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不走的生意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0日 07:38 中国周刊
移不走的生意
移民，成了他们谨慎敏感的话题。一群处于商界金字塔顶端的国内企业家，悄无声息换了身份，拿了绿卡。但是，人没走……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温州、北京报道
2011年6月11日，温州滨海大酒店。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在一间装修阔绰的“温州厅”，一排白色的长桌，面对面摆了三十多张座椅。这里正举行一场温州世界侨领的聚餐。
同去赴宴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些人中自己是“特殊人”，因为他还是“中国身份”。
曹国荣拿着一杯啤酒，穿梭期间。他习惯倒上满满一杯，无论对方是茅台还是干红，一定要劝着双方一杯干为止。一圈下来，他的话头就多了。他是比较早富起来的一批温州商人之一，如今在国内外有七家公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去开发南美洲市场，在秘鲁经营着“秘鲁利玛中国名品中心”。如今，他还是秘鲁温州工商总会的会长。
这个自封为“钻石王老五”的豪爽老板，隔着桌子，左手酒瓶，右手酒杯，一杯啤酒一干而尽。而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虽然是秘鲁的会长，但是常年居住在温州。“国内的生意一直做，发展的也很好啊。”温州利玛集团，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
和曹国荣一样“移民不移身”的人，在这个宴会上还有很多。
宴会上的移民
请客的人是冯定献，他是德国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也是较早走出去做生意的温州人，如今在德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也是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荣誉主席。
这位长相清瘦、表情谦恭的中年人，干红洒到白衬衣上，腼腆地连连说“不好意思”。他被评价为“侨领界的老好人”，是温州侨领的领头人。这几年，他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温州，做房地产，办酒店。这家滨海大酒店就是他旗下的资产。
和多数在场的侨领一样，冯定献在国内过得很舒服。
一方面，在国内的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如鱼得水。再有，他还是温州市的“荣誉市民”，是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和身份在国内的企业家相比，他总是被政府“礼貌接待”，有一定的话语权。
记者和冯定献交谈中，曹国荣凑上来，“我们这些侨领，政府很重视的。每年春节后都摆酒席款待我们。”
“你们是外国人。”记者开玩笑。
“是的。”曹国荣又举起一杯啤酒干掉。
曹国荣的邻座，一位身穿白色西裤的中年人，显得小资得多，一直半杯半杯的红酒喝着。他是美国温州商会的会长陈永坤，是温州企业家中“老大哥”级的人物，出国一二十年，有了美国身份，也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温州，继续做投资。温州最高的世贸大楼就是他投资建造的。
转到桌子对面，到了陈永坤的位置，问起他的生意，“老大哥”含蓄着笑了笑，“早些年到美国，外贸好做，这几年不好做了。”
“相比国内呢？”记者问。
“房地产啊，投资啊，反倒是好做了。来，喝酒。”说着，陈永坤又是半杯红酒入肚。
“生活呢？”记者接着问。
“我们全家都在美国啊，我太太常年在那。”端着空杯子，陈永坤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惊讶，回答也带着些不屑，“当然在国外。”
生意在国内，家庭在国外，这是目前诸多温州侨领们的选择。即使拿个国籍，拿个绿卡，依然不放弃国内生意。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市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2009年，曾经被疯炒起来的迪拜投资房地产，今年以来，相对安静了。坐在记者身边的陈志远，相对沉默，每道新菜上来，他总是先吃光自己盘子的美味，然后再端起酒杯，边聊边喝。
陈志远好几年前就到了迪拜，那时正是迪拜房地产投资苗头正旺的时候，他在迪拜做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做一些房地产的代理服务。2009年，迪拜一火，他成了当地接待温州商人前去投资的“地主”。去年开始，他在国内的时间多起来，因为迪拜炒房热降温了。
周德文，这位“特殊人士”，穿行其间，觥筹交错，心情不错。他被认为是“企业家们的精神领袖”，是比较敢说话的学者型活动家，企业家们的聚会少不了叫上他。
周德文的确说了“很多企业家心里的话”。记者去过他的办公室，每天人来人往，密密麻麻，平均二十分钟接见一批客人，周末不休息。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也总有企业家找他去诉苦，也有人和他讨论移民的事情。周德文从不反对移民，他甚至还会建议他们移民。“对他们而言，可以继续在国内发展，又多了个余地。脚踩两只船，对企业家来说心里会更踏实。主要是这个原因。”
周德文端起一杯黄瓜汁，换换口味，“你看，今天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了，但是依旧在国内发展。”
移民不移身，已经是一种常态。
移走了什么
人不走，移走的到底是什么？
“要一个身份喽。”傅黎强对记者说。
傅黎强没有去参加这场宴会。他是美国某城市的温州商会名誉会长。在温州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最近，他忙得很。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他在国内的生意处处需要他。
和宴会上较早出国的温州民营企业家相比，傅黎强算是比较晚出去的。“我移民就是想再生个孩子，国内不允许，就移民了。”
2006年，傅黎强在美国投资了一幢商业中心，全家移民到美国。
他总是不苟言笑，说话很少。表情一直秉着，偶尔笑一下，立马低下头，或者拿过手机来摆弄转移注意力。
他从书架上拿来一张全家照，指给记者看，“瞧。这个小儿子，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国内不许生。”
换个身份，带给富人们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财富转移。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但又讳莫如深。
傅黎强已经花了几千万，放在国外的投资。
“你会把多大比例的财富放在国外？”记者问。
傅黎强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笑了笑，没有作答。
移民加拿大的曲德刚，在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先笑了笑。然后把主角换成“大多数人”才回答记者，“这么说吧，如果国内不需要很多资金流动了，大部分投资移民的人还是会把资金放到国外的。一来，家庭生活中心在那。二来，安全稳定能更踏实，为何不放国外呢？”
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Financial Integrity)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平均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1600美元。
曲德刚觉得，再大的数字也不惊奇。他把身边移民的人分为三类。
一类是自己辛苦创业起来，现在在四十岁左右的一帮人。“他们的家庭重心在国外，当然会存些钱在国外。”
一类是资源性富起来的人，譬如矿主。“在加拿大，你要是看见一幢价值千万加币的豪宅，门前蹲着两头石狮子，打听一下，一定是矿主，煤老板们。他们钱多，有十几亿也正常，这些人最害怕钱不安全了，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能不存国外么？”
还有一类就是官员亲属移民。“这个更不用想了。灰色收入，能转移早转移。”
“你呢？”记者重复开始的问题。
曲德刚又笑了笑，不说话了。
“大把大把钱，有哪些渠道转移？”记者接着问。
“中国对现金的控制还是不够精细的，地下钱庄，洗钱的多得是，什么办法都有。最常见的办法，移民成功后，你可以多报自己在国内的财产数额，慢慢转移过去。作为原有资产在移民目的国还不用上税。”
神秘低调的移民身份
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曲德刚也不聊移民的事。他说，“90年代的时候，移民身份回国创业，可能还会享受一些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等等，但是现在这几年没有了。所以，在国内做生意，这个身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大家也就尽量不说了。”
曲德刚拿自己举例，“我的生意，还有人脉都在国内，不能因为移民就不干了。但是，又想拿个身份获得诸多便利。”
曲德刚还不是站在商界金字塔尖的人，他的圈子里对移民身份的态度是，“低调”。对于那些商界金字塔尖上的人而言，对此就更“低调”，甚至“忌讳”了。
一方面，他们要继续树立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移民被晒出来的事实。
所以，更多大老板们拿了绿卡，或者就换了身份，但会拥护国内，在国内做慈善。
曾经，轰动一时的娃哈哈达能之争，宗庆后打的就是“民族品牌”的旗帜。2008年6月初，美国加州一位移民律师对媒体称，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且有九个年头。后来有媒体继续报道出，宗庆后一家妻小均已经移民美国，并拿到美国的社保卡，宗本人也手持美国绿卡。
这让宗的形象很受影响，生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为此，宗庆后专门出面说明，自己已经放弃美国绿卡，并对媒体报道宗家移民美国否认。拨通宗庆后电话质疑，不待记者提完问题，宗即匆匆挂断，不做任何回应。
没移走的生意
移走了身份和财富，移不走的是生意。
“国内好赚钱。国外是去生活，说起投资赚大钱并不容易。”张伟光说。
张伟光是2003年移民加拿大的，在国内一直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刚到加拿大那会，他想换个战场，在加拿大“隐约觉得可以做点事情”。
“我想弄个软件公司，借机会开发自己北京公司的产品在加拿大的市场。”后来，他真干了。还在网站和报纸上做了产品宣传，开始跑客户。但是两个月下来，没有任何回馈信息。
他分析原因是，“加拿大地广人稀，没人买，市场小。”他甚至拿个玩笑宽慰自己，“在加拿大，你可以很廉价地买下一块农场，但是，没有人给你干活，即使有人，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也养不起。”
他也逐渐发现，“身边人在国外真的投资做生意的，大多是小生意，投资大生意又赚钱的不多吧。”他的一对朋友夫妇，在加拿大做外贸，每天负责把国内发来的货转到各个超市。也有朋友做外贸之类的，每年也都只是赚个一二十万加币。
在加拿大投资创业失败的张伟光，后来安静了起来，“打打猎，钓钓鱼，抓抓螃蟹，聚聚会。买个菜做个饭啥的，都快锻炼成厨师水准了。”
不过，买房子还是赚钱的。“我2005年买的房子，算赚了。特别是2009年，去加拿大的华人多了，买房的也多了，涨了不少。”
“五年涨了多少？”记者问。
“总共60%，差不多。”张伟光说完，接着补充，“当然不能和国内比了。”
2011年，张伟光在国内重新创业，做起了英语教育软件。他相信，“中国市场大，没问题。准备大干一场。”
重新开辟战场，在国外投资赚大钱，如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温州的傅黎强，为了移民就“赔了不少钱。”
2006年，傅黎强移民成功。他在当地投资买下了一座商业中心写字楼。最初，希望商业中心可以吸纳更多国内的投资者到美国开店做生意。但是，回国招商，却并不顺利。
“可以停止不做了呀？”记者问。
“不行，这个项目一停，我的投资就算没有了，身份也就不保障了，要满五年呢。”
“赔多少了？”
“这个具体数字没有，反正不少。但是，再赔，还是要做，身份得要。”对于傅黎强来说，好在，五年的时间就要到了。
如今，他还是专心做着国内的房地产生意。
(文中人物傅黎强、曲德刚、张伟光均为化名)
我的移民
“一下子觉得安全了。”移民成功五年后，王一安想到当初的感受，只有一句话。
口述 王一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见到王一安，是在济南。在一个五星级酒店17层，他穿着拖鞋，右眼红红的，确切的说是包括整个大眼袋都红红的。这是前两天喝酒的结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黄瓜片擦，最后干脆昂着头，把黄瓜片贴在眼袋部位。“凉点，会舒服一些。”他说。
4月份，他刚刚入选了加拿大某市同乡总会会长。该市去加拿大的同乡人已经过万，王一安属于“去得晚的”。
在国内，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红人。
1978年，高中毕业满一年，王一安到农村当起了生产队长，推广杂交水稻，做出了成绩，是个“好干部”。
1982年，王一安通过考试，录取到了区里，进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很快在区里当上了副科长。官运还算顺利。
1993年，下海。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块地，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第二年，就当选了该市第一届十大明星青年企业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数百字的介绍王一安，都是一个“好企业家”。捐款、名誉、职称，一项不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说，“待不下去了。”王一安这样叙述他的移民经历，以下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我觉得自己一向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是，国内很多事情没人脉关系就说不明白道理。这点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国出差。接到公司里的电话说，市里检察院抓了我们六个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税漏税和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等罪状。检察院带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飞回来。我是个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说“要关多少天就让他们关多少天！我们没犯法！”
这六个人，被整得比较惨。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了。自那以后，哥哥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远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是市税务局的干部，在90年代中期，税务干部兼职做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他还欠我38万元没还。
我也开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钱。这个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对方偿还总共53万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继续写匿名信。
后来，检察院没问出什么结果来，刑侦队又来了，出纳抓去关了7天。会计被刑拘。出纳是个年轻人，自己说被吓死了，不敢再做了。出来后，立马辞职了。
以后，我一听说要查我，第一反应是，“查就查，可千万别抓人啊！”
2000年，区里税务局也来了。收走了公司账单。
有一次我还被叫到了区税务局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领导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啊。”
“那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没给他们送好处嘛。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当时看着他们吹着空调很舒服，我们公司还就只有我一间办公室有空调呢，就说，你们吹着空调过得那么爽，怪不得查我账。
这下就得罪了领导了，账单也没要回来。
过了几个月，市里税务局又来了。继续没收账单。局里我有两位朋友对我不错，叫出来吃饭。
朋友开门见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开就是了，干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现在就栽你们手上了。”
“你就补个一两万，事情就算完了。”
“补什么？那你给我开税单，说明白我哪个没交。”
说话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纪委的也来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怀疑，我一定有问题！连我老婆都问我，“这么多人查你，你一定有问题。”我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也在检察院工作，害怕这个。后来我和老婆离婚了，也有这个一点原因。
其实，按理说，税上都容易犯点错误。税务上想查哪个公司，一般一查一个准。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1997年开始查我的时候，其实我没钱，手里的钱全投进工程里了，还没开始收回。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所得税需要交。1997年开始查我了，那我以后的税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交了的。而且，我这个人，个人没钱，钱都在公司账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个坏人，写我匿名信，怎么有那么大能量，后来知道，他在市里的税务局里也是有人的。我们这个机构做事也费解，查了一遍还查第二遍，第三遍。三个月就应该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个月也没有查出结果来，还是不罢休。
要不回来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觉得这个上海男人说到了我心里。
周立波说，应该有个制度，就是事后举报制度。商人在贿赂官员后可以事后举报同时不受处罚。
这个点子太绝了。作为商人，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赚的钱大把大把拿出去给别人，是不得已才会贿赂。如果事后举报，商人无罪，能检举出拿钱的官员。官员就会有顾忌了。这个办法绝对适用。
现在就是监督不明。
几天前，我在温州和老朋友喝酒，还在抱怨我那块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还是郊区，现在已经变成了城中黄金地段。一共四亩。当时我被说服和政府置换，政府要在这里盖安置房。但是，后来，地给了政府了，置换给我的地，一直拖着，没给。
十年里我和公司的员工跑去沟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个月都沟通，早些年沟通的越发频繁。
没办法，我就把当年和我置换土地的政府部门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赢了，判决给我是：在没有给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万元赔偿我。
如今，赔偿金我都拿了好几年了，地还是没有。
为此，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签字写了份万言书，交到市纪委。还贴到网上去了。有703804个网友跟帖支持我们。我当时觉得，这够轰动了，够引起注意了。
纪委也的确受理了，让我们去填了个表。只不过，接下来俩月，又没声音了。判决书拿在手里，就是要不回地。
我还是市里一个有身份的人，还能和市里领导说上话。这次回去，我见到了新换届的市长，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长先表态：一定给你！
“那就现在给吧。”我赶紧接着问。
市长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说，“以前他们那届没安置，我现在怎么弄？再等等，再等等。”
现在，还等着呢。那块地放到现在是值钱了。
“一下子安全了”
这个期间，我一直想着移民，公司经营基本就停滞了。特别是查我的那几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还有很多人是在国外做生意，然后慢慢拿到了绿卡。
后来，我就借出差的时间，去香港咨询这事。
其实，我是中共党员，上过七年半党校，修过哲学，我认为我们的纲领都是不错的，坏就坏在一些干部很坏。譬如，税务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税漏税，然后就有理由找你。
这让人很难办。
2006年，移民的手续批下来。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心里觉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后也没多兴奋，就这样。
现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来了。每周末去打猎、钓鱼。
有个事很感动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没油了。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来送油，五分钟内，警车出现了。我们被监控到了。再过五分钟加油的车来了。加油，不花钱。对方回答，“这是国家的油，我们不收钱。”我赶忙递出200加币小费，给他们。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收小费。”我当时非常感动，和朋友说，“在加拿大捐钱，直接捐给政府就好了！”后来，我朋友把这个故事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帖子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我在中间，两边搂着两名加油人员的合影。
我现在有两对双胞胎女儿，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个月奖励我2000加币。我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
当然，移民，让我损失也很大。
之前我买下的总共1000亩地，没机会开发了，都转给了别人。自己开发的话，肯定赚大钱的。
自己还留下了几个项目，想继续赚钱。项目在中国做，还是比较好赚钱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对双胞胎女儿后，我决定再多赚点钱。
这次到济南，也是因为要处理一个投资的事情。
在济南的两个项目，投资了一个亿。最后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权卖掉。
四年没管这里的项目，我的一个亿的投资没有了。第一感觉就是：“又要上诉了！没办法。”但是，他们在当地有人，听说我那个合伙人的亲姐姐就在检察院。没办法，没人就不好办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诉，后来，市刑侦队出动了，还不错，终于冻结了这部分即将被交易的买卖。但是，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到。
以后的生意，我会转向投资，不涉及具体经营了。经营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过，项目还会在中国投资，赚钱，还是大陆好赚。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见了那个一直举报我的前合伙人。两人看了看，都没说话。各自走开了。我曾经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这个气，是谁也不顺。后来，想开了，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办完济南的事，我就飞加拿大了。那里生活很好。
(文中王一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