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三前,所有人都在期待朱莉-肯特(以下简称肯特)。她是美国芭蕾舞剧院(以下简称ABT)北京之行最大牌的首席舞者,但不久前因伤缺席香港的演出,令人捏了把汗。
演出当天下午,肯特在国家大剧院[微博]后台接受新京报专访,这也是她此行唯一的访问。裹着羽绒衣、羽绒裤和雪地靴的她,神情害羞而友好。年过四十,肯特仍然在跳舞,更特别的是,在舞者中,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外祖父外祖母第一次约会就是去看芭蕾,我父母第一次约会也去看了芭蕾。我母亲学芭蕾并深爱芭蕾,她曾是新西兰一家半职业舞团的成员,后来结识我父亲,随他来到美国。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出生不久后,我母亲又开始跳芭蕾以保持体形。我可能是有点天分的,我一踮起脚尖,母亲和其他人就会称赞:“看这个脚多美啊”。我很小就登台表演。
16岁,高中一年级时,我去ABT试演,面前是巴里什尼科夫领衔的整个艺术家阵容。巴里什尼科夫觉得,如果我能参演《胡桃夹子》,说不定能说服我父母,让他们看到我除了上大学之外其他的可能性。《胡桃夹子》在加利福尼亚的演出是我的ABT首秀,我在群舞中以雪花造型出现,特别开心。
也许一个美国舞者在欧洲大赛获奖在当时看来挺特别(指1986年在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上获奖),但现在整个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我很快就作为见习舞者进入了ABT,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那时是冷战的高峰,总统是里根,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人们社交的方式也和今天大不同。而现在,世界仿佛就在你指尖,触手可及。这种改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自然也会从我们的艺术中折射出来。
口述:肯特
做母亲后,人生视角变宽了
新京报:2009年你未能加入ABT的中国之行,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感觉怎么样?
肯特:上次是因为我女儿出生,我不想带着她旅行,也不愿把她扔下。我此前唯一一次来中国大陆演出是2000年在上海。那次很棒,我父亲和丈夫也一同来了中国,这次我的家人也与我同行,我妈妈、丈夫和两个孩子,我们计划去看长城和其他景点。
我以为北京会非常冷,准备了很多衣服,结果比我想象得好多了。这是个很大的城市,人们都很热情好客。中国人看到我的孩子都非常开心,因为他们非常可爱。
新京报:作为舞者,在职业生涯中生小孩是不是很大的冒险?
肯特:原来我们一直有种观点,如果你生孩子,就必须放弃舞蹈——起码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这样。但现在视身体情况而定,生孩子后通过特定的食谱和训练,也可以有很好的恢复。
新京报:孩子和家庭对你的舞蹈生涯意味着什么?
肯特:我感到更强大了。我的舞蹈生涯与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16岁刚进ABT时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因为舞蹈,我可以周游世界,与不同国家的朋友相识、合作、分享。成为母亲之后,我的人生视角变宽了,不再给自己那么多压力,这也影响了我的表演,比如在《天鹅湖》和《吉赛尔》中,我总是将“无条件的爱”放在表演的首位,当母亲之后我才感受到这种爱。在繁忙工作之余,我也尽量陪着丈夫,并参与到孩子们的生活中。
艺术训练能让你生活得更好
新京报:你跳古典芭蕾,也跳现代舞,对你来说它们有什么不同?
肯特:最大的不同在于技术。芭蕾技术有专门而详细的规定,现代舞的技术则根据编舞和内容不同而有很大不同。但是通过舞蹈去讲述故事,无论芭蕾舞还是现代舞,都是相似的。
新京报:在你的计划中,准备跳到什么时候?如果能选择谢幕演出,你希望带给观众什么?
肯特:我一直保持很好的身体状态,很幸运拥有一个很长的职业生涯。有太多美丽的角色,如果只有一个角色作为谢幕是不公平的,你穷尽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新京报:如果以后不跳舞了,你会做什么?
肯特:我正在写两本书,一本是为芭蕾学生的父母准备的,另一本是为想开始表演生涯的年轻舞者所写的。在我的舞蹈生涯中,我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他们把丰富的经验、宽厚的智慧与我分享,我很确信未来我将继续在舞蹈领域,与大家分享我的所学和经验,推广古典艺术。艺术的训练和欣赏能让你生活得更好,也能让世界更好。这是我能够奉献的领域。
■ 参与过的电影
《黑天鹅》
我帮助导演达伦诺夫斯基准备片中《天鹅湖》的拍摄,但我没看电影。这部电影对芭蕾舞者有很多固有偏见,比如饮食失调、片中典型的芭蕾舞者的妈妈,还有道德问题等,对我来说有点冒犯。它不是纪录片,更像悬疑小说。
《中央舞台》
它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不是纪录片,所以它并不是美国芭蕾学校真实生活的再现。芭蕾表演没有声音,你需要依靠肢体语言,而在电影中,你需要一些小的表情和动作,还需要声音。对我来说,参与这部影片是一段愉快的回忆。(文/新京报记者 陈然)
Julie Kent
美国芭蕾舞艺术家。生于1969年。1985年,以见习舞者身份加入ABT,1993年起至今任首席舞者。除了跳芭蕾,她还曾主演电影《舞者》与《中央舞台》。其丈夫是ABT联合艺术总监维克托-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