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导语：《杀鬼》的破茧而出仿佛是一个预示：在作家的想象世界中，任何的去魅都是一种无望的反讽，人鬼情未了的故事仍会继续上演。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是不主张谈鬼的，孔老夫子的说法是“未知生，焉知死”和“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相反，在另外一种乡野民间的传统中，可谓鬼书不断，大概这种对鬼怪的书写能够满足人们对自然的妄想，对情思的寄托乃至对传统的反叛。

　　周作人在他的《鬼的生长》中说，他虽然不信鬼，但是却喜欢鬼故事，这是因为他虽然不信人死后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这种想法可以基本概括了我们对鬼故事的迷恋原因。不过鬼故事也不是那么好讲的，尤其作为现代人，基本都是人行人事，鬼走阴间，互不关涉，大概有了人鬼殊途的隔阂，小说家的笔下很难再见到人鬼情未了的好故事了，直到我读到了甘耀明的这本颇有几分杀气腾腾意味的《杀鬼》。

　　甘耀明是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七零后的作家中罕有这种诡异奇绝的想象力来掌控这种“鬼”题材的，所以在封面上才有了莫言的那句惊叹句式的评语“如此文笔可惊天”，诚哉斯言，绝非夸大之语。至少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一路浏览下来，会不时被这种眼花缭乱的笔法所震惊。

　　小说的主人公帕生来力大无比，拥有一双阴阳眼，即能抓鬼，又能遇神，三界之中通行无阻。这种魔幻的笔法其实在任何妄想小说中都比较常见，但是《杀鬼》却并非我们常见的科幻之类的作品，尤其那种“台湾往事”的说法，已经让我们意识到作家的讲述方式具有了历史的沧桑和浑厚感。实际上，《杀鬼》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40—1947年的台湾，这段历史，涵盖了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二二八事件。主人公在这个时代中出生，不可避免地参与和见证这段历史的变迁。但是，我们能意识到这种历史的见证者帕并非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方式，魔幻的笔法之下已经彰显了几分荒诞的意味。帕的祖父刘金福是一个“台湾民主国”的抗日义士，后民主国运动失败，便在自家山头自立王国，成为自己的国王。

　　另外一个与帕关系亲近的人是他从军的日本长官鹿野千拔，帕与这个鬼中佐既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也有儿子对父亲一样的敬仰，而他们的关系也情同父子。鹿野中佐是他们地区的统治者，他代表了日本殖民统治在台湾的两面性——既是一个压迫者，同时也是这个村子现代化的推动者。他既向村民强迫推广皇民化教育，让村子里的人讲日语，习惯日式生活；他也大力发展铁轨，安装电灯电话，把收音机带入这个村子。这也是今日相当一部分台湾人虽然敌视曾经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但普遍也对日本抱有好感的历史原因。我原本以为，刘金福和鬼中佐的设定是为了通过这两人对帕的影响，展现出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撕裂和冲突。但是仔细想来却又觉得没有如此简单，因帕这个角色本身并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身上的那种“鬼魅”的性格，超人一样的能力和表现预示了他本身对时代的超越性。但是帕对历史的超越很显然不是自觉的，只是一种面对外界对他冲撞的一种本能反应。他有人性的感动和温情，软弱和敏感，暴烈与温柔，同时也有鬼神一样的能力，肆无忌惮的破坏，血腥无比的杀戮。这种人与鬼的性格的奇异融合，注定了帕的一生的坎坷与传奇。

　　“鬼之为言归也”，这是《尔雅》中的说法，即是说，离去或者归来，都是与尘世无缘，一旦成鬼，万事皆空，生与死，名与相，功名利禄，皆无意义可言。我们当然可以从帕的这个角色上归纳出台湾历史在每个时期的族群归属，身份认同的混乱的暗示，但是与我而言，帕这个角色应该有这种简单化之外的更多更为丰富的诠释。比如晚近西方文学理论中对鬼魅观念重新产生了兴趣。从福柯到德里达，从德勒兹到波德利亚，都有不同的阐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鬼魅论与解构主义主义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谑仿、重复、模仿一方面代表了颓废的游戏，拆解任何看似单一、永久的实体；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另类的反乌托邦的建构，以虚击实，以虚构解构历史，以分裂反统一，将历史的真实复制成了千万个魔幻的角色。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理论的词汇“deenchanted”，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中文译法叫做“去魅”。何为去魅？即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在一个技术闻名的世界中，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

　　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但是在这样一个去魅的世界中，在这样一个理性法则统治的世界中，必定有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独行者，《杀鬼》的破茧而出仿佛是一个预示：在作家的想象世界中，任何的去魅都是一种无望的反讽，人鬼情未了的故事仍会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