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景仰的美术最高学府——中央美院，今年正好95大寿。艺迷们更熟悉的是中老年的央美。这个冬天，央美美术馆四层正在讲你不知道的、老人家年轻时长身体的故事，那时它还叫国立北平艺专，和它一起朝气蓬勃、积极大胆的，还有徐悲鸿、吴作人等一干大师。

北平艺专展

国外的商标被引入了当时的设计课

徐悲鸿《男人体正侧面速写》

央美后辈在欣赏前辈撤到抗战大后方时的创作成果。

　　发现与修复 那些雨打风吹去的风流

　　央美美术馆从三楼到四楼的阶梯，仿佛时空隧道，暖红和钴蓝色的墙上，从北京美校、北京美专、北平艺专到中央美院的沿革一目了然，走到尽头，人就一下子身临那个考究的时代。就连背景都是由策展人、央美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教授亲历亲为，暖红表现当年艺术探索的活跃，钴蓝则是学院派的沉静气质。

　　这是一场中国人的“文艺复兴展”：登场的不仅是吴法鼎、李毅士、徐悲鸿、吴作人等大师的民国作品，还有那段尘封多年的国立北平艺专的辉煌历史。“这次展览的特点，我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稀有、罕见。”王馆长称，徐悲鸿大家都很熟悉，但“像那幅《男人体正侧面速写》是他在法国留学时课堂上的油画习作”，王馆长都是第一次亲密接触。

　　又如吴法鼎和李毅士二公，本来存世作品就极少，这次前者的《旗装女人像》、后者的《陈师曾像》、《王梦白像》，都是很多人闻所未闻的“大士”。“很吃惊！我都没见过。”89岁的戴泽是本次参展画家中唯一健在的，民国末年他从这里毕业、又成了这里的讲师。这次的展品里，不仅有他的《农民小组会》，还有他当年借阅过的西方哲学书籍——从后者不难解释：为什么出自一人之手的农民题材画，1940年代和十几年后的，风貌竟是如此大相径庭。

　　王馆长强调“我们这次是要做美院的精品展”，这不仅要求风格和水准的学院派，更旨在表现学院历年的教学探索过程及其成果。那时的北平艺专在通识教育的同时，也堪称与时俱进、与全球同步。西医的人体解剖学被早早列为必修课，娇小姐女生害怕就没法毕业；商标等当时最新的西方工业设计也被第一时间引入教学。

　　既然是学院展，除了大师，也少不得优秀学子的展示。这此选取的是新中国国画界的花鸟大师富家珍，就算你以融会贯通为由、想到她是西画专业毕业的，恐怕站在明显受了法国野兽派影响的裸女图前，也很难相信这出自“富牡丹”之手。后辈们也没有为尊者讳：先生当学生时的成绩单上，旷课、补考等不那么光彩的记录也一览无余。诸如“西洋美术史、国文、法文、日文”等每一科成绩栏边上，还有各位当年授课教师的签字。有意思的是，对富家珍最为吝啬的西画素描课教师林乃干，后来成了学生的夫君，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艺术院校总是盛产浪漫，看了泛黄的老照片，才会发现，南粤女儿萧淑芳之所以能画出《北海溜冰》这样极其生活的经典，是因为她本人居然是当年的北平滑冰女子冠军。而更为罗曼蒂克的、有关萧先生的展品，是她被聘为美专兼职副教授的聘书——当时教授委员会的负责人，正是她曾经的老同学、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吴作人先生，这为美术界留下一段举贤不避亲的佳话。

　　比较之前的大展，此次艺专展体量不算大，但几乎所有展品都须重新确认、甚至抢救维护，提出了史无前例的高要求。对此，王馆长和他的团队表示“苦海无边，其乐无穷”，因为这等于让你穿越回到大师们身边活了一次。典藏部管理员李辰介绍：像这次展出的吴法鼎的作品，“作品签上写的是‘新吾’，原来登记表上也这么写，一般美术史也查不到这张画。后来根据吴法鼎的小传，才发现‘新吾’是吴先生的字号。”把遗珠串起来，让李老师颇具成就感。“还有艾中信，老先生自己都觉得作品一定被毁了，居然从我们移库的过程中重见天日了。”

　　战争与和平 如何回到徐悲鸿？

　　此次展览在当代美术史上还有一最，就是对照明要求最挑剔的一次。除了射灯、展厅没有任何其他灯光，以营造一种暗的氛围，供人静心品味；而几步一个色温仪，更为墙上好不容易才修复起来的老古董们保驾护航。

　　诸位艺专大师中，艾中信算在后来的诸多“运动”中最饱受摧残的一位，其作品也最为命运多舛。除了成功展出的《紫禁城残雪》和《雪中送炭》，两幅作品因尚未确定最后的修复方案，只好待下次面世。“一个是表现游击战的《枕戈达旦》，另一个画的应该是在重庆举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军队的游行场面。”李辰介绍，“这两张画发现时，后者在文革中被打了叉；前者折痕非常严重。”而如何做到修旧如旧、如什么时候的旧，这个一直困扰文物界的问题，也第一次认真拷问了中国美术界。

　　“这空间感的处理，空气的感觉真棒！”对着艾中信画于1947年的《雪里送炭》，央美1988级优秀毕业生、油画家刘小东对先辈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刘小东的1977级师兄徐冰的偶像，则是中国第一位留英画家李毅士。“他的肖像画《陈师曾像》、《王梦白像》背景上用的是汉代画像砖，虽然用的是油画这一手段，其实处理的是与传统的关系。”

　　不管是“文昌武运”，还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艺术总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北平艺专也不例外，其最为辉煌的1940年代，正是在流离与分散中度过。那时的北平艺专，一部分撤退至大后方，物质的艰苦，反而让孙宗慰的《蒙藏女子歌舞》等有了难得的采风机会；一部分留在沦陷区，从《郊区平民》等作品中，不难读出齐振杞等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即便战乱时颠沛四方，但那时的北平艺专依然构成一个行散神不散的权威学派，是靠其颠扑不破的内核、也是后来中央美院奉为圭臬的徐悲鸿传统。北平艺专1948级学生、央美退休教授杨先让表示，“西画在中国也就百年发展，它能完成对中国人最重要的现代美育是因为当时中国画已经无法反映时代和现实。而1918年成立的北京美校，遇到了对它和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人——徐悲鸿。”徐悲鸿和他的弟子，创作始终都在反映现实生活的理念。即便是冯法祀表现热血抗战，却会采用《捉虱子》这样无比生活化的场景。所以，“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能在有限的条件中把艺术推到无限。”徐冰感慨不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 央美美术馆4层 　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