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

　　日前，《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在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社会阶层固化”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而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最新修订本近日出版，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进行了分析。

　　为此，本报记者围绕“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专访杨继绳。

　　1 开放社会需要“阶层流动”

　　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到“阶层流动”这个问题？

　　杨继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可以说，阶层流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新京报：社会流动和哪些因素有关？

　　杨继绳：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

　　从宏观来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变革；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个人努力。

　　1949年的政权变更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变动，都有一批人社会地位上升，一批人社会地位下降。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因制度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变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市民，产业结构升级使大批蓝领变成白领。

　　个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也与制度有关。“先赋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后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会才是开放性社会。

　　两种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后的，是改革的对象。

　　2 “官二代”是集体世袭

　　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

　　新京报：你曾提出“集体世袭”这一概念，这和“阶层固化”什么关系？

　　杨继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我说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杨继绳：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很多领域，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对经营者来说，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富翁。

　　新京报：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杨继绳：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官员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3 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新京报：那么，“穷二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继绳：“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京报：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

　　杨继绳：是呀，原来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世袭了，所以现在即使得到高的学位，也难找到好的工作，知识改变命运经常行不通了。

　　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低阶层流动到高阶层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杨继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

　　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4 “矛盾”从农村移到城市

　　现在的农民工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较开阔，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还有农民工二代的问题，你曾说他们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没有原来老一代人那么强。为什么？

　　杨继绳：如今，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瘫痪。但是，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新京报：大量的“农二代”生活在城市里，如果城市不能接纳他们的话，恐怕也会产生不和谐，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吧？

　　杨继绳：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赶出城市。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城市怎样接纳“农二代”呢？ 

　　杨继绳：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五)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六)扭转对农民工的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

　　5 “阶层固化”易产生社会摩擦

　　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新京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人们仇视的是那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权力不受制衡。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仇官”、“仇富”会加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

　　6 “阶层流动”需要新思维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而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新京报：你曾谈到，阶层固化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稳定，一再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

　　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

　　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很多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这恐怕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吧？

　　杨继绳：是的。如果堵塞言路，各个社会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这当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言路不畅，只好通过群体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新京报：如你所言，仅仅采用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维持稳定并不足取。那么，应当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

　　杨继绳：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气呢，还是再拧螺丝呢？如果采取传统的稳定思维，就是拧螺丝，如果采取新的稳定思维，就是放气减压。拧螺丝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即采取向低层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减弱不平等程度等。

　　当然，放气减压也只是暂时措施。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要将公权部门和资本力量纳入到更为有效的监管体系之中。而制衡公权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本报时事访谈员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