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说来惭愧，在来台湾之前，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我，对于许倬云先生的具体印象，还仅限于上古史的《西周史》、《汉代农业》、《求古编》三本书。今年6月中旬来到台湾，恰逢19日在台北有“面向大众的史学：庆祝许倬云院士八十大寿研讨会”，我觍颜恭听了一整天，才将我原有的印象彻底推翻：许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史家，更是一位通儒；他能够在中国史最艰深的领域夯下最坚实的基础，也能够面向大众，传播中华悠久历史中所能流淌出的智慧。

　　会议的主题有两个，上半场是由门人分项总结许先生的专项成就；下半场则是由学界各领域专家展望史学未来的发展。研讨会共有十场发言，发言者基本都是许先生任职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时的得意门生，正是他们构成了今天台湾六十多岁这批历史学家的中坚力量。说是“旁听”，因为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研讨会，慕名前来的听众甚多，主办方不得不在主会场之外另辟两个实时的投影屏幕以供旁观；说是“散记”，因为直至听完，我才发现自己收获颇多，值得记录，唯惜未携带录音设备，只能凭记忆零星散记了。

　　谈到许先生对于台湾史学界的影响，杜正胜院士一开始就纠正了我们的俗见：作为战后第一位留美并学成归台的史学家，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比如说，台大历史系的“中国社会史”课程，就是由许先生最早一力开设的。他既不满意单纯从生产力角度解释历史的路径，亦不完全赞同韦伯从中层之思想史角度解释宏大历史的框架。邢义田先生就回忆到，当年在台大上课时，他曾经生动地将中国历史文化解释为一个四面体的粽子，这四面分别是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一个史学家，不论你如何选择角度对这个粽子进行切割，只要你一下手，都多多少少连带到三个或者四个面。故而，不存在以某一个发展主线解构整个历史的可能。

　　会场上张秀蓉教授曾感叹，在给许先生做口述史的时候，她才发现，先生当年有着许许多多行政上的辛苦不为人知。在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中，许先生倡导了诸多革新，大多都沿用至今，甚至间接地影响到了大陆的历史教学。比如，延请外文系老师给历史系学生教“高级英语”以强调外文训练，自己印发自己课程的全部参考资料以避免知识垄断，纠集两三个老师共同开一门专业课程，强调中国史学生兼修中国以外的全球史，这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经验。

　　对于下午的半场，我个人更关心王汎森先生所讲的“大众史学”。大众史学，非最高明的专家学者不能为之，王先生称其为“以浅持薄”，即以浅近的语言，把深奥和繁复变“薄”。许先生所著《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人物》等书，就是佳例。这些书，起先大多是某些基金会所办的社会公益性的演讲，讲多才慢慢结集成书。于此我也领会到，台湾大众史学的发达，在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台湾有大师，这是前提；还有一个是台湾有许多极富活力的社会团体，这是环境。公益团体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搭建了有力的纽带，史家对历史的感悟和体会，正是通过这些纽带顺利地与整个社会产生共鸣。历史学家影响一个国家大概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为上所用，给“决策层”提供建言，甚至进而成为“帝师”；一种就是像台湾这样，史学为下所用，与民众一起来探讨，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如何一路走来的，又应该何以选择我们的前路。假如一个国家对社会控制到了一潭死水的地步，完全没有地方性、自发性、可以选择自己未来的社会力量，那么，史学工作者大概就会常常陷入这样的苦思：我的史学究竟可为何所用？

　　许先生为会议的开场和闭幕作了两次发言，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他的世界胸怀。他提到了现在已经为祸甚巨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提到了人类文明要能够纳入伊斯兰文化对自然的尊重，提到了人类要学会匡正自己浪费资源、毁坏环境的错误。针对两岸经贸协定的发展进程，许先生亦表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台湾的未来不在于倒向这边或者倒向那边，而在于能否成为一个环太平洋的转运中心。对于听众提问：“台湾的未来在何方？”许先生睿智地答道：台湾的未来在于世界，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世界中合格的公民，我们的经济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

　　以前我常听人向读史爱好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许先生的《万古江河》，一本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过去我的理解是，许书文字灵动但比较浅显，适合入门；钱书半文半白且繁体竖排，适合读完许书后再进一步自修。但是这次会议之后再研读这两本书，我发现，钱书成于抗战最激烈之时，毕竟隐约含有一些排外的心态，他所使用的视角也是完全的内在视角，目标在于论证中华文明之优秀；许书则是出自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之手，他的视角带有浓厚的比较性，如与罗马帝国的比较、与伊斯兰帝国的比较、与菲利普二世帝国的比较等等，目标在于展现中华文明的“变”与“异”。用许先生的话来说，前者采用的是“民族史观”，后者采用的是“世界史观”。前者回答的是国难之中中国人的疑惑，后者回答的则是全球化中的中国人的疑惑。

　　许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现在正处于双重谷底，一个是文化大周期的谷底，一个是朝代小周期的谷底。这次他更说道，假如拿三百年前工业革命伊始时知识分子对未来世界的期许，来对照现在人类的自身处境，人类这三百年发展并非一直向上而通向大同，反而陷入了新的黑暗之中，甚至有些方面比以前更加黑暗。所以他仿陆放翁《示儿》口占一首结束他的发言，以表达他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期待：

　　到头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有大同。

　　世界若逢太平日，

　　上课无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