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随着越来越廉价的DV出现，以及笔记本电脑上就可以完成的后期剪辑，带给纪录片制作一次新的变革。这些受惠于技术革新的草根纪录片不但“反映当下的问题和现实”，而且更多地在对现实、真实、本性发出质疑。

图/外滩画报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17届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节上，策展人胡森·卡里姆霍伊(Hussain Currimbhoy)感慨说，“此时此刻，纪录片制作就像是场疟疾，病毒传得又快又广。绝对存在着一股全新的能量，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电影人，尤其是年轻电影人，越来越倾向于用纪录片的形式来认识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对于主流媒体，他们更有警觉性，也更善于怀疑，所以渴望能找到一种新形式，用最真实的方法来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件，哪怕这种新形式显得粗糙，甚至有局限性。对于纪录片的发展来说，如今正是一个十分令人激动的时刻，一个破天荒的时刻。”

　　卡里姆霍伊的这番话得到了英国青年导演露西·沃克(Lucy Walker)的共鸣。沃克的新作《废地》(Waste Land)记录了艺术家维克·莫尼兹(Vik Muniz)计划与故乡巴西的一群“拾荒者”展开一次貌似不可能的艺术合作。该片几周前在美国上映后获得盛赞。沃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迎来了纪录片拍摄的黄金时代。人们对于传统媒体已经感到失望，渴望看到代表诚实、正义的纪录片，渴望看到真相，而这些是好莱坞或者传统媒体无法给予他们的。”

　　某种程度上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观众对于纪录片的渴望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现在出现了更多普通人也能买得起的高端数字摄像机，加上手提电脑上就能完成的后期程序，终于存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从前期准备到后期剪辑的整个电影制作都能独自完成，而花费的金钱和时间可能只及拍摄一部传统电影的“九牛一毛”。在这个速食时代，做什么都讲求快速，传统的以拍摄脚本为基础的电影制作模式，对有志成为导演的年轻人来说显得太过累赘，而廉价的高科技产品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沃克透露：“我以前曾筹拍过一部剧情片，花了4年时间辛苦准备，最终还是没能拍成，那个过程犹如地狱一般。现在我再也不想那样浪费时间了，觉得有必要去拍的东西最好能马上就动手去拍。”

　　事实上，科技发展为纪录片制作带来新的可能性，这在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早已充分体现。最初出现的轻便摄影机都来自德国ARRI集团的Arriflex摄影机，它是二战期间德军为空中拍摄而设计的，之后为人类学电影的拍摄提供了便利，在此过程中做了许多改进，并开始大量生产，进入商业流通领域。上世纪50年代，由于出现了更加轻便、噪声小、性能高的手持摄影机，以及可随身携带的同期收音装置(1957年诞生的瑞士Nagra III录音机)，推动了“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两大纪录片拍摄的潮流。进入新世纪，随着越来越廉价的DV出现，以及笔记本电脑上就可以完成的后期剪辑，带给纪录片制作一次新的变革。最典型也是最早的一个例证是2004年的纪录片《伊拉克之声》(Voices of Iraq)，它的片头字幕打的是“伊拉克人民拍摄、执导”。制作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送了150台DV去伊拉克，让当地人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最后回收到长达450小时的影像，剪辑出了1小时19分钟的影片。发出去的都是JVC GR-D30U数码摄像机，二手的网上价格是230美元，50万美元的成本主要花在了后期制作时请的翻译人员、剪辑人员以及最后转成35毫米拷贝的费用。上映后发行了DVD，在伊拉克国内据说也有盗版碟，十分畅销。因为这部纪录片，24年来伊拉克人第一次有了表达的自由，它也创造出一种让拍摄对象成为拍摄者的全新模式。如果没有DV的普及化，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记录自由”提出质疑，毕竟剪辑权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据说拍摄经费还得到了有美国军方背景的媒体的支持。

　　“如今，纪录片的形式正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拍过剧情片《末代独裁》也拍过纪录片《9月的一天》，还试过将两者融合为《触及巅峰》(Touching the Void)的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说，“纪录片本身是个大篮子，里面能容纳许多不同的东西。想一下，新闻写作、书信写作、回忆录、讽刺文学，这些都算是纪实文学的范畴，同样，纪录片为什么就不能包罗万象？”他目前正在着手制作的《一天的生活》(Life In A Day)的内容将完全由全球的youtube用户提供，他们花一天时间拍摄，然后上传到网站。麦克唐纳从来自190个国家的5000小时素材中进行剪辑，这部片长三小时的纪录片明年将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

　　在纪录片走向普及化的同时，也有人在做另一个极端的尝试。今年，德国著名导演沃纳·赫尔措格(Werner Herzog)推出了3D纪录片《被遗忘的梦的洞穴》(Caves of Forgotten Dreams)。然而，本年度最具话题性的纪录片既不是这部3D巨制，也不是好莱坞男星凯西·艾弗莱克(Casey Affleck)与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联手炮制的《我仍在此》(I’m Still Here)，而是被称作“另一部Facebook电影”的纪录片《鲶鱼》(Catfish)。影片记录了一个年轻时髦的纽约摄影师Nev Schulman和8岁的女孩Abby之间的奇怪关系：Nev通过Facebook认识了生活在威斯康辛乡下的Abby，Abby的人物画令Nev惊为艺术佳作，加她为好友，随后Nev又认识了Abby的父母和漂亮的姐姐Megan，并开始与Megan网恋。在此过程中，Nev的弟弟Ariel和朋友Henry Joost用DV记录下了一切，但是当他们前去拜访Abby一家时却有了惊人的发现……在身为导演之一的Joost看来，影片之所以能够拍成，是因为“有了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再遥远的新科技，现在只要花不到400美元就能买到个消费级别的高清数字摄像机，拍出来的画面即使最终放大到电影银幕上去看，效果也相当不错。我们真是到了一个人人都能动手拍电影的时代。”

　　《鲶鱼》说的是Facebook一代的故事，也是为了这一代人而拍摄的，记录了网络社交时代的自恋和自我欺骗。1935年，英国先锋纪录片大师保罗·罗萨(Paul Rotha)宣称：“纪录片首先必须要反映当下的问题和现实。”他是位相信纪录片必须担负起净化、改变世界的责任，不知道如果他看到诸如《鲶鱼》这样的纪录片会作何感想。这些受惠于技术革新的草根纪录片无疑也都“反映当下的问题和现实”，但这些纪录片并不想要改变世界，它们更多地在对现实、真实、本性发出质疑，更重要的意义是，它们对纪录片本身提出了质疑。

　　有趣的是，《被遗忘的梦的洞穴》和《鲶鱼》都没能入围这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15部候选影片，不少媒体对此作了批评，认为奥斯卡奖的评委们太保守，无法接受新鲜事物，看来要让影视圈的传统权威接受纪录片“大爆炸”后结下的“奇异果”，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