示，在酒友数量上，全国各省市间差距比较大。最喜欢喝酒的省市前十位分别是：北京、山东、河北、辽宁、江苏、河南、山西、安徽、上海与天津。

　　与大量饮酒相伴的就是大量的饮食。刘斌说，为了不喝醉，应酬时他会有意识地多吃饭吃菜。敬酒时间很长，吃东西的时间也自然会拉长，食量也在无形中增加了。

　　“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水平可能已经达到了20%，尤其是沿海地区从香港及附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到上海，再经北方内陆地区和北京，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这一线的城市是中国的肥胖中心。”《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作者们认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人们变胖的速度最快。这和健康知识以及健康信息的多少是有关的。而这个地方的物质丰富的速度又是最快的。”施小明说。中国成年人口的超重率为30.6%，其中城市超重率是33.8%，农村是29.1%。“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医保背上沉重的包袱

　　当很多中国人还把肥胖看成一个“富贵病”时，事实却是：在肥胖问题上，低收入人群和发展中国家要比高收入人群和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慢性病发生，农村人口已经高于城市人口。”施小明说。

　　而肥胖则是引发慢性病的重要诱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发生，各个年龄阶段的超重、肥胖者的比例都高于同年龄阶段的体重正常的人。

　　肥胖已经成为与艾滋病、毒药麻痹和饮酒成瘾并列为世界四大医学社会问题，成为全球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全球每年至少有280万人死于超重或者是肥胖。

　　这些慢性病显然将成为未来消耗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资源的主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到2020年，心血管疾病(影响心脏和血管的疾病)将成为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病因，中国每年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将增加300万。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与肥胖相关的医疗费用占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总额的比例为2%到6%。

　　而2012年6月，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曾表示，我国财政对慢性病防治的支持正在逐年加大，2012年拨付3.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防治慢性病。

　　当中国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体重超重时，可以想象中国医保将背上沉重的包袱。

　　“虽然很难精确测算有关超重肥胖的实际医保开销，但可以确信的是，与超重肥胖有关的疾病大多是慢性的，而非急性病，这就意味着需要长期的治疗与恢复。尽管已经尽力控制药物价格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开销还是相当可观的。” 《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作者之一马修·格莱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4个月，上海“瘦”了30吨

　　乐观的是，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变胖了。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听到“你又胖了”的时候，说明大家意识到肥胖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从中国出现首家商业俱乐部开始算起，中国健身产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时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健身俱乐部已经发展到5000余家。而这些健身俱乐部并不包括减肥训练营。

　　政府对于肥胖问题的察觉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于肥胖的检测数据，可以追溯到1992年，而在2006年左右，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就开始关注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了。”施小明说。

　　然而健康管理人才积累缓慢。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仅有2000名有资质的营养师，而根据每300人拥有一位营养师的国际标准，中国至少需要400万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但到了2011年，中国的营养师人数依旧极其匮乏。只有47%的医院设置营养科，只有1772名医务人员从事营养工作，几乎没有一家饭店配有专职营养师。

　　正在尝试管理自己体重的人们，也未必采用了科学健康的方法。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5%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拼瘦族”，34.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尝试过节食、“催吐”、大量服用减肥药等极端减肥方式。

　　广州岭南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炯曾在一项在线调查中发现，正在减肥的人群中，体重正常或偏瘦者竟占约四成。

　　如何自我管理体重以及自身健康已经成为需要补上的一课。

　　城市虽为肥胖问题滋生了更多的不利因素，但也以最快的速度来关注着肥胖问题。2010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放给市民一本《上海市民健康自我管理知识手册》和一把腰围尺，以促进上海市全民生活方式的健康转变。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于2012年9月开展“全城总动员，健康减重100吨”活动。参与活动的人群定位为15岁－65岁、体重指数(BMI)23的上海居民。

　　截至2013年1月15日，上海健康减重100吨活动共有42893名市民报名参加，其中符合活动要求的有36841名，参加第二次复称的有16962名。有12836名市民的体重有所减轻，共减重30520.63公斤。短短4个月，上海这个城市“瘦”了30吨。

　　“可以看出来，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需要长时间培养和积累的，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给大家带个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忠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世界太重

　　日本是第一个为控制肥胖率而立法的国家。2008年，日本政府立法以约束日本国民越来越宽的腰围：要求年龄在40至74岁的男性和女性的腰围分别不得超过85厘米和90厘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特约撰稿刘晨阳报道

　　美国纽约老太薇尔玛在2012年10月客死他乡。因为她实在太胖了。

　　在匈牙利旅游的她被航空公司拒载，航空公司拒绝她登机的理由是她超重。薇尔玛今年56岁，体重约425磅(约192公斤)。尽管薇尔玛的丈夫已经向航空公司提起诉讼，索赔数百万美元，但是钱并不能改变这个由肥胖引发的悲伤结局。

　　有钱的胖子

　　薇尔玛的故事在美国并不罕见。在2011年，美国最大的渡轮系统华盛顿州渡轮决定，将登船的美国成年人的体重估值从原来的73公斤，提升至84公斤。由于轮渡的载重量是一定的，所以渡轮的运载量不得不由原来的2000人降低至1750人。

　　2012年1月，美国医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最新公布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成年人约有1/3属于肥胖，而这项全国性比率在最近几年一直维持不变。该报告也指出，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约有1/6属于肥胖。这些数据显示，虽然美国社会多年来一直致力对抗肥胖，但问题仍十分严重。

　　在美国，肥胖的概念即意味着BMI指数大于30，即一个人的体重(公斤数)除以其身高(米数)的平方，答案超过30算肥胖。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热带医学研究生院的科研小组曾做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肥胖度的有意思的研究。截至2005年，全球体格指数(BMI)超过30的“肥胖”成人身上的赘肉合计重量为352万吨，其中“胖美国”贡献了将近1/3。

　　美国的肥胖故事有其独有的特点。美国医学会期刊发布的报告发现，在2009年至2010年的统计中，白人男性约36.2%属于肥胖，非洲裔男性则为38.8%；而白人女性约32.2%肥胖，非洲裔女性则高达58.5%。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非洲裔美国人明显比美国白人低。这意味着在美国穷人更加受到肥胖的困扰。

　　2012年9月，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提出一个禁令：禁止快餐店、电影院和公司餐厅等场所销售超过16盎司，约合454克的含糖碳酸饮料。这个提案已经获得了纽约市卫生委员会的批准，2013年3月开始实施。如此看来，肥胖的确已经成为困扰整个美国社会的一个难题。

　　同样饱受争议的还有丹麦的“肥胖税”。这项税收用心良苦---提高不健康食物的价格将减少其消费量，从而改善公众健康水平。除此以外，肥胖程度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将会下降，保健预算的压力将得到缓解。

　　由于丹麦肥胖人口日益增多，丹麦政府决定引进肥胖税，对披萨、炸薯条、肉类、冰淇淋、全脂牛奶等富含饱和脂肪的食品征税，每公斤食品征税额为16克朗，差不多相当于16元人民币。

　　据丹麦卫生部门的统计，全国人口中有47%体重超标，13%的人患有肥胖症。

　　然而，这项名为饱和脂肪税的“肥胖税”刚实施了一年就被政府宣布从2013年取消。因为这项世界首创的“肥胖税”不仅给税收系统带来麻烦和成本，而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012年11月，丹麦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一年当中，丹麦人为购买肥胖食品多掏了2亿克朗的钱，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购买牛奶、奶酪、酸奶的数量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更多选择了更加便宜、也许更不健康的产品。

　　肥胖还直接影响了殡葬业。面对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英国殡葬业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压力，他们不得不修建空间更大的火化炉来容纳装殓死者的、体积不断加大的棺材。英国政府考虑收取一些附加费，需要使用大尺寸火化炉的死者，家属需要支付40英镑的费用，该费用叫做“脂肪税”。

　　没钱的胖子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开始增胖。

　　2007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一项各国肥胖比例的调查报告，其中，排名第一的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是人口仅1.3万、面积24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岛国瑙鲁。

　　肥胖排名前十的国家中，8个为太平洋岛国，美国成为排名前十的唯一一个发达国家。“造成肥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饮食结构是否合理以及运动量的多少，人种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处长施小明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统计，在巴巴多斯、埃及、马耳他、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等国，30岁以上的妇女至少有75%的人超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可忽视，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易胖食品的出口贸易。国际肥胖问题工作组负责人菲利浦·詹姆斯教授曾指出，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把高脂肪的劣质肉制品出口到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一些国家因为害怕失去贸易优惠，也只能进口这些糟糕的农业商品。“值得警惕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目前也在向中国出口高脂肪羊肉片。”

　　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目前正面临“双重疾病负担”：在继续应对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同时，它们也正在经历肥胖和超重等慢性病高危因素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在同一国家内、同一社区内甚至同一家庭内，营养不良和肥胖同时存在的情况并不罕见。

　　印度国营的孟买医院治疗肥胖症的医师拉门·戈伊尔是专门做减肥手术的医生。2000年，他全年才做了4个这样的手术，但目前每月都要做约20个手术。

　　印度通常更多地被与营养不良和食物匮乏联系起来，但是印度经济增长对印度人的腰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城镇地区。吃西餐以及“静坐”的工作在印度被当作是地位和收入提高的象征。

　　研究显示，目前印度近1/5的男性和超过1/6的女性都超重，在一些城镇，超重率高达40%。

　　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事实在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难以支付肥胖带来的慢性病的治疗。

　　而在这些中、低收入国家，儿童更容易出现产前、婴儿及幼儿营养不足。同时他们还处在高脂、高糖、高盐、能量密度高、微量营养素不足的食品环境中，因为这些食品往往更廉价。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这样的饮食模式和越来越少的体育活动导致了儿童期肥胖者的数量激增。

　　社会发展病

　　英国《经济学人》曾撰文指出，体重指数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同步上升的，这种关联会一直保持到人均GDP达到每年每人5000美元为止，再往上两者就没有太大联系了。财富增加意味着自行车被摩托车和汽车取代，稻田工作被写字台工作取代。

　　但是以下的数字，除了给全球带来肥胖的压力以外，几乎没有感受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惊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世界肥胖症人数已翻了一番。2008年，2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超过14亿人超重。其中2亿多男性和近3亿女性为肥胖。65%的世界人口所居住的国家，死于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大于死于体重不足的人数。2010年，4000多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现在，大概全世界人口的1/3处于过重或者肥胖的范围。

　　“肥胖是一种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美国比较突出，它很早就已经把人口寿命提高到比较高的水平了，但是迟迟不能再发展就是因为肥胖影响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施小明说。

　　一些国家的政府、企业、学校等社会组织开始介入个人的肥胖问题。因为剧增的发胖患者诱发了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疾患等各种疾病，这已经成为了威胁各国社会的“灾难”。

　　有专家指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变胖的过程，正是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肥胖这个发展病的结果也必然会像当今欧美国家一样，出现越来越多极端肥胖案例。

　　但是日本却给变胖的国家带来积极面对肥胖问题的勇气，至今日本仍以低于5%的肥胖率成为发达国家里最“苗条”的国家。

　　日本是第一个为控制肥胖率而立法的国家。2008年，日本政府立法以约束日本国民越来越宽的腰围：要求年龄在40至74岁的男性和女性的腰围分别不得超过85厘米和90厘米。

　　另据报道，早在2006年至2007年，日本政府已经拨出60万美元款项来处理儿童的体重问题。

　　日本的公司也被要求为规避肥胖带来的社会问题出一份力。根据规定，公司要求职员每年都必须体检一次，如果到期限，公司没能降低一定比例的腰围不达标的职员数量，公司则不仅要拨出更多的钱来为“拖后腿”的职员们减腰围，还会面临罚金。

　　“肥胖问题的改善解决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个系统全面配合。”施小明说。

　　

　　腰围改变中国

　　--- 专访马修。格莱博

　　必须有人为中国人提供均衡膳食的教育，这也是政府和食品产业应肩负起的责任，以帮助消费者远离超重和肥胖，避免相关疾病给他们带来过高的治疗费用，以此减轻给中国带来的医保负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特约撰稿刘晨阳报道

　　当肥胖是否一种疾病还在被讨论的时候，腰围却正在改变中国。一部分中国人先胖起来了，“先胖”带“后胖”的趋势，也正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以及城郊结合部蔓延。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还并不能承受肥胖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医疗负担；更糟糕的是，被寄予“少年强则国强”的中国少年的肥胖情况，可能比成年人更加糟糕

　　严肃告诉我们要关注中国腰围的是两个从事咨询行业的英国人：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和马修。格莱博(Matthew Crabbe)。“肥胖正在影响中国的消费市场。”为了通过腰围这面透镜观察到更多的中国肥胖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其中一位作者马修·格莱博。

　　中国的富裕阶层先胖了

　　《瞭望东方周刊》：肥胖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引起你们的关注？

　　马修。格莱博：保罗和我向我们的客户提供社会变革以及可以影响市场的一些量化数据。我们从这些数据中看出中国日趋严重的肥胖问题，我们的客户当然也看出这一问题会影响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以上两点促使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随着客户对此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我们也寻找到更多的数据，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写成文章，这也就是这本书的基础。

　　中国的肥胖问题已经持续多年发酵，我们一直跟踪社会的最新变化。这些变化有潜力去影响消费市场的增长，影响在中国运营的公司的未来盈利。肥胖问题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更关注其影响的深远性。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统计的数据中，中国的哪些人先胖起来了？

　　马修。格莱博：我们发现中国最快变胖、变得最胖的人群，是城市中相对富裕的阶层，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更加明显。不过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富裕家庭孩子的肥胖问题，现在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

　　《瞭望东方周刊》：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马修。格莱博：上述情况屡次出现在其他近年来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中，例如印度、墨西哥、巴西。但是，在美国和欧洲，肥胖这一问题更集中在贫穷的社会阶层。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在书中认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中国肥胖的问题。城市发展为肥胖带来了哪些影响因素？

　　马修。格莱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也将过去无法触手可及的物品带入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食物。超市、大规模集市遍及城市各个角落，包括快餐店在内的各类餐馆也泛滥了，让人们更多地暴露在高热量的食物(含有更多的糖分和调味品)中。

　　城市已经膨胀，越来越多的人追逐“城市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更多的人生活、工作在城市环境中。更多家庭涌入城市挣钱，摆脱农村的低收入状态。他们变得富有，有能力买那些过去难以买到的食物，并且深陷美食之中。

　　从“饥荒”到“饕餮”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化过程中人变胖是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通病？中国的肥胖化过程与美国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马修。格莱博：在美国，穷人总是买最便宜的食物，还有重重加工过的食物，包括垃圾食品。在中国，我们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迅速增长，但食品价格没有同样的增幅。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食物变得便宜了，这导致人们不仅吃更多的食物，还吃更贵的、多次加工的食物。他们更多地在餐馆就餐，摄入大量酱油。

　　这还引发了严重的食物浪费现象，人们总是点得多吃得少。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也完成了从“饥荒”到“饕餮”的转变。人们迅速剥离过去基本的饮食需求，沉溺于曾经无法获取的丰富食物资源中，无法自拔。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变化是否中国快速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修。格莱博：就像我之前说的，更多的食物选择和资源，引诱人们去吃不曾吃过或吃不起的美食，这就导致了他们对美食越来越上瘾。要吃遍天下美食的欲望让人们渐渐失去控制食量的能力，饮食量大大增加。

　　在中国的餐馆，人们点一桌子菜大家一起吃，不像是在西方，人们各点各的食物。因此中国人很难知道自己是否吃到了正常的食量。菜一盘盘端上来，摆在你面前的美食诱惑就越来越多，你就不停地吃，这样就增加了过度饮食的可能性。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们关于中国行业的行业研究报告中，有很多是关于食物、饮料、调味料甚至是药物等产品的研究，这些“作料”在加速中国肥胖的过程中是什么角色？

　　马修。格莱博：为了加重口感，中国餐馆在菜中放入超出常量的酱料，导致糖、脂肪、盐、味精超标。这些作料无法看见，人们就难以控制摄入量，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吃的这道菜中究竟有多少糖、脂肪、盐和味精。

　　这种因果关系同样适用于从商店里买的食物。人们越来越多地购买加工食品，却不知其中加了多少调料，也更无法知道自己摄入了多少。因此人们会觉得他们吃的东西没有过量，却不知道他们摄入的食物中，有多少会导致超重或肥胖。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说过度饮食而不是饮食结构对中国迅速肥胖起了更大的作用？

　　马修。格莱博：我觉得，中国人过去习惯在一天中吃一些零食作为加餐，这是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但是如今，虽然中国人不怎么吃加餐了，他们的正餐摄入量还是增加了。

　　此外，零食也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豆类、水果干、坚果，演变为过度调味、油炸、加工的食物(肉的量也大大增加)，于是从这些零食中摄取的脂肪就增加了。就是这种细微的饮食结构改变渐渐累积起来，导致了当前状况：中国人摄入越来越多的脂肪与糖分，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尽管他们一天中没有持续进食，但是每顿饭的摄入量已经渐渐增加。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食过度了？

　　马修。格莱博：对，并不是中国人突然变得贪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饮食已经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此外，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或者根本不了解如何均衡膳食，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的肥胖问题。

　　必须有人为中国人提供均衡膳食的教育，这也是政府和食品产业应肩负起的责任，以帮助消费者远离超重和肥胖，避免相关疾病给他们带来过高的治疗费用，以此减轻给中国带来的医保负担。

　　肥胖的成本

　　《瞭望东方周刊》：肥胖是否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医疗保障的沉重负担？

　　马修。格莱博：虽然很难精确测算有关超重肥胖的实际医保开销，但可以确信的是，与超重肥胖有关的疾病大多是慢性的，而非急性病，这就意味着需要长期的治疗与恢复。

　　肥胖带来的慢性病之一就是糖尿病。以糖尿病为例，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单是高昂的药费就难以支付了，因此政府急需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尽管已经尽力控制药物价格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开销还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除了糖尿病，由肥胖引起的疾病还有很多，例如肾病、呼吸疾病、行动障碍、心脏疾病等等，治疗这些病的开销都很大。患者因病越来越无法正常工作，而治病的成本却一路攀升。此外，尽管医疗保险已经开始覆盖大多数人口，甚至帮他们支付基本医疗费用，但慢性疾病的治疗费通常还是由患者及其家庭承担。这些费用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陷入继续治疗还是保全家庭生计的两难境地。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这样的问题，急需政府的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对人身体健康影响以外，肥胖问题还带来哪些隐性成本？

　　马修。格莱博：除了对健康和消费方面有直接的影响以外，社会对肥胖者或者正在变胖的人也并不宽容。在就业市场上，超重的人面临着被歧视的问题。超重者会发现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为雇主更愿意给那些起码“看起来”健康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而且社会的偏见也会影响人们在学校中的表现，影响人们的爱情生活以及人们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社会价值的能力。肥胖者所承受的，不仅仅是大块头的外部形象，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压力。这些都是肥胖将给社会带来的隐性成本。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会不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肥胖大国？

　　马修。格莱博：我的看法总是乐观的，中国人也是足智多谋的，所以我相信，中国将找到适合自己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肥胖仅仅是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个症状，而由此引发的其他的社会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我对未来的希望是，民间社会的发展能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时俱进，像肥胖这样的社会问题将被允许公开和坦率地讨论，人们可以更好地关注自身，避免使问题变得更糟，而政府和专业护理机构就可以专心于处理已经出现的问题，防止进一步恶化。

　　

　　中国青少年肥胖状况堪忧存沉重医疗和经济负担

　　对中国人来说，肥胖早已不是陌生话题，事实上，更严峻的问题是青少年肥胖。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18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达1 .2亿。来自国外的研究也指出，中国有12%的儿童超重，中国青少年患糖尿病的比例相当于美国同龄人的四倍。专家表示，青少年肥胖正在逐步加重我国经济和医疗机构的负担，其经济负担将超千亿元，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种趋势，中国医疗体制将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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