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其实早在拍摄《永恒与一天》时，安哲罗普洛斯就探讨过人生主题的消逝，“不是失去什么，而是平稳地继续向前，开辟新的道路，向着平原和大海的方向”。

《尤利西斯的凝视》剧照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很想回到2009年5月，我在雅典的雅典酒店见到希腊当代最重要的电影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那个下午，到今年1月24日，那已经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再有的珍贵机会。也许我会“浅入深出”地重新把对他电影的问题问一遍，那次我的问题他每个都回答得很少，我坐在他对面，不禁想起《永恒与一天》里诗人妻子的抱怨——“你虽然在我身边，但人却总是不知道在哪里。”

　　在二楼典雅的咖啡座，安哲罗普洛斯由妻子陪同前来，当时74岁的他刚拍完电影生涯最后的“希腊三部曲”之二《时光之尘》。他的个子不高，低调，服务员和陪同的雅典文化部的工作人员都认得他，默默地对他致以超过寻常客人的敬意。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他是希腊的文化名人，还是知晓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尊敬，抑或是因为他一直在为电影史拍电影，为人类的历史拍电影。

　　安哲罗普洛斯并非对中国来的访问者不感兴趣。我感觉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从中国来，他才在很短促的时间里答应接受采访。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甚至希望通过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希望中国的电影人能够起来对抗美国。说这话之前我们谈到电影审查问题，问他是否有经验可以分享。安哲罗普洛斯说他认为一切都可以表现，不一定要借助话语。在他拍电影的很长时间，尤其是早期独裁统治下的希腊，他的观点也是不能直接发表的，渐渐地他成了使用间接手法的电影大师，常用的“道具”有浓雾、戏中戏，穿着黑衣散落站着的人群……

　　安哲罗普洛斯的生命和希腊现代史紧紧扣在一起。他生于1935年4月27日，1936年，希腊进入梅塔克萨斯的独裁时代，在他5岁时，德国占领希腊，9岁时雅典成为内战的战场。接下来是第二场内战，1952年，他经历右翼复活，那时便发现：“人们起初以为独裁总算结束了，但现实并没因此就好到哪儿去。”

　　安哲罗普洛斯早期的电影主题是关于独裁与民主，《1936年的岁月》拍摄于1972年，当时处于军管下的希腊仍不能畅谈1936年的事情，于是他借监狱的形式来反映希腊的历史现实，记录1936年，也诉说着当今社会。这是一部欲言又止的电影，在片中有一幕，挟持人质的囚犯在谈判时要求放音乐，优美的歌声流动在监狱上空，安哲罗普洛斯解释说，他想表达对权力的蔑视。这很容易让我想到一部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监狱上空飘荡着《费加罗的婚礼》，连镜头运动的方式都和安氏如出一辙。也是讲自由，不过是在个人实现的层面，这还算好莱坞拍得有追求的电影，不过在当年奥斯卡奖上败给更加励志的《阿甘正传》了。

　　安哲罗普洛斯曾经在巴黎学习电影，退学回到希腊后当过一段影评记者，他的电影风格独树一帜，很容易辨认，经常使用超长的镜头，比如用80个镜头完成的4个小时的电影《流浪艺人》，忧伤的小提琴，漂泊的手风琴奏出的音乐，有着水彩画气质的唯美画面。有些元素随着岁月流逝成了标志化的符号，比如他的电影故事总是发生在冬日，总是雾气弥漫，他曾经在《尤利西斯的凝视》(1995)中借萨拉热窝人之口，道出对雾的感觉：“这个城市里，雾是人们最好的朋友，只有这个时候，城市才回归正常，因为狙击手的能见度很低，所以，起雾的天气是值得庆祝的。”对一个电影人来说，狙击手可能是审查者，而“雾”则是隐喻。而“庆祝”的姿态，则属于诗人。

　　安哲罗普洛斯从小喜欢写诗，读诗。说起他电影的诗意，首先在非抽象的层面就已经存在。诗句经常出现在人物的台词里，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有的来自著名诗人如里尔克、雪莱、卡瓦菲斯等。我觉得结合得最自然也是最浪漫的场面是在《尤利西斯的凝视》里，女主角本来已经下了车，扮演男主人公的哈维凯特尔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于是站在车厢门口的他随着火车由缓至急的律动讲着：“两年前的仲夏，我在寻找一部片子，在废墟的火堆里，在残破的大理石旁，我思考着，旁边的柱子都已经倒塌，一只受惊吓的蜥蜴滑进墓碑底下，蝉儿嗡嗡叫着飞走，让这片荒地感觉更加荒凉。然后我听到一阵轧轧声，我抬头往山上望去，看到一棵老橄榄树正在缓缓地倒下……”站在车厢下跟着火车由走变成跑的女主角，终于在最后时刻跨了一步又迈上火车。

　　有时诗在他的电影里烘托主题。在《永恒与一天》里，身患重疾的老诗人只剩下最后一日，他的记忆不断回到过去，关于亲情的回忆成了“永恒”，那里有安氏电影罕有的蓝天碧水，白衣飘飘的人们。老诗人心里有些怅惘，因为他给自己的任务，续写19世纪索罗莫斯的诗作《解放受困之人》还没有完成。索罗莫斯在意大利生活多年后回到希腊，已经不会说母语，于是他花钱向乡亲们买词汇。后来他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索罗莫斯，他朗诵着自己的诗句：“黎明最后一颗清亮晨星，预示骄阳的来临，迷雾阴影不敢损及那万里无云的苍穹，一阵微风愉悦吹来，轻拂阳光下的脸庞，仿佛向心灵深处呢喃，生命甜美。”

　　老人在这天帮助了一个阿尔巴尼亚小男孩，男孩帮他“卖”来一个词汇——流放者。流放也是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主题之一，加缪《局外人》给他启发，流放更多是内心的而不是外部的。那些幻灭的人，对祖国的乡愁和对其走向灭亡的悲观论调矛盾交织。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里总是出现婚礼和跳舞的场面，但婚礼也总是带着伤感的气息，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是在《鹳鸟的踯躅》中，一条不可逾越的大河是两国的边境，新娘和新郎分站河的两岸。安哲罗普洛斯曾经在采访中仔细拿捏法文单词triste和mélancolique，他认为后者更能准确概括他电影的气质。“忧郁包含着过去，蕴含着未来，这就是我对整个世界的姿态。”安哲罗普洛斯说他在独裁时期，对这个世界还抱着希望，独裁崩溃后，经过大量思考，他觉得世界没有变化，所以感到忧郁。

　　拍摄于1982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是安哲罗普洛斯电影世界的分水岭。这是一部解剖自己的作品，安哲罗普洛斯长期以来相信的梦想结束了。他想不通为什么领导都是一开始登场时像一个解放者，很快就变成一个暴君，为什么一开始是解放的思想，而后来就变成独裁的思想。安哲罗普洛斯说，人们总是愿意相信变革，相信对他们许诺一个更好世界的人，东欧的社会主义变革就是这样，但到最后每个人都失去了一切。《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电影，他把历史变成背景，讲述那些承担历史后果的人的故事。电影关心的是那些失去一切，连大海也抛弃了他们的人。

　　安哲罗普洛斯电影中的父亲都叫史派洛，据说这也正是他自己父亲的名字。安哲罗普洛斯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小时候，有一天突然杳无音讯，当时的政治阵营经常处决异见分子。他的母亲带他到一个广场上在刚被处决的几百人中寻找父亲的尸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几年后的某天，父亲突然回归家园，母亲先问他想吃点什么，这个景象就被反映在他的电影《塞瑟岛的旅行》里。

　　《雾中风景》中的小姐弟俩出发去德国寻找父亲，他们的舅舅向人们道破真相，他们的母亲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父亲在德国”的说法只是用来给他们做白日梦的。两个小孩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和凌辱，而上帝却没有伸出援手。父亲在安哲的电影中是祖国的隐喻，也是祖国迷路的人。1984年拍摄的《塞瑟岛的旅行》里的父亲，年轻时由于政治问题被流放到俄国，年迈时从俄国返回故乡，回到希腊的山村，而村民们正急于出售土地，他是唯一的反对者，村民“好事”难成，他成了村民眼里多余回来的人。最后希腊人决定把他遣返俄国，而俄国那边也不接受他，于是他在海中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年轻时坚持的梦想在人民眼里突然成了错的，那为之所承担的苦难还有什么意义。

　　“你迷路了吗？”“到底要跨过多少边境才能回家？”在《尤利西斯的凝视》中，人们站在雨中看的露天电影，没有画面，只有声音，正是安哲的另一部电影《鹳鸟的踯躅》。哪里才是最后的栖息之地？巴尔干半岛历来是国际关系中复杂多事的地区，在这里有一堆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差异、边界纠纷、政治分歧的棘手问题，这也是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关怀的问题。

　　安哲罗普洛斯是刘小枫说的那种“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他对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很敏感，对梦的幻灭很敏感，并且能够支撑自己的这种敏感，也许是因为他没有真的去做诗人，而是成了诗性的电影导演。他对历史有使命感，《尤利西斯的凝视》，借寻找世纪之初的珍贵电影胶片的旅程，探讨历史对人类的意义。电影镜头记录了在1994年满目疮痍的科索沃和萨拉热窝，现代城市里竟然有如此巨大的破败，那种超现实的影像对美国人来说，只有在关于梦的电影里才会出现，比如《盗梦空间》，这就是瓦尔特保卫的萨拉热窝？中国观众看到也为之动容。“既然人类热衷于为历史做记录，欧洲为什么没有从萨拉热窝事件中学到点什么？为什么犯同样的过错，在萨拉热窝引起两次纷争？人到底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安哲罗普洛斯问道，“历史的教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从根本上说，人总是要犯同样的错误……”

　　2004年，安哲罗普洛斯为拍摄《哭泣的草原》建了一座村子，又等了一年，等着河水自然涨上来。即便在早期资金不宽裕的时候，他会为了拍到好看的画面，让工作人员种上一棵树，或者为了宽阔的河面，建个水坝。这和好莱坞花钱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安哲罗普洛斯这样的导演更在乎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日本作家池泽夏树将此理解为一种导演对自己的确信。“为什么拍电影？”他问安哲罗普洛斯，导演轻描淡写地说，他所做的都是为主题服务的。其实拍摄的时候他经常会起疑问，越拍疑点越多。当有这种危机时，他便一遍遍地自问：“我为什么拍电影？”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话问自己，在这个去魅的时代，诗人何用？也许可以用《死亡诗社》里船长的话回答他：“其他是手段，而诗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