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青年雷克写作的《徒步中国》出版后,陷入非议。
很多人,依据书名,把他和写作《寻路中国》的何伟做对比,然后得出结论——这,简直失望透了。对待这种非议,雷克出奇地好风度。他慢条斯理地做解释,并表达他对于非议的理解。
24岁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的雷克到中国进修。2007年,26岁的他,从北京徒步到新疆,历时近一年,行走4646公里。之后,他制作了纪录短片《最遥远的路》,在网上广为人知。有德国出版社因此邀请他把这段旅程记录下来,并以《最遥远的路》在德国出版,今年,该书的中文版出版,取名《徒步中国》。
所有人都以为雷克对中国的妞最感兴趣,他却说:“妞很好,但是整个行程,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小朋友。他们有些人见到我会害怕,哭,但大部分都很自信,会取笑我,会询问我,他们不像一些成人,充满怀疑,有问题也只是用眼睛瞟我,不好意思问,他们会很直接,问这问那,譬如GPS是什么,这些孩子,让人觉得中国特别有希望。”
作为研究汉学的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因为害怕各种查资料的繁琐,放弃了“唐诗”这一选项,而是选择更为鲜活的“韩寒现象”。他觉得韩寒引发的争议中,两个阵营一直在错位地对掐,各说各话。但因为一切还在发生中,他的论文苦于结论的得出,采访最后,他有些懊恼地说:哎,当时,我就应该选唐诗!
【对话·寻路中国】
谈非议 老外并非都那么优秀
新京报:很多人会把《徒步中国》和《寻路中国》做比较,希望从中找到一种特别的观察中国的角度,但是看后,他们又很失望,觉得这本书没有承载这些。
雷克: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期望,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失望。一个是寻路中国,一个是徒步中国。我们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有些“山寨”对吧?(哈哈大笑)我是没想到自己在山寨何伟。我想他和我一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都是老外,第二都在写中国,除此外,我们没有相同点。
何伟以记者的角度在写中国,他把自己尽量放在外边,去给你叙述他觉得有代表性的东西,而我是看到什么,写什么,把自己也写进去。我想,如果你想更直接地了解中国,我的书可能不是特别有帮助,年轻的德国人在中国旅游,可能一篇相关的博士论文或者媒体报道,更合适。
如果打比方的话,我的书,类似余成顺那种游记,他徒步中国,有自己的主观视角,描述的事情也并不一定是代表性的,它只承载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新京报:书中有很多细节涉及了和中国姑娘的交往,特别是一些“性”话题,甚至在豆瓣上引起讨论和非议,为什么会去写这样的部分?
雷克:我能理解这些非议。在我写书的时候,我特别重视真实,所有好的行为,坏的行为,对自己的不满意,失败,等等,都让我觉得荣耀吗,不是的,我只是希望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人写的东西。对我来说,最开心的瞬间,就是跨越文化和时间的障碍,打动了别人。像余纯顺,我看到他写的一些东西,就觉得很亲。写的时候,我就有告诉自己,不要怕,好的、坏的都写,我并不是和尚,为了修行去徒步的,我一路上会拉肚子,会有各种状况。我的书可能让一些人意识到,原来到中国的老外,并非都那么优秀,而是和他们一样,也各种各样,林子大了嘛,一个二十多岁徒步中国的德国青年,你以为他能是什么样子。
谈发现 “看到中国最普遍的生活”
新京报:能说下徒步中国,你最大的发现吗?
雷克:最开始来中国学习,我看到的地方都是大城市或者一些旅游景点,这很正常,你去德国,也会光顾这样的地方。但是徒步中国,让我发现了一些真正“无聊”,鸟不拉屎的地方,这种“无聊”是指那里的生活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它只是最普遍的生活。一路上,我对这种无聊而普遍,最一般,最容易被忽略掉的地方,进行着发现。就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还在使用毛驴耕田,但口袋里却别着手机。他有落后,也有先进。除了个别的地方,我有所选择,像西安,古时的长安,其他很多地方,我都是偶然遇到的,它就在那儿。
新京报:在你那里,这样一种充满考验和辛苦的行走,有什么意义?
雷克:很多生活中的东西,我会告诉自己它有意义,尽管客观上,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仅仅是玩。在日常生活中,一天和一天有什么不同,我常常分不开,时间非常模糊,没有界限。但徒步不一样,它的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印记和味道,这是我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行走,让我觉得我有资格在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就像,你有一个老家,你初到北京,会觉得混乱,没有安全感,因为中间的你选择了交通工具,而不是你亲自参与的,人的身心是跟不上交通工具的,所以我们会有倒时差的问题,选择交通工具,你的感觉就是进了一个屋子,又出来。但是徒步不一样,走在路上,你会觉得身后的路是属于你的,你是安全的,不是飘浮的。尽管我知道,这里是中国,是别人的,但是我走过之后,会觉得拥有了它。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