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移民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0日 07:38 中国周刊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
这种移民的热情，似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
中国人历来重土慎迁。虽然背井离乡的故事不断上演，从未断绝。但所有的背井离乡，只是因为大道不行，为了躲避战乱暴政。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过去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颠沛流离，卧雪眠霜，苦痛卓绝，不知何处是福地。
所以，背井离乡这个词语所蕴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对后世的一种告诫。
今天的移民潮，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点，与历史迥异。
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新旧病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民间压抑的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愤怒情绪，整个社会累积了巨大的压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几乎覆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感安全感。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成为一种弥漫的病毒。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历史上的背井离乡更多是一种盲流。今天的移民，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由选择，是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术赋予了个人超级力量，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盲动。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种悲惨的无序的行为，而是有规划的追求幸福的行为，它也作别了老式移民悲凉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对而言，合法移民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合法的自由迁徙，是社会开放的体现。是否换个海外身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主动的自我抉择。
放在较长时间段里审视，在中国，这种释放个体的选择自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社会的格局中，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
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三重流失的严重化，势必带来社会的某种“空心化”现象。
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执行层面改善内部生存发展环境，真正落实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法治的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调整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政策，增强社会发展的确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产业领域，人才和资本的流向，表征着企业产业的盛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设若生活能有尊严、有安全感和相对的确定性，纵使故园仍有不如梁园处，也不愿轻易把异乡当故乡。
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他们为什么移民
十余年前，一部电视剧和一本小说曾在国内大行其道。电视剧是《北京人在纽约》，小说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改革开放之后两次来势汹汹的移民潮，被浓缩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仿佛是巧合，当下被热议的第三轮移民潮，也是随着影视剧的上映被人们瞩目的。前两部文学作品被关注，是因为当年移民潮中的众生相，而今年热议是因为参演一部影响甚广的影视剧的众多明星国籍问题引发的。
在当下轰轰烈烈的移民大潮中，明星群体只是其中的少数人，却是最耀眼的一部分。
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随着移民话题转热，大众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中国的财富阶层。更有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话题如此沉重而宏大，本刊记者的报道，也只是向读者呈现这一社会话题的一个切面，而这一切面背后隐含的问题，有待专家和读者一起思考：他们的出走为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井喷的移民热情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作如是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这几天有空，见了几个有钱人，都想移民。大多数已经移民了，还有的在办理。”这是微博上一句不起眼的留言。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没有人具体说的清楚是从哪天开始，这成了中国富人们的生活标签。
李旭，做了十六年移民工作。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以前，办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谨慎，现在他们直接问我们：我多支付你们些钱，能不能办得快一点？”
英国《经济学人》也观察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变化。在近期出版的杂志上，这样评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中国有钱人的模式是拥有一个独立厨房，放满了白花花的食物。但自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号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享有各种象征财富的东西——大房子、好车子、奢华的假期。即使是这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想要离开中国。”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谁又在离开中国？
有钱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答案：
“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资产过千万的人，有60%的人考虑过移民。这个数据不小。但是，李旭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体验，“每次参加一些企业家俱乐部的聚会，在场的人，只要知道我是从事这行的，都会问上几句，‘怎么办理移民？’”
现在来看，移民办得最疯狂、也最高调的是去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一个移民广告的海报高调地悬挂着，“在北京买房么？不如移民吧！”
这种行业内的高调背后，是2010年移民市场的一次井喷。
当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业绩整整翻了五倍。
2010年上半年开始，流传着移民涨价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涨价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赶在这个涨价前冲刺了一把。
2010年10月的数据显示，香港、北京两地签证中心积压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资移民申请个案达18534例，按照现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额度，这至少需要9年时间。
有机构对这些“富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移民做了调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曾做了一份《2010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调查显示，超过1/4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为什么移民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移民中介还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释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开口会说，“好的空气，好的生活环境，并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俨然，是一幅美好的田园生活。
不仅如此，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签证受限指数的推出者Henley&Partners顾问公司出炉了一份《2010年公民旅行签证受限指数全球排行榜》，在98个参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88位。
张伟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发了财，有自己的公司，做软件开发和硬件销售。九十年代末，他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认为，“孩子”，永远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财富报告》中，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报告》中统计，58%的受访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说到根上，让多数富人们移民的深刻原因，还是“安全感”。
张伟光对《中国周刊》记者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都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干净，那也是一种仇富心理。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
他说，前段时间，他有个在国内做房地产的朋友，总问他移民的事情。因为，一直和他这个朋友有联系的当地一个分管土地的领导被抓了，他朋友变得很紧张，总想赶紧移民。
张伟光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办移民了，他对张伟光说，“在国内做房地产，整天悬着，哪个相关官员被抓了，自己都紧张死了，整天揪着。”
让富人们揪心的，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财产安全，多是赚了钱的商人们的移民原因。官员们的移民，则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经犯事逃走的人。
张伟光说，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国国人分为三类圈子：
“一类是官员，这个圈子我们也接近不了；一类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过去的商人；还有就是我们这类人，钱也不多，也没什么其他目的，有一半好奇，还有一半期望，想过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经有人开始界定，最近几年时兴的这种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富人为主要移民群体的现象，已经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三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
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国逐渐开始正式接纳国外移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国的移民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缴纳一定的费用，并可以取得审批，成为他国公民。移民国的这一规定，无疑为移民打开了一个“花钱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开了，那些较早出国的一帮中国人开始经营这单买卖，他们在移民国家设立公司，专门接待和办理中国人移民他国的申请。有的干脆来中国大陆设立公司，自己开拓市场。
1995年进入移民行业的李旭，赶在第二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时的李旭被同学们调侃为“人贩子”。
李旭记得，“1995年，每单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一万美元的手续费，8万元人民币在90年代是个大数目。”毕业没几年的李旭看到了这行的诱惑：“花钱就能移民，几单生意就能养一个公司。太好赚了。”
这股“花钱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续到了1999年。
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做了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大家更关注生活质量和财产安全了。国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国内的政策，第一桶金得不到保护等原因是推力。”
“还有个新特点是，移民了，人还在国内。”
去年，胡伟略曾经接受一家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对方问他，“中国兴起第三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国内部的政策变动原因？”
胡伟略没有回答。 (文中张伟光为化名)
换个身份的理由
为教育，为生活，为养老，各种原因覆盖下，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都有的“私有欲”，但是，这个想法在国内无法实现。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王建文，理工出身。电话里，他说，“自己说话和办事都比较刻板”，生怕自己的讲述没有色彩，枉费记者跑一趟。
脖子里挂着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这样出现了。很学者，很IT。
农村里出来，考上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说，“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计划到每一个细节，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按照他的步骤，生活进展到现在，应该要移民了。
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大股东们的尴尬
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说，“我们这一直很低调”。即便如此，状况还是层出不穷。
坐在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认真，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这当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财务部门拿资料(移民过程中移民目的地国要对移民个人的财产做清楚的了解，细致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管财务的高层对他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王总，办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这样的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文就有点心慌了。其实，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
“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们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会成员们发现，他们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层。现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这一点，他“没想到”。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他们之所以如此担忧，也在于：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开始办移民了，“对公司影响不好。”
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担的经济生活。“我2009年办移民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一个项目投资40万加币，这些资金冻结五年，五年后还给我本钱；另一种方式是只要交上12万加币的投资利息，后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认为，后者的资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层都能承担起来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移民加拿大投资额涨为80万加币，一次性利息涨到22万加币。价格翻了一倍。但对于资产上千万的中产而言，这依旧是可以承担的数额。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你们有几个原始股东？几个移民了？”记者问。
面对这个问题，王建文低头笑了笑，不语。过了五六秒钟，他重新组织语言：“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原始股东就那么几个人，只能说，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几个原始股东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东里，有一位朋友给王建文打了电话，“我办成了！”语气很兴奋。接到电话，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说好，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最终让王建文决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记忆里，他的小学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劳动，有时候会去田间，边劳动边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不用背着很沉的书包上学。”
直到到了中学，王建文关于上学的记忆才开始了“学习”这个词。
“上学，完全是自己主观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好好学习考大学，这样才不会一辈子都种地当农民。”王建文说，这种动力下，学习也是自主的。“心里明白是为自己学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张伟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让孩子在北京读书。”
张伟光想，“自己的企业是科技企业，自己又有很多技术专利，有很多高级职称，按照北京的政策，应该可以申请个技术人才引进什么的，弄个北京户口，方便孩子考学。”
结果，三年下来，北京户口没弄下来，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张伟光有点着急了。朋友告诉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户口，孩子上学更方便了。”
张伟光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吧？这么简单？比北京户口还好弄？”朋友向张伟光说了“八大诱惑”：高等教育，自然环境，福利，医疗，财产安全……
张伟光只记得有一句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要进了医院，连盒饭都是公费的。”从来没去过加拿大的张伟光信了，答复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国籍就回来。”
2003年申请，2004年秋天张伟光就接到了体检通知，移民签证办下来了。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他苦苦办了好几年的北京户口，也下来了。张伟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也很难。在记者面前，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张伟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将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刚接到了移民体检通知。
余威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让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强烈的原因，也是儿子的变化。
有一年，余威去儿子的学校参加一个交流生的座谈会，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学校的。这个交流会让余威很惊讶，“那些孩子会说一些他们怎么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会说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话。”听在一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儿子，“自我为中心。我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得特别极端了，要是有个日本人坐身边，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样。”
坐在记者对面，余威说起儿子来，自己都不禁打个冷颤。“学习压力也太大了。影响的孩子心态都变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这么丁点大孩子。”
我想有块地
办理移民的过程很繁杂。王建文一办，就是两年，“过程太耗费精力了。”这一点，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
“国外关注你第一桶金是哪里来的，是否合法？每一笔钱去哪里了？如果是花了，怎么花的，花哪里去了，有没有凭证？如果是借出去了，借给谁了，得提供借条。”
为此，王建文把自己生平所有的大消费全部理了一遍，把公司每个进程的细节也全都捋了一遍。已经很久没用的工资卡，他专门跑到财务去查卡号，然后又跑到银行补办了一张同卡号的。他还找到了借钱的朋友，专门补了借条。
等到去香港面试时，王建文拖了一个行李箱，足足一箱子资料。“行李箱大到机场必须托运。”
经过两年的折腾，王建文终于拿到移民体检通知，这意味着他即将拿到移民签证。
兴奋，是一定的。
“拿到加拿大绿卡后，签证也会好办，出入各国出差也方便。我们国家的签证在世界上还是很麻烦的。”
“加拿大地广人稀，在空气质量、绿化等方面比较好，这是我们很向往的……”
除了这些，王建文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梦想。
王建文是农民出身，在农村老家的房子一直没有翻新重盖。“因为那块地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所有权，我一定会在农村老家盖房子。”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有欲”。
“我好想这样，自己可以支配。”他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想法，都想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土地、房子。
国内，是无法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有欲”的。“房子说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他担心，租来的财产很容易就会被平均化了，“个人是没有财富的完全支配权的，因为，都是公有的。”
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同事们也会聊这个话题，他们会有同样的想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之后呢？资源不平均，财富不平均，整个社会就会不平衡，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心里总觉得不安全。”
“其实，就因为不平衡了，我们才会讲和谐，建和谐社会。”王建文说完这句话，忽然问，“这话就别写了吧？”
王建文说，自己还算是“心里比较安全的一类人”，毕竟自己走的路子透明得很。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的邻居也移民了，“他考虑移民的诉求，一定更多元一些。他的不安全感会更强。”
王建文的邻居是一家民营制造企业的老板，“钱多”，“富起来的更早”。和王建文相比，他的邻居更愿意拿到国籍。
6月份，王建文见到邻居时，邻居全家已经办好了移民的手续，在温哥华买好了房子，准备7月21日全家搬到加拿大。
两家还商量着，“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联系，争取再做邻居。”
王建文也会在温哥华买套房子，“不买别墅，买公寓也行。”他觉得这起码是一个保值的方式，“华人在加拿大买房，越炒越热了，租房只是一种消费，买房起码能保值。”
已经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的张伟光对此很有同感。他五年前买的房子，现在涨了一倍。“华人买房在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很普遍。”
寂寞也要走
在局外人看来，这场即将奔入生活天堂的移民行动，充满诱惑力。但是，对王建文而言，还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会拿国籍，事业还在国内，而太太孩子会常驻国外，这样国内就我自己，生活质量会受影响。”
这个问题，别人也遇到过。
张伟光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刚去加拿大那会，张伟光也曾有过“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去超市买床垫，一个人正在费力地把床垫往车上装。过来一对夫妇问我，你需要帮忙么？我说不需要。夫妇俩互相看了看，又朝我笑了笑，说，你一定需要帮忙，然后两人二话不说一人抬一边，帮我把垫子抬到车上去了。”
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觉得憋得慌。
“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但是不够热闹。”他补充说，“女人特别能适应，你看那些移民的太太们，都不愿意回来生活。但是，男人们比较难适应，国外又不好做生意，朋友又不多。”
“在加拿大，国家比较成熟了，十几年不变一变，哪里死个人，都是天大的新闻。最受新闻欢迎的内容就是娱乐至死。政治也娱乐。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远想象不出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国，变化太快，每天一个样，每个新闻都让人爆炸。”
张伟光越说越兴奋，“中国多有意思啊！”
他每次回国，都乐此不倦地看电视、看报纸。看看这个国家又发生什么。“我早就忍受不了国外看不到中文台了。”
张伟光说，“一定不是光我这么觉得。”他推荐给记者一篇温哥华华人的纪实文学，《温哥华你为什么沉默》。文章中认为：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大多数是大陆精英，但是他们在加的生活时间一长，多数都沉默了。
坐在一旁的张伟光的朋友王冕之非常赞同张伟光的观点。王冕之90年代末就出国了，是最早一批技术移民的人。他说了一句顺口溜，“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
即将移民成功的余威，和记者讲过这样一个事情。自己一个同学移民澳大利亚了，年前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一个晚上，一个劲地说话。那些不痛不痒的话，在余威看来，都是些垃圾话题了，早就不新鲜了，怎么还在说。他向这位同学发起了抗议，“求求你别说了，一晚上不停，你不累啊？”
同学立马也抗议，“求求你，就让我说吧。我这一晚上说的话，比我在澳大利亚一年说的话还多。憋死我了。”
余威笑哈哈地说完这个故事，安静下来，自语道：“我也会这样的。”
“即使如此，还是走？”记者问。
“当然走。可以走完了再回来。先拿到证，身份很重要。”余威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