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医学界一直默认，H7N9是禽类病毒，不会感染人群。然而， 近期在上海、安徽、浙江等地已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全球首次发现H7N9感染人类的病例。公众多年前对禽流感的恐慌再次回潮。

资料图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一个以纳米计的病毒一夜之间成为焦点。

　　过去，医学界一直默认，H7N9是禽类病毒，不会感染人群。然而， 近期在上海、安徽、浙江等地已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全球首次发现H7N9感染人类的病例。公众多年前对禽流感的恐慌再次回潮。

　　截至4月3日，官方共通报了9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杭州市确诊两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1名患者已经死亡，1人正在抢救。江苏省确诊4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者分别来自南京市江宁区、宿迁市沐阳县、苏州市吴江区及无锡市滨湖区。四人发病初时均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此前，上海和安徽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上海两名患者抢救无效死亡。

　　4月2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目前是流行早期，病例散发，数量较少，而且，政府已经给予预警，像SARS那样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不大。”卢此前参与了上海市多例患者的抢救。

　　4月2日当天，上海市启动流感流行应急预案Ⅲ级响应。复旦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简称“市五医院”)人来人往，有人警觉地戴上了口罩，有人甚至还用上了防护手套，时代周报记者偶遇一位长期来此取药的慢性鼻炎患者，他多买了几个月的药品，计划近期都不再来医院。

　　目前，H7N9病毒的来源以及传染性、致病性等特征尚不明确，亦没有应对疫苗。而面对未知的风险，政府或许还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疫情通报不及时

　　2月19日，家住闵行区的李家三口先后被送到市五医院。年迈的父亲85岁，一双儿子分别为55岁和69岁。三人业已退休，发病前不曾出门远行，也未曾接触禽类。

　　刚入院时，三人的症状相似，均与感冒类同—发热并伴有咳嗽，同时，李父有过慢性病史，小儿子则长期抽烟，一度患有严重的肺部疾病。

　　而一周后，情况急转直下，李父与小儿子的病情恶化，被确诊为重症肺炎。临床上，重症肺炎通常指病变范围大、或有严重并发症的病人，诱因甚多。但李氏父子的病因不明。

　　此前的3月7日，市五医院曾公开澄清：“2月26日凌晨，该院启动预案，报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采样及流行病调查。经专家会诊，3名患者均为肺炎，而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排除SARS、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高致病性‘非典型性肺炎’。”

　　2月27日，27岁的吴氏也因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被市五医院收治。今年1月，他从江苏来到上海，在闵行区一家菜市场帮忙售卖猪肉。

　　市五医院在上述公告中通报，2月28日，55岁的李氏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医治无效死亡；4天后，李父因高龄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而吴氏则在3月10日去世。

　　得知市五医院收治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患后，卢洪洲自2月26日起参与了会诊、抢救。他告诉时代周报，第一天，取得病人的病毒样本后，他回到单位，马上开始了检测工作。

　　而根据卫计委3月31日的通告，3月22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发现，上述死者可能感染了H7流感，并将样本送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查。

　　3月29日，送检样本中分离出3株H7N9禽流感病毒。次日，卫计委组织专家核实后判定，李父、吴氏两人均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此外，安徽滁州一位韩姓的家庭妇女也感染了同一种病毒。

　　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袁正安4月2日表示：“暂未在李家一双儿子的身上发现H7N9病毒，而且，69岁的大儿子目前已经病愈。”

　　上述疫情通报彻底推翻了市五医院此前的结论，一经发布，迅速招致舆论热议。而质疑集中于两点：“一、市五医院此前为何急于辟谣，否认死者感染禽流感？二、李、吴两人3月上旬即已去世，为何疫情直至3月的最后一天才被公布？”

　　4月2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与时代周报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市五医院依照了常规的流感进行了诊治”。

　　“甲型流感共有135种亚型，其中有很多我们一直默认纯粹只是动物的病毒，包括H7N9。作为临床机构而非专业检测部门，医院几乎不会关注那些从未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动物病毒。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来，国内外科学家对于高致病性的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H5上。所以，在确认死者没有感染H5病毒之后，市五医院也就以为排除了禽流感的可能性。” 姜庆五说。

　　而卢洪洲拿到病毒样本后，首先进行了甲型流感通用引物检测，结果显示阳性，而已有的几种甲流亚型检测都显示阴性，“这说明病毒是一种甲流，但不是已知的甲流。”为了认识这一未知病毒，卢洪洲与他的团队采用了基因测序的方法，对病毒的每个基因、每个核苷酸进行测量、比对。

　　姜庆五告诉时代周报，“市五医院收治病例后，在SARS、季节性流感等已知病毒的检测上做了很多工作，花费了不少时间。而基因测序又是一个严谨、耗时的过程。此外，得到初步结果后，检测人员需要反复验证，排除误判的可能性，最后还要报上级业务部门核实。”

　　“我和大家有同感，疫情通报似乎不够及时，目前应当总结经验，反思在哪些地方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用一个月认识一种全新、陌生的病原体，这个时间是需要的，公众不应给科学家更多压力。2009年的新型流感，美国科学家也用了2个多月时间确定了病原。”姜庆五说。

　　来源待确定

　　科研需要时间，但疫情的“压力”已在悄悄逼近。

　　目前，全国的H7N9病例已上升至9例，而舆论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H7N9是一个陌生的名称，因为未知而变得有些可怕。

　　据时代周报了解，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型。甲型流感的病毒结构表面拥有两个表面糖蛋白——H和N，即血凝素与神经氨酸酶。这对糖蛋白非常活泼，经常变异，进而导致病毒对人体的致病性及在人群中的传播能力发生改变。H和N后面的数字代表糖蛋白被发现的顺序，比如，H1N1是最早被科学家认识的甲流病毒。

　　至于H7N9，这一毒株早已存在。目前，全球基因库中登陆了20株H7N9病毒，但这些全部都是从动物身上分离而得。

　　资料显示，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6月29日，美国明尼苏达州Wright县曾在一个火鸡养殖场中发现H7N9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此后，中国香港、古巴、危地马拉等地都宣布禁止从明尼苏达州进口家禽及相关产品。

　　而今，中国在人体中发现了H7N9病毒。4月2日，上海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吴凡表示，新发现的流感病毒究竟是人感染了禽流感病毒，还是禽流感病毒经过突变后成为了人流感病毒，目前尚不清楚。

　　“现在已知，致病病毒为H7N9，H7型病毒常见于禽类，包括鸡、鸭、飞鸟等，但目前，中国尚未在禽类中大范围检测出H7N9病毒，所以，我们不清楚病毒的来源，也无法解释人类为何会感染动物的病毒。”安徽省疾控中心一位学者对时代周报如是解释。

　　从国际经验来看，过去，极个别地区曾出现过人类感染甲型H7流感的案例，而病毒的传播性和致病性都比较弱。资料显示，2003年2月起，荷兰多个养鸡场暴发H7N7禽流感疫情，同时，鸡场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也被感染，83人发病，1人死亡。2004年2月至4月中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36个商业养鸡场的鸡群也先后被检出H7N3禽流感病毒，而所有工人中只有2人受染。

　　不过，H7N9的毒性或许更强。4月2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内地确诊患者的病毒基因图谱显示，H7N9仍是禽鸟病毒、无人类或猪的基因，但病毒死亡率高，暂时未有人传人的证据，需密切留意会否变种。”

　　截至4月2日，上海、安徽、江苏的通报都表明，H7N9确诊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有发病迹象。这也成为有关部门否认人际传播的重要依据。

　　不过，在传染性的问题上，姜庆五进一步指出，“若将上海、安徽、江苏三地的案例看作完全独立的事件，这很牵强。但其中是否存在人际传播的关系，我们需要继续监测，进行充分、严谨的流行病学调查。”

　　至于病毒的致病性，上述安徽省疾控中心人士表示，“此前，业内曾推测，H7N9的毒性或与H5N1相当，但沪、苏、皖三地一下子出现多个危重甚至死亡病例，据此推测，H7N9的危害性可能更大。”

　　“但也存在一种可能性，目前被确诊的H7N9病例只是冰山一角，而更多的感染者因病情较轻，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而未被发现。”卢洪洲说。

　　而曾师从美国病毒学会泰斗彼得•帕雷斯(Peter Palese)的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基因工程室研究员严家新认为，“甲型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主要和H(血凝素)有关，而过去，H7亚型不曾发生大流行，所以，H7N9的致病能力及出现大流行的概率或将较低。”

　　据时代周报了解，直至目前，学者只能根据研究经验分析、推测H7N9的传染性和致病性，而这一病毒的实际威力未知，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调查。

　　“猪是一种传播途径”

　　未知病毒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不过，有意思的是，不少人似乎更愿意相信，这是人祸。

　　此前的3月上旬，黄浦江上游被发现漂浮着大量死猪。截至3月19日，官方统计，上海市累计打捞死猪10164头。

　　半个月来，农业部及上海市相关部门先后表示，黄浦江的水质未受影响，而且，打捞的死猪已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没有出现动物疫情。但对于猪的死因，官方没有调查结论。美国一档著名的脱口秀节目甚至调侃称，“肯定是有人在玩一场全世界最大的‘愤怒的小鸟’的游戏。”

　　3月31日，卫计委通报3例疫情后，感染者发病前的细节也被曝光，其中，吴氏和韩某都与猪有过接触。

　　4月1日，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内地的相关部门有必要采集死猪样本，化验是否存在禽流感病毒。”

　　4月2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H7N9疫情，并否认禽流感与死猪有关。上海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吴凡表示，“目前的病例非常有限，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和病原追溯，没有证据说明H7N9病毒来源于猪。”

　　据其介绍，4月1日，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对34份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的留存样本进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不过，这番解释依旧招致颇多质疑—仅仅34份样本能反映上万头死猪的情况吗？在分析人的死因之前，能否解释猪是怎么死的？

　　对此，姜庆五否定了猪因为感染禽流感而死亡的可能性。“我从事研究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现象。而且，在浙江几个养猪的地区，人与猪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猪出现了这样的疫情，当地人群必定会集中暴发H7N9病例。”

　　而卢洪洲则强调，流行病学研究证明，黄浦江打捞的死猪中，致死病毒是猪圆环，只传染猪不传染人，“禽流感病毒再怎么分裂变异，也不会和猪圆环病毒扯上关系。”

　　不过，卢洪洲也认为，某种程度上，猪是一种“怪异”的动物，它可能感染很多病毒，但自己不发病，反而成为传播病毒的病原体宿主。换言之，猪可能不是传染源，而是一种传播途径。

　　“禽流感感染人，或者人流感感染禽，都很困难。但人流感、禽流感都可以感染猪，猪可以成为杂交的宿主，因此，香港专家提出将猪作为重点检测对象是正确的。”严家新说。

　　既然如此，H7N9病毒是否可能通过死猪从浙江传播至上海，4月2日，卢洪洲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目前，在死猪的源头浙江，尚未发现禽流感病例。”不过至4月3日本报截稿时，浙江省已确诊两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至于34份样本的检测结果，姜庆五认为，如果动物疾控中心进行基数更大的检测，可靠性和可信性可能更大，但问题是他们能否提供更多样本。

　　而前述安徽省疾控中心人士认为，“在死猪样本不足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当考虑直接对浙江嘉兴等地的活猪进行大范围的禽流感检测并公布结果，从而消除公众的担忧。”

　　在否定死猪致疫的同时，仍有一些人士追问，H7N9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什么？其实，探究这两个答案非常不易。

　　以非典类比，如今距离2003年春天已有十年，但SARS的来源依旧是谜。其间，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潜心研究，得出了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名为“中华菊头蝙”的蝙蝠的结论，但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

　　而不等弄清楚SARS究竟来自哪里，又一场新的疫情要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