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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于2011年1月22日正式出刊。本文标题为“应正视贫富差距”。文章认为，解决各国贫富差距的最好办法，是各自针对形成这种危害性很大的问题的背后因素来制定相应政策。

《经济学人》2011年1月22日刊封面图片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第二富豪巴菲特和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这些政要和富翁，除了名声和影响力大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无相同之处。然而，此处恰恰表明全球对不公平现象(inequality)的广泛关注，中、英、IMF领导人和美国富豪全都公开和高调地对富有者和其他阶层间的差异继续扩大的危险表示担忧。

　　胡锦涛主席把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城市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作为他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卡梅伦先生也表示，以有品质生活的绝大多数指标衡量，不平等的社会更糟糕。巴菲特先生已成为主张提高遗产继承税的不懈斗士，他认为，若不采取这种政策，美国将有变为根深蒂固的，由富豪统治国家的风险。卡恩提出了全球新型增长模式，声称不可持续的收入差距会威胁到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许多其他重要人物看来都赞同这些观点。由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完成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其成员国都认为持续扩大的经济差距是今后10年的两大主要全球风险。各国政要和经济人物将于26日在达沃斯出席论坛的年度聚会。

　　有关不公平的讨论不是个新鲜话题。但在倍受谴责的华尔街贪婪者造成的金融危机之后，最富有者们率先获取大幅收益，并让穷困者遭受最沉重打击的削减公共开支之前，这种讨论的基调已在改变。各国制定政策层在前20年普遍认为，确保社会底层生活逐步改善比不公平本身更重要。这种看法一度曾是达沃斯聚会的主基调。卡梅伦先生的前任，前首相布莱尔对此的态度最显眼。据称，他领导的新工党对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能获得以百万英镑计的收入毫不介意，只要儿童贫困现象能减少。

　　目前的焦点集中在不公平本身，以及附带的危害性后果。有一派以《社会平等更佳(The　Spirit　Level)》一书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在从谋杀率到人均寿命的各项社会进步指标上都表现的很糟糕。该书在英国引起很大反响。第二种观点着重于收入差距造成的严重宏观经济后果。一些著名经济学者甚至推断，不公平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政治人物以鼓励穷人能得到更多贷款的方式，努力缩小贫富间持续扩大的财富差距。第三种看法认为，不公平让政治堕落，华尔街的影响力常被视为是富豪精英们阴暗势力的一种展示。

　　若以上观点正确，很有可能会出台一些相当有力度的调整措施，特别是针对再分配上的更有效措施。大多数近期有关持续扩大的不公平现象的激烈争论，事实上源自缺乏系统性的思考。以往达沃斯年会上形成的提高经济增长和与贫困作斗争的一致看法仍应是制定未来良好政策的最佳宗旨。政策制定者们不应只是一味地抨击不公平本身，而应更好地解决市场机制扭曲问题，因其才是阻碍经济增长，形成绝大多数恼人的巨大收入差距的真正根源。

　　就不公平问题本身而言，因穷国发展的速度更快，全球性贫富差距实际上在缩小。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各国间同样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趋势。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世上最不公平的拉美各国社会正逐渐走向平等，各国政府以提高增长和调整可改善社会保障的公共开支，而非一味增加富人税收的方式来努力增加穷人的收入。

　　在美国，甚至在一向强调公平的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但是，造成各国这一现象的原因各不相同。造成中国这一现象加剧的原因与限制城镇间人口迁徙的户口制度有关，随着农村劳动力越来越短缺，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公平达到顶点。美国的收入不公平因1980年代的穷人收入增长远落后于中产阶层而急速扩大。这种现象近期表现突出，主要因仅占1%的最高收入层，特别是金融从业者的收入大幅上升所致。众多美国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标准停滞不前，而他们大多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无明显变化。

　　不公平和形成它的各种负面因素间的联系常表现的不明显。例如，《社会平等更佳》一书中的一些现象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扭曲，即剔出应受到指责的枪支管理，而非不公平造成的美国高谋杀率，或因饮食习惯，而非不公平形成的日本人口长寿，以及富裕社会人口的健康状况下降这些因素。至于不公平与金融危机间的模糊联系，表现的时机也显得诡谲：美国穷人在1980年代被抛在了后面，而信贷泡沫却在20多年后才发酵。

　　以上细微差异表明，政策制定者无需对不公平本身烦恼，而需对其产生的具体原因做差异化甄别，集中精力解决增加社会灵活性的问题。全球性的市场，会对位于各自从事业务顶端的作家、律师或基金经理人带来更大收益。现代科技只会让各类有技能者受益。这些变化自身又常常会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得到进一步增强。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往往与受过同等教育的女性成婚。所有这些现象产生的结果是各国精英层的影响在持续增加。

　　但是，经常还会有一些制约竞争，以牺牲增长和公平而让内幕人受益的扭曲了的规则和制度。显而易见的规则是中国限制人口迁徙的制度造成了穷困者总呆在农村；美国不很明显的制度扭曲是强大的教师工会在阻碍穷人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更有甚者是鼓励银行家利用"规模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的制度，他们在胆大妄为地冒险，而让公众为其疯狂负责。这些都是原因各不相同的问题，但它们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更少的发展机会和更低的增长速度。

　　其实，解决不公平和增加社会灵活性的正确方法很明显。首先，政府需倾力解决提高中低层，而非制约高层收入的问题，即加大在教育领域投资，消除接受教育的障碍，摈弃阻碍超前发展的能力，和阻碍重新调整对最需要帮助人群的政府开支的制度。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富裕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更强些，而一些国家的前景看起来不明朗，有些甚至在倒退。其次，政府应放弃一些有益于特定行业和内幕者的畸形制度和补贴。强迫银行保有更高资本金和让其为隐含的政府安全保障制度付出代价，是削减华尔街肥猫们特权的最好办法。一些新兴经济体应对垄断性行业采取更严格措施，恢复降低全球贸易障碍的承诺，因为没有比自由商业活动更好的提高竞争和降低社会障碍的方法。

　　以上改革不会缩小所有收入差异，而技能和智力会在更自由的世界中获得回报，况且在一些情况下回报会高得惊人。改革应直接针对收入差异中危害性最大、最不公平的部份，让更多人有发展自己的机会。改革同样会提高增长速度，让世界经济更稳定。如果参加达沃斯年会的精英们还对富裕和其他国家间的差异尚存忧虑的话，那么，这就是精英们应遵循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