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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掀起了第二次留学潮，包括巫鸿等一批学者在那时来到美国，二三十年之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成功留在美国学术界，并且在《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进行了一场集体回忆。近日，他们在北大聚会，本报记者采访了他们。

　　王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我们现在已经老了，可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非常的年轻，带着理想，所以这本书里面就反映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美国留学的那一批人的心情，以及他们怎么样在美国的系统中存活下来，然后又在美国大学教书，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我们与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我们这批八十年代留学的人，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纯真的时代”。我们那一代人，浪费了很多时间，突然有了机会，可以走出国门。我们那一代人所带有的追求知识、帮助中国成长的这个信念、理想主义的东西很强烈。我觉得这一点，跟二三十年代出去的人很相似，就是为了拯救国家，当然不一定有拯救国家这么重大，但至少，我们希望追求知识。

　　还有一个共性是，我们这些人里面绝大部分人是完成了大学教育之后出去的，所以虽然我们的国学底子、中国古典文化的底子不如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但是我们身上还是带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受到过中国文化的熏陶。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你再出去，不管出去多久，你都不会忘掉中国。

　　现在大家已经达到这么一种水平：即不再只是学习，而是对话和挑战，甚至重塑美国学术。

　　陈兼(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在中国做历史，有非常宽广的前景，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你一眼望去，外面历史书太多太多，问题是抄来抄去。我在我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一位美国老师教我怎么做历史，他说：“Tell a good story and make sense。”(讲一个好的故事，把意义放进去。)我们常被问到的，就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我想起1999年，世界杯的女足，中国队和美国队在决赛的时候，点球大战中，美国队把中国队的一个球给扑出来了，我当时极为愤怒。我的美国同事就说：“你是谁啊？这是我们美国队打败中国队，你那么悲伤干什么？”这是一种讲不清的情绪。在实践当中，却不断出现。

　　巫鸿(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创始人、主任)：当然我们中国人到美国，英语也不是母语，还有种种困难，这都是个人的问题。但这不是我想讲的问题，我想说的问题还是关于学术的，虽然也有很多个人的经验在里面。作为历史学家，总有个人观点的存在，我们说的都不是客观真理，而是有特定背景、特定经验，这些特定的经验势必产生影响。在我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学术的方法论，就是说这种特殊的经验是不是能产生独特的观点，来观察事情。我们总是被人问到自我的定位问题，偏向中国还是美国，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状况是，越来越变成一种混杂型的个人的“主体性”。我觉得这可以发展出来一种史学史或者史学观念，用一种新的角度来看中国问题、美国问题、全球问题。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你每天打开电脑，就已经不是中国、美国的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当然中国和美国各有其传统，但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地是一种混杂型，这种混杂型是否能出现能动作用，在教学和写作中，就可以转化为一种方法论、叙事性，而不是被动地将问题一分为二。

　　刘晓原(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那代人出国的前前后后，历史的环境非常独特。在中国，是“文革”以后；而世界还处在冷战的阴影下。从冷战到世界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跨了这两个阶段，往往把这种经验内化了。我们的体验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例如清华的庚款留学生，完全不一样。这个变化，我觉得非常重要，这本书将来可能反映学术史中从冷战到全球化的这么一个特殊的重要方面。现在再出去的学生，可能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