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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外界不断猜测他何时退休，多明戈的回答是：“该唱的时候，我一天也不会少唱；唱不了的时候，我一天也不会多唱。”今年，他把自己29年前创办的世界声乐大赛“Operalia”带到了北京。在决赛结束后的音乐会上，他再展歌喉。

多明戈携手中国新秀于冠群同台演出

　　预定采访的钟点被一拖再拖，漫长的等待后，71岁的多明戈出现在记者面前时显得精神矍铄。他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服配靛蓝色衬衫，满头银发，笑容满面，与身边的每一个人寒暄问好，七八分钟才落座。他的学生形容他是热情、慷慨、坚韧、勤奋、精力充沛、孜孜不倦加完美主义。这些特质几乎注定要将他铸造成工作狂。“在某一刻也许你感到极度疲惫，但是这毕竟是你的生活，你的责任。”稍后多明戈告诉本刊记者，“我的职业生涯的各方面是彼此缠绕的，很难说清楚工作具体在什么时候结束。比如昨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微博)，‘Operalia’决赛结束后，按程序我对每个歌手都说了一番话，而当你和每个歌手都说话后，接下来每个人都想和你说话，剧院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华彬集团的人们，握手，合影，聊天，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过去的5年对多明戈而言是转折期，他在继续不断刷新自己从业年限和扮演角色的纪录(迄今为止他已经在舞台上唱了52年，扮演了136个不同的歌剧角色)的同时，在纽约、米兰、伦敦等一系列世界上最显赫的歌剧院相继举办了自己首次登台40周年纪念演唱会，在威尔第的《西蒙·波卡涅拉》一剧中改唱男中音，进行了一次结肠癌的腹腔镜手术(手术后仅6个星期就又重新登台)，辞去了华盛顿国家歌剧院总监的职位(与洛杉矶歌剧院的合约也将于明年终止)，越来越多地作为乐团指挥出现在舞台上，把更多精力放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歌剧艺术教育方面，以及用他的话说，“无数次地来到北京”。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各地的艺术团体获得的资助大幅下降，从而相继陷入困境。多明戈执掌的华盛顿国家歌剧院也不例外，一笔捐助突然取消，剧院不得不推迟了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演出计划。“华彬在那时候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对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许多歌剧艺术方面的合作，我到北京来举行演唱会，培训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并把他们引出去等等。”多明戈告诉本刊记者，“如今我们又签了新的4年合约，除了以往的项目，合作将以‘Operalia’声乐大赛的形式继续下去。”

　　“Operalia”赛事由多明戈在1993年创办，那年他52岁，已经功成名就，唱完了136个角色的2/3，“世界三大男高音”的称号让他在大众间更加走红。“Operalia”大赛是他在歌剧世界的声名和资源的完美体现：这项赛事的评委来自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获奖结果公布前，多明戈会单独给每个闯入决赛的选手提出声乐训练方面的针对性建议；他们由此将会获得由多家歌剧公司提供的雇佣合同，有的还获邀与多明戈本人同台表演。

　　因此，尽管“Operalia”在资历上无法与“大都会歌剧院国家委员会试唱比赛”这样的教父级赛事相比，但仍旧迅速吸引了歌剧圈内人士的注意。多明戈曾经提到过以前的歌手为了试演，需要在各地不同的歌剧院之间奔波，而现在有了“Operalia”。一位获奖选手说，他们对多明戈都充满了感激和敬畏之情，形容他“像父亲一样”。

　　长期高负荷的工作给多明戈带来的压力使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注意保护自己的嗓音。“从前，在我精力全盛期，我在夏天录音，尤其是在伦敦的时候，然后去瓦瑟斯多市政厅演唱，也许两三个评论家会在音乐会后来和你交谈几句。”多明戈说，“今天，你录完音，然后得想办法把这个产品卖出去，你得做五六个采访等等。使用嗓音如此过度很有可能会受伤，因此我现在主要是学习，而不是练习。尽管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密，但我很少连续两天表演。”

　　这种自制和谨慎的效果是显著的。在今年“Operalia”大赛结束后的庆祝音乐会上，多明戈除了演唱了音乐会的序幕歌曲外，还独自撑起了下半场的演唱。

　　“世界三大男高音”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其间帕瓦罗蒂过世，卡雷拉斯也告别了舞台。“还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三大男高音之后，又有了三大女高音，凯尔特男高音，芬兰三大男低音，这对人们来说挺好的。”多明戈告诉本刊记者，“我知道有人持纯粹主义态度，主张保持正统，但是我并不关心，因为我一生都不是纯粹主义者。我有权利享受音乐，我也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希望能加以运用，将更多的人带进歌剧院，尤其是年轻一代。”

　　2008年，他与安德烈·波切利合作了音乐会，他指挥，波切利演唱，后者在正统歌剧圈里一直被排斥，原因是“他唱的并不是真正的歌剧”。提到波切利在流行歌曲CD中加入的男高音歌剧咏叹调，多明戈说：“那些正是当年的流行歌曲。今天，我们演唱歌剧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我们唱不了新型的流行音乐。但在以前，男高音就是最瞩目的流行明星。我们现在如果还想让歌剧和时代保持关联，就得回到那些岁月，去重新创造那些旋律。”

　　如今，多明戈的演出和工作日程已经排到了2015～2016年。去年开始，有关他要出一本新的回忆录的说法开始流传。1983年他42岁时曾经出版过一本回忆录。“那本书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给年轻的歌剧歌手的一本指南，风格非常有趣而娱乐化。”多明戈向本刊记者回忆道，“这本新书我希望不用等到我80岁生日才能看到它出版。但是一两年内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的日程已经完全定下来了，我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紧张地工作。”

　　专访多明戈：绝不要指望一夜成名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声乐大赛，由于旨在发掘年轻的歌剧人才，曾经的年龄上限是30岁，后来放宽到32岁，你对此是怎么考虑的？

　　多明戈：我们去年更改了这个年龄上限。因为歌手要获奖，需要具备演唱瓦格纳、施特劳斯作品的能力，而大多数时候，能唱这些作品的歌手都成熟得比较晚一点，因为瓦格纳、施特劳斯难度更高。不过我不太肯定32岁的上限会一直不变，因为我们发现有相当多的选手年龄都在30岁以下，现在我在寻找选手的平均年龄到底是多少，今年大约是28岁，去年是二十四五岁。因此年龄限制的问题今后还需要进一步考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超长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过去50年间歌剧的变化，能否告诉我们你对这些变化的感受？

　　多明戈：歌剧受到的压力尤其来自于今天的技术，几乎每件事情都不一样了。所有事物都变得更加快速、更加便捷，因此，也就变得更加危险。每5年就有一批新的令人兴奋的歌剧歌手出现，有些之后会走红，有些湮没无闻，你很难说在哪一刻他们成了明星，但有一点肯定的是，剧院需要这些歌手，而不管他们是否真正做好了登台的准备。现在，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作品写出来等待被演绎，新的剧院的舞台空在那里，新的音乐节成立，它们都需要歌手来填充。今天，歌剧歌手并不一定比过去更加优秀，但是他们能更快地获得剧院的合约，更早到达顶级剧院的殿堂，这与过去尤其不同。歌剧的水准也随之变得不一样了。

　　在以前，你习惯的是慢慢来，需要等待和耐心，一步一步地登上某些最有名望的歌剧院的舞台。一旦做到了，艺术家本人便极受尊重，而且鉴于他们以前的不断努力和积累，他们值得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获得在大舞台上演唱的机会。但是现在，几乎任何人都能在大歌剧院献唱，无论是米兰斯卡拉剧院、伦敦皇家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是维也纳歌剧院。过去不是这样，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登上这样的舞台，那时歌剧的标准更加挑剔。

　　三联生活周刊：听起来好像歌剧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得更加“民主化”了。

　　多明戈：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所谓的“民主”。这主要是剧院对演员的需求，总得有人去唱，但是，不是每次都一定请得来那些大明星。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的歌剧制作有不少是顶级艺术家的联合表演，但是还是不如过去的多，因为如今这些艺术家更加分散了。一个大制作是很漫长隆重的事情，艺术家要碰面、交流，两个月过去了，执行方要商讨、协调，两个月又过去了，每个艺术家都要早早预留自己的档期，顶级的制作当然要在顶级的剧院，例如斯卡拉剧院，剧院也要留出表演的位置。然而今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各自表演，很少能像过去，把所有最精华的资源集合起来做一场演出。

　　三联生活周刊：时代变迁，为了成为新一代的歌剧明星，你对年轻的歌手有什么建议？

　　多明戈：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只要你是一个歌剧演员，每一日都是如履薄冰。歌剧这种职业需要注意力集中，不断地自我教育。绝不要指望一夜成名。你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艰苦攀爬，才能成为一个大明星。这是绝对的必要条件。他们不应该觉得如开玩笑一般轻松，哦多美啊，我要成为帕瓦罗蒂了，我要去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了。实际情况是，尽管你抵达一座旅行指南上激动人心的城市，你也只是机场、剧院、酒店三点一线的来回穿梭，因为你没有空余时间，这取决于你的彩排和表演日程安排。因此，要想以歌剧为业，必须具备极大的激情和奉献精神。

　　三联生活周刊：转行做指挥时，你是否担心过可能随之而来的批评？

　　多明戈：我不在乎。观众们喜欢我指挥，乐团很开心，歌手很开心，公众也很开心。我确实相信由于我拥有如此重要的歌唱生涯，或许会有人对我转行表示非议。有些批评家说，多明戈指挥不如唱歌那么好，他们说由于我歌唱得太好，以至于不可能指挥也那么好。我并不担心这些说法。我在努力尝试，我在不断地指挥，事情进行得还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