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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服，是表明人从属于某一群体的工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一种群体都需要一些标志来与其他群体进行区隔，而制服就是社会用来区隔人群的最简便的方式。网络生活的深化，让制服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未知变数。

　　“德国队的队服太TM好看了，导致我注意力总是不能集中！”南非世界杯时，服装设计师张娜在微博上如此感叹。在德国队与阿根廷队的1/4决赛中，一袭黑衣的德国队以4:0击溃阿根廷队，令所有人瞠目结舌。有人认为，德国队穿的黑色队服与纳粹党卫队的全黑色军服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球场上默契、坚韧、奔跑迅猛的黑色带来了一股团结的、神秘的力量，以及“意志的胜利”(尹丽川语)，而阿根廷队服上的蓝白条纹，相形之下，就像一种散漫的、需要拯救的病号服。

　　制服，是表明人从属于某一群体的工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一种群体都需要一些标志来与其他群体进行区隔，而制服就是社会用来区隔人群的最简便的方式。当你穿上制服，就意味着你对某种规则的认同和服从，这是完全由别人来决定的衣服，就像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史雷特(Philip Slater)说的：穿制服的人只是他人意志的延伸物。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强调自我的时代，自由、独立、个体、网络化……到处都是自我、个性。然而从学校到快餐店到军队，制服无处不在，所有人都试图穿得和其他人一样……为什么？

　　权力的衣着

　　在有关制服的论述之中，也许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提供了最精彩的演绎：在《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 )中，这位帅得不太靠谱的男孩在每次行骗之前，都不忘换上一身真正的职业制服，医生、警察、保安、律师、飞行员、银行家……凡是你能想到的可靠职业，基本上都被他冒充了个遍。在这里，制服不仅仅标示身份，告诉人们穿着者的性别、阶层、社会地位等，更是利用这种人们对这种制服语系的解读进行伪装、遮掩，甚至欺骗。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国王让他的传令官穿着极其华丽繁复的制服，令其与贵族和资产阶级谈判，以此告知对方：看见我的衣服便知是我。如果一位身体孱弱的人穿着惹人注目的军装出现在春节探亲的中巴车上时，小偷和强盗往往对他会有所忌惮。他身上的军装像是具有某种魔力的保护罩，令其在面对一个混乱、无常的世界时感到安全，同时它也带来了假象。那些站在高档别墅区的门口的保安，往往穿着酷似五星上将的制服，这似乎是另一种狐假虎威。而在富士康的打工者中，穿着保安制服和穿着普通工作服的人，往往隶属于权力的不同阶层，虽然他们可能都来自同一个村子，住在同一间宿舍。

　　显然，制服与权力相关，每一件制服，背后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衣裳，毋宁说是制服，标志着我们对于特定共同体的从属关系，表达着我们与别人分享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制服表明了某种群体意志的存在，它是体制，是秩序，是规则，它给人以安全，予人以力量和荣耀。从古以来，每一个朝代都会制定自己的服饰制度，“舆服制”是统治者最先看重的东西，即便是民国，从创立伊始便制定了《服制条例》，规定国民尤其是公务员的穿着，其细致到质料、颜色以及该钉多少粒纽扣，都有严格规定，“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纽扣五”，且公务员制服“限用国货”。制服是权力的着装，而最具权力感的制服，无疑是军服和警服——最初的警服也大多仿自军服。大多数公民都喜欢警察穿着源自海军的深蓝色制服，认为这样才更胜任警察工作，更能做好服务工作。如果警察不佩“武装带”、枪套、手铐、警棍、罚款就没有地方放，警察就会觉得赤手空拳，无能为力。有意思的是，制服有时候不只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在西安，一个名叫王平的警察在街头打人遭到投诉时，他告诉记者：“‘打’，从专业的角度讲那叫制服，如果民警在办案过程中，遭到反抗，民警可以使用警械来制服。”

　　护士穿上白色制服是细菌被发现之后才出现的事，在这之前，洁白和神圣都与健康无关。最早的护士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的普鲁士，为了与当时修女的黑色服装相区别，设计者采用了深蓝色及地长衣，配一条蓝色的棉布围裙，衣领是白缎带制成的，而下巴则系着一只白口罩。

　　在制服之下，个体是被遮蔽的、被驯服的，但反制一直存在。在香港警匪片中，作为主角的探长、警官，往往一身便装就孤身迎敌，制服于他而言更像是某种限制，“与其他人一样”多少消减了他作为孤胆英雄的特立独行的形象——除非他历经艰险，最终破案成功，他才会一身穿戴整齐地接受上级的奖赏。在这里，制服代表了社会的规则与荣耀，而便服则象征着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价值。当他通过个体的努力获得成功，从而接受社会的承认与许可，其方式就像是水浒英雄的结局：招安，只不过是以制服的形式。

　　制服诱惑

　　在一则关于“天上人间”的新闻中，色情场所的从业人员赫然穿着“07式”军装在表演节目。如今，以权力示人的制服，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却往往被暧昧地指向与性有关的幻想之中，甚至流行着一股被称之为“制服控”(Uniform Fetishism)的亚文化潮流，他们在对于B级电影《海扁王》(Kick-Ass )的狂热中无不痛心疾首地表示：“唯一遗憾的就是Loli没有穿制服”。

　　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里，当《红色娘子军》中一排排穿着紧身军装的女兵们抬起大腿，跳着豪迈的大劈叉时，在今天看来，其效果就像是红磨坊中的舞女齐刷刷抬起一条条性感的玉腿。就连彼时影视剧里一袭国民党制服的军统女特务，亦曾是众多男性心目中“最像女人的女人”。因制服而引起的性幻想，更是在日本色情文化中得到无以复加的发挥。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陈冲在医生的白大褂下摇曳着风韵犹存的身体，而张柏芝则在“艳照门”的照片上斜戴警帽，拉扯警服，姿势撩人。即便是经典韩国影片《八月照相馆》，在一些制服控的人看来，那也是“一个患有绝症的男人和制服女人的有始无终的爱情故事”。他解释道：“女主角是一个交通巡警，就是在小车里记录违章停车的那种，天天穿着制服，制服诱惑啊！”接下来，他还解释道：“其实所谓的制服诱惑就是两点：第一，当所有人都穿成一样时，一个真正的美人就会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艳光四射；第二，如果她每天都穿着制服，有一天不穿它时，就有耳目一新的美。”

　　空中小姐(flight attendants)的制服也是大众流行文化中的性幻想对象之一。图为摄影师Rose McGowan在2007年拍摄的空中小姐

　　一般而言，制服与性往往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最禁闭的，也是最性感的。就像有制服控的人所说的那样：“其实和尚也是一种制服诱惑”。在某种程度上，制服代表了人性，却也压制了人性。压制愈严苛，其反制也愈具快感，这是潜藏于人性之中最根本的动因：社会性与动物性。

　　性是人类特征的核心，但“性感是一个现代的建构”，服装学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说。在她看来，这个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词语，事实上并不是一种自然力量(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不能被压制或释放，相反，性感是一种权力/知识系统的产物(这来源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它来自于人们对性文化态度，它导致了对性的特定实践。当一些拜物教者穿着他们选定的制服，以致整个身体都被包裹得紧紧的：性上的快感来自于被压迫、被包住的感觉，又来自于将人的身体视为一种完全的、密封的对象——即一种生殖崇拜的对象。最性感的，往往来自最被禁闭的对象。因此，权力与性，人类最纠结的矛盾，却以一种“制服诱惑”的方式得以并存，也就是说，权力最性感。就是爱丽丝·卢里(Alice Lurie)所描述过的1990年代办公室女性的着装：“臀部以上她是一个‘不许和我调情’的职业妇女，臀部以下穿着蕾丝迷你裙和钉状高跟鞋，是一个性感不自由的娃娃。”这种信息想必是：在办公室里她是雌老虎，在床上却是只小猫咪。

　　社会的分层，或分工制服的变迁犹如一部图像化的人类职业史，记录着复杂的社会变革。

　　早期人类职业，除了宗教、军队、政治体系及少数服务性质的工作(如家庭侍仆)外，多不需制服。因为那些工作并不是公众性质的，人们活动在家庭之间或手工作坊等小范围社会关系中，没有穿着制服的必要，制服主要以官服的形式出现。其中一个有趣的形象是信使(中国古代称驿丞)：在封建时代，平民无权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中国周代就有了完整的邮驿职官系统，驿丞的制服与官服没有什么不同。18世纪前，欧洲封建农业和手工业者拥有极为有效的行会制度，却极少催生统一服装形制，商业竞争仍未进展到形象层面。

　　1958年3月29日，23岁的猫王(Elvis Presley)抵达德州Fort Hood军营，在万众瞩目之下，他经过宣誓仪式，剪短头发，穿上了标号为US-53310761的制服，成为美国一名下士。正是在参军期间，猫王经历了母亲的去世，遇见了14岁的空军上尉之女Priscilla并与之结婚，他甚至还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欢迎。

　　只有在商业极盛时期，有个别新兴职业可能会形成某种制服。清初山西票号的出现，催生了护送金票的“镖局”。据资料记载，“镖师走水路镖时，如保的是货镖，则在运输货船上插镖旗，衣着打扮也‘带像’。插不插镖旗，带不带‘像’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明保或暗保”。镖旗和符号性的“带像”服装，显示了明显的制服特征。

　　现代性的制服之真正涌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关，尤其是工业革命。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创造了“社会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这个词，倡导利用社会分工来加速经济发展，这种观念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新结构。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也造就了各色职业，由此造就出形形色色的现代制服。制造业之外，新生工作种类像蘑菇一样大片破土而出，人们被分成各种小群体，去从事某项专门的事情，来提升社会效率。工业革命后(通常指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人们从传统的家庭式劳动中走了出来，忙着去找一份工作——去做一份可能跟自己家庭毫不相干的工作来养活家庭。卓别林用电影《摩登时代》刻画了新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看不清面孔的人群像被饲养的猪一样涌出地铁，流向工厂。工厂，还仅是社会分工在工业时代骤变的现象之一。

　　第一批西方现代制服，诞生于最早面向公众的服务性行业，现代生活所熟悉的餐馆、公共交通、公共邮政、医护等都在这时出现。1765年，传说中第一家西方现代餐馆Boulanger在巴黎开业，人们从此能够享受彬彬有礼的侍者服务；据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厨师帽上必须得有100个褶，不然，至少也应有48个；1825 年英国Stockton 至Darlington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顶着圆筒帽的火车大叔在随后的90年内成为时髦的职业；1865年，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横空出世，创立了现代护理专业，开办了第一所护理专业学校，她的学生Van Rensselaer为护士们设计了全新的白色制服。更为密集的变化始于1870年前后。翻出印象派画家凡·高历年的作品，会发现他在1884年到1889年这段时间，对社会的新现象——制服工作者象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他画了穿制服的纺织工、轻步兵，更为一位名叫Joseph Roulin的邮差创作了七幅花枝招展的肖像，每张Joseph的帽子上都格外清楚地上“postes”。新生的制服们还未羽翼丰满，警服或邮差服带着浓重的军装影子，侧面证明了军装是制服范畴中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宗师。

　　相互衍化的未来

　　“在日本，除了处在社会底层的木工之外，人人都穿制服”。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曾讲到一位游客对战后日本所作的描述，“年轻亢奋、雄心勃勃的商人穿上必须的黑西装和白衬衣，系着为形象增色的领带。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喜欢戴着白手套。治安警察、导游和电梯操作员穿着类似军服的制服。小男生统一佩戴着黄色的盖帽，肩背过大的背包。”乔治·奥威尔则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虚构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极权世界。在那里，人人穿制服算不了什么，可怕的是连思想和生命都被穿着制服，一刻不得解脱。

　　然而如今的许多日常服装，其实已经隐藏了制服的影子。除了卡其(Khaki)与迷彩服(Camouflage)日渐主流，和平年代，军中的经典制服款式通过好莱坞电影和各种媒体渠道进入民间生活，成了流行和怀旧的“潮物”。Burberry的堑壕外套(Trench Coat)就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战壕，Gloveralll从英国海军手里买下样式使用权并加以改良的Duffle外套等等。不少国家监狱的理念转换为帮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因而废弃了带有羞辱意味的斑马纹囚服，甚至取消囚服，让犯人们在监狱中享有更完整的人格。就连社交女Paris Hilton酒驾出狱后，失去短暂自由的小小痛苦，甚至让她更有理由用囚服时装好好自娱自乐一番，顺便掀起点新的流行。而在女仆主题餐厅中，身穿法式女仆制服的美女服务员谦恭的称呼客人“主人”，他们的主仆关系却只是一场cosplay，里面有游戏、娱乐、时尚、商业动机，独不见了阶级等级。虽然人们还是会透过制服捕捉“体面”、“权势”之类的元素，不过在信息流量巨大的开放社会中，一切权威都有可能被被消解，成为民众的生活调剂。

　　曾经被视为“僵化”的制服，与被认为“变化”的时装之间那泾渭分明的界线，如今已经日渐模糊：时装设计师往往轻松自如地在新一季的系列中大量挪用制服语言；而制服背后的无名设计师们则被客户要求：帮我们设计一款有时尚感、漂亮的制服！ 除了特殊的专业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穿着外，大量制服与普通服装在外观上的界限逐渐模糊。科医生带着各色hip hop式头巾去做外科手术；理发店再寻不到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师傅，他们风情万种地代言了一种城市流行；时装品牌例外和江南布衣的店员比大部分顾客穿得有范儿，才更加激发人们的购买欲……“继航空公司纷纷邀请时装设计师为其设计制服之后，酒店也开始加入这一潮流”，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Josh Sims如此说道。显然，模板化的僵硬制服，已经过时了。

　　网络生活的深化，让制服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未知变数。淘宝掌柜要展现给公众的可视形象，只有自己店铺的页面，至于显示器后与客户热情交流的客服穿了什么衣服，没人想知道。当社会行为通过虚拟方式完成时，人便摆脱了制服要求。网络时代的未来会来的比工业时代快很多，答案也许不久就会揭晓。

　　‘新视线’ 撰文_易洪波、王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