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营的一大怪现状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或者经商做买卖,或者种地,或者操持什么手艺。对许多绿营兵来说,做小生意或者手艺活儿是他们的主业,而当兵才是“第二职业”。他们的主要时间都用来开店摆摊,或者做木匠、裁缝等等,只有轮到自己值班时,才到营里去呆上一天。
曾国藩曾经说,清军是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
据鸦片战争期间当过定海县令姚怀祥幕友的王庆庄透露,定海镇的绿营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发匠、修脚工、仆人等,“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馀,承平日久,隶兵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圆,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
绿营兵还有开杂货铺的,开茶馆的,贩鱼的,卖肉的??几乎无所不有。
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军人,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工匠化”呢?
这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清代绿营还有另一项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军人自己负担。
清初物价很低,一个绿营士兵的月饷可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但随着清中期后物价渐涨,这点军饷就不够用了。但清政府却以“遵守祖制,永不加赋”为名,拒绝对军饷标准进行调整。和士兵一样,绿营军官的收入同样过低。最高武官,年收入尚不足千两。这怎么能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费用?何况许多军官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军官的搜刮对象远不如地方官那样广泛,无处不可拔毛。他们能对下剥削的,只有属下的兵丁。
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实在是非常可怜。
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在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士兵混迹市肆, 做小买卖、干手艺活, 挣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军官干脆主动鼓励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士兵。这种情形在有些地方渐渐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制度。因此,士兵们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谋生上,对日常操演能躲就躲。营中每逢会操,大都是雇人顶替。
与此同时,由于绿营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购买,所以大部分兵士能不买就不买,损坏后能不添补者就不添补。再加上拨下来的军马草料从来都不够用,“兵马关支草料, 多有克扣短少”,士兵们都不愿认真操练,怕累着战马,出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要承担赔款。因此军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俱钝敝朽坏, 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初起之际,朝廷命周天爵署广西巡抚领兵镇压。周天爵在致亲友的信中这样描述清军在太平军前面的表现:
出征之际,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羊,说什么也不愿上路:“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两年过去了,太平军这些“乌合之众”没如清廷想象那样官军一到,立成齑粉,反而越战越强。朝廷开始不断换帅,还特别抽调广州火器专家乌兰泰以副都统身份到前线助战。乌兰泰到了前线,惊讶地发现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全无训练,毫无军事常识。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这些贵州兵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不战而溃。
张宏杰: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