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采访中，我无数次地端出“为何屡战屡败”问题给每一个被采访者，从日共的普通党员到日共的委员长，每个人给我的描述都是来自一个独特的视角，也都是这个事实的一个侧面。当这些一个个事实被拼接起来的时候，结论就是：日共不肯放弃理念，即便是以获得政权作为交换。

　　引子   敲开日共大门

　　赵忆宁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我购买了能够买到的书籍和资料，包括“文革”期间的小报。阅读后拟定了八千字的采访计划交给日共方面。

　　一个月后，日共中央广报部部长植木俊雄(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言人)传来第一次回音，说协助我完成采访“感到为难”。因为迄今为止，没有记者对日共提出过涵盖日共中央的所有直属部门的采访计划。植木部长说，7月份日共将面临日本参议院大选，恐怕难于如此密集地安排采访。

　　我给日共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历史记录及对社会预见的愿望。一个星期后，日共同意了我的采访申请，与日共副委员长绪方靖夫(兼任国际局局长)见面，当面陈述采访意图。

　　2010年4月21日，我踏上东去日本的行程。

　　22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见到了副委员长绪方靖夫。绪方曾在《赤旗报》当过记者，因阿富汗战地采访获日本新闻界的高度评价。

　　我向绪方副委员长说明采访意图：“中日两党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中共有60多年的执政经验，日共虽没有执政经验，但同样是一个有凝聚力与核心价值观的政党。在这些方面，我想更多更深地了解这样一个政党。”

　　绪方听了我的叙述后，先是送给我十多本书，之后严肃地对我说：“写文章是您自己的事情。至于您需要了解和帮助的地方，我们全力帮助您。”

　　面谈后，植木部长拿着我的采访清单——照单全收，应允安排我想要见的所有人，并由他全程陪同。在此后的50天里，我采访了日共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现任日共委员长和前任委员长)，六位日共中央委员，包括日共参众两院议员。与30多位日共普通党员，包括日共的秘密党员进行访谈，并参加了基层支部的党员生活会。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位日共党员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回答我对日共的未解之谜。

　　第一篇 日共党员的现实处境

　　1.身份的歧视

　　我首先拜访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大三郎教授。他向我推荐了山崎豐子的《不沉的太阳》。

　　桥爪教授对我说，发表于1995年的《不沉的太阳》累计销量700多万册，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共产党员在日本社会的处境。山崎丰子堪称日本的良心，而本书不仅是她对社会的针砭，更是深刻的期待。2009年《不沉的太阳》被改编成电影，耗资20亿日元，如此投资规模在日本电影史上少见。

　　《不沉的太阳》与其说是小说，不如称其为报告文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巨型企业国民航空(作者的摹本来自日本航空公司)工会委员长恩地，为了捍卫工作权益与飞行安全，发动和领导了日本航空界有史以来的首次罢工，带领工会与公司谈判并获得阶段性胜利，但随后不断遭遇报复。

　　曾在尼桑公司做高管的美和女士对我说，这本书是日本知识精英和大公司职员必看的一本书。当我质疑小说中没有明确恩地是日共党员的身份时，美和女士坚持认为：恩地就是日共党员的形象以及日共党员在日本大公司的真实处境。她的结论是，一、恩地有政治信仰并坚守理念；二、恩地是日本社会的另类，有悖于绝大多数人为生存的选择——趋于现实。

　　当今日本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公开，其真实处境会是什么样呢？日共有1/2的党员以公开身份活动，他们是否和小说中的恩地一样？

　　绪方副委员长对日中两党党员在社会中的处境作了比较。“在中国入党以后，可以得到重视和提拔，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处；而日共党员正好与中共党员的处境相反，在社会中受到种种歧视，职务提升、涨工资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

　　在爱知县丰田市，我见到两名身份公开的日共党员，他们为我描述了“现实版”的《不沉的太阳》。两位日共党员都是丰田堤工厂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59岁的酒井俊一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脖子上围着一条擦汗的毛巾，真是一幅久违了的“工人形象”；而58岁的大桥博斜挎着一个小书包，时尚的头型透露着时代特征。

　　大桥博同酒井高中毕业后进入工厂，都有40年的工龄。他向我展示了工资卡，每月总收入42.48万日元。他说：“我是拿最低工资的人，如果当一个组长的话，可以拿到60万日元。”

　　我问大桥博，拿最低的工资与公开的党员身份是否有关系？

　　“当然有！我的年收入比同时进厂的人少200多万日元。我们在企业里受到歧视。” 酒井俊一说：“仅就平均水平而言，有40年工龄的人，退职金可以拿到2500万日元，而我只能拿1800万日元。”大桥博说。

　　酒井俊一说：“只要公开了日共党员身份，我们就会走一条平行线，直到退休，而其他人则是一级级往上走。”

　　当问及感受时，酒井俊一笑着说：“我24岁入党时已有相当高的觉悟，我是做好受歧视的准备才入党的。受到企业的歧视我并不感到耻辱，有时还以是共产党员受到公司歧视感到自豪。”

　　他们说，工厂里还有秘密身份的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并不感到孤独。

　　就在前一天，我采访了东日本制铁京滨钢管厂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党员。东日本制铁所于2003年由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合并而来，京滨地区有14231名正式工人，不包括合同工与派遣工。

　　三位党员都是炼钢工人，他们告诉我，“在工厂里我们得不到提拔，干最脏最累的工种，不给我们涨工资，也不能住进企业的职工宿舍。”

　　京滨钢管地区党支部没有沉默，1973年，在企业内受到歧视的36名党员一起把企业告到法院，诉讼的理由是“对思想信仰与人权的歧视”。

　　经过15年漫长的审理，在临近判决的前期，经法院调解以日共党员的胜利告终。工人们告诉我：“和解时，社长亲自向我们鞠躬道歉。之后职工宿舍问题解决了，工资的差距也从原来的50%提升了一半，但仍旧比其他工人的工资低25%。”36名工人捐献出2.1元赔偿金购买了房子，成为东日本制铁所党支部的活动场所。

　　酒井俊一告诉我，工厂流水线上的很多工人都有关节病，还有的是内伤。日本法律可以申请劳灾(工伤)，因为厂方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所以承认他是工伤，但是其他人则不被厂方认定是工伤。

　　我向他俩提了同样的问题，受到工厂资本方面的歧视而坚持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桥博说：“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所以在受到这些不公平待遇时，我认了！”

　　在千叶县流山市日共中央支部的会议上，我见到了党支部教育委员竹内和男，他30岁入党，是位有44年党龄的老党员。巧合的是他与《不沉的太阳》中的主人公恩地一样，担任过精工手表工会的执行委员长。

　　“我们实际上过的就是《不沉的太阳》描写的那种生活，因为一旦暴露身份，我们就会受到歧视，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竹内和男说。 

　　2.日版“地下党”

　　据日共党建委员会负责人中井作太郎介绍，在40多万日共党员中，有近20万党员是秘密身份。只要是采访秘密党员，植木部长总是嘱咐我：某某是我们党的秘密党员，请你写报道的时候不要公布真实姓名和单位所属。

　　6月5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采访一位女大学生，主题是“日本大学生为什么加入日本共产党？”植木告知我，“在学校里她的身份没有公开，是秘密的日共党员，现在她的年纪还小，还没有多少斗争经验，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她”。

　　小小年纪的这位学生，担任着一个著名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肩负发展新党员、领导秘密的学生运动、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后援、组织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她的年龄与我的儿子差不多。一个在中国学习如何挣更多的钱(国际金融专业)，而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正经历着只存我们记忆中和父辈经历过的“地下秘密”工作的考验。

　　6月8日，我采访东京千代田区日共地区委员长関口达也。関口坦率地告诉我：“在政府所有的机构里面都有我们的党员，覆盖面是100%。全日本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大学都有我们的党员。但我们的党员不公开的占多数，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以及在大企业里面的党员，开展活动都非常困难。”

　　同一天，我们又赶到森田采访五十铃汽车一位被解雇的派遣工。小伙子只有20多岁，2006年6月到五十铃汽车工作，2年10个月之后被解雇(2009年2月)，与他同时遭到解雇的有1400名工人。按照日本《派遣法》的规定，只要工作3年以上，合同工可以自动转为正式社员，两者的工资差别有一半，前者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在车站旁一家咖啡店，小伙子对我说，他失去工作之后打零工，每个月只有18万日元的收入(最低的生活标准)，每个月还要给失业但是没有拿到年金的父母1万-4万日元生活费(日本规定65岁之后拿年金)。小伙子团结了10多名被解雇的工人开始与五十铃汽车打官司，要求转入正式社员，以及每人赔偿300万日元，但是尚未有结果。他告诉我，“我每天下班以后，要为党的工作，还要送《赤旗报》”。我发现，谈起如此困难的处境时，他一直在微笑。

　　“你为什么总是在笑？生活中还有什么是让你开心的吗？”我问道。

　　他回答：“因为我们在战斗！我有很多很多的伙伴，我们工人请的律师和我们在一起战斗！”

　　3.为什么加入日共：改变政治现状

　　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加入日本共产党的青年人多了起来，背景是：一、日本失业率2009年已经达到5.1%，一年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二、非正规就业人数剧增，从1985年的655万人，到2005年小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时期陡升到1633万人，2009年更新为1721万人。非正规就业者不仅工资低于正式社员近50%，而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年金等等。

　　非正规就业者绝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高中毕业生。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开始思考：“日本怎么了？我们是小泉政府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受害者吗？ 小泉创造的‘派遣社员’制度，让日本大企业利润激增，要由我们的劳动与生存权利换取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年轻人看到，日本共产党高擎反对“派遣社员”制度的大旗，他们开始向日共的旗帜下汇拢。

　　中井作太郎是日共中央干部会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任日共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相当于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他向我介绍，“2008年一年新入党的人

　　数超过一万人，2009年超过11000人。这几年基本上每个月入党者超过一千人。新党员的年龄覆盖，18岁到39岁以下的人占到25% ，40到56岁占30%，60岁以上的占到45%”。

　　我问：“这样的发展态势，在日本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过？”

　　中井先生说，日本共产党成立了88年，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1990年日共召开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人数曾经达到50万人；但是1991年发生苏东剧变后，到1994年党的20大召开的时候，党员人数下降到36万人。从20大以后，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现在日共党员增加到406000人，占日本总人口1.27亿的0.32%。

　　中井先生分析了入党人数增加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日本社会本身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当前日本政治出现了“两个异常”， 一是日本服从美国，一是日本政府服从大企业或者是经济界，包括推出前面所说的雇佣制度的改革。

　　日共提出必须要解决这两个异常情况。对美国的关系来说，日共的志位委员长访问美国(2010年5月)，跟美国政府交涉并传达日本国民的意愿(迁走冲绳美国普天间军事基地)，日共正是通过这种行动让国民了解到日共的作用。日共也跟佳能公司、丰田汽车或者是日本的经济团体进行谈判，代表工人向他们提出要求，对他们施以政治压力，让大企业善待工人。这些谈判的结果显示，日共对大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日共提出的解决两个异常政策主张，正在开始被日本国民所接受。

　　“可以说，日共的纲领路线正在与日本国民形成互动关系，这是近几年我们党发展比较快的重要原因。”中井先生说。

　　见到63岁的世塚隆造先生，是在千叶县西北部的日共流山市东支部的一次生活会上。他在流山市经营一间家用电器销售商店，现在靠拿年金生活，一个月有13万日元，太太的年金收入则只有3.6万日元。世塚隆造告诉我，他是根据一生的观察才做出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决定。

　　我问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世塚隆造说，“第一个是日本的各个政党都接受政治献金，唯独共产党不接受；第二，日本各个政党都跟大企业勾搭，而且接受大企业的捐赠或者是由大企业代替政党在报纸上登广告，而日本共产党是自力更生，靠自己办报出版养活自己；第三，每一个社会都有贫富差距，但是日本共产党能够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以穷人的视野看待问题、帮助穷人，这对别的政党是不可能的；第四，共产党是绝对反对战争的。”

　　“这四点就是我用一生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我最后决定自己要加入到共产党中来，和党一起奋斗实现这些理想。”世塚隆造说。

　　植木部长介绍我采访过一位在校女大学生，她和男朋友都是秘密党员。女孩说，在没有接触日共党员之前，“我认为日共的主张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想到跟前苏联有关系的那种形象，感到有点过激的感觉”。但后来她开始在已加入日共的高她一级的学长的引领下认识日本社会。“现在日本失业的人数太多了，以前我觉得，失业应该怪他们自己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后来我知道，除了有自己的责任以外，还有社会的因素。”

　　女孩所在的大学有2万名学生，她所在的党支部有20多名党员，这20多名党员是这个学校的全部日共党员。在她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影响了5名同学加入组织。

　　我问，这20多名青年党员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各种各样。有的想改善日本的福利制度；有的人关心贫困问题，想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一个学生的力量根本改变不了社会的现状，但是加入日本共产党也许能改变社会。以这样的想法来加入共产党的占多数。”

　　女孩说出她自己的愿望：希望与日本共产党一起坚决反对增加消费税，还希望日本政府砍掉每年支付美国驻日军队的财政预算，把这部分支出尽量多用于国民的福利。

　　我采访了日共《赤旗报》的三位年轻党员(《赤旗报》工作的必要的条件是日共党员)：29岁的铃木诚一、35岁的藤原直和33岁的染矢优子，他们来自《赤旗报》的总务部、政治部和社会部。见到他们后我问道：“你们加入共产党动机是什么？” 

　　铃木诚一在1995年大学一年级加入日共时，只有18岁。他说，“我当学生时看到日本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强度过大、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通过抹煞和平精神的《周边有事法》等等。只有共产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我就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染矢优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少年政治家。她于1997年秋天大学二年级时入党。“我认为，钱是驱动选举的动力。日本的政治太腐败了，应该投身去改变这种政治现状。”

　　铃木诚一告诉我，他们的工资比那些大报社相同资历的员工要少两三倍，但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对此并不在意。染矢优子说：“钱只要够生活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追问染矢，“如果现在有一家非《赤旗报》的报纸给你更多的钱，你是坚守在《赤旗报》呢？还是愿意到那里工作呢？”

　　染矢说，“目前来讲，没有一家报纸能吸引我，因为他们出版的东西跟我的想法、理念不一样。我现在还没有发现一家除《赤旗报》以外的报纸，与我的理想和价值观一致的报纸，还没有！”

　　第二篇 日共的政策主张

　　1.抵抗“穷神”制度

　　一个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鬼流的“穷神”在日本遭到喊打。被安置在小破庙里的“穷神”，男男女女一面对它拳打脚踢，一面大喊“滚开！滚开！”由于日本人的工资一减再减，失业率达到5.1%，满腹怨气的人们把不满发泄在“穷神”这块长着苦瓜脸的木头上。

　　5月16日，我在东京千驮古车站遇见了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新宿地区委员会委员长铃木史之，她带领50多名青年团员参加日共召开的青年大会。她告诉我，来参加大会的人中有50%的人已经完全失业，还有一部分人目前是派遣工和临时工。

　　小泉政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使日本国民的生活状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此被称为“穷神”制度。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劳动用工制度。近年来，到处都有派遣工，他们不仅仅是拿低工资和“免费加班”、随时遭到解雇，甚至在企业里面连名字也被取消了，常被称呼为“那个派遣工”或者“讨厌鬼”。在同一个公司内，派遣工甚至不能去食堂吃饭。这种从雇用待遇的差别向人的等级差别快速地在日本蔓延。

　　在他们之中，尤以“日派遣短工”达到不稳定的极致：日派遣工的合同只有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有工作，或者到哪里去。一旦在派遣公司登记，派遣人员的手机将收到集合时间和工作地点的短信。他们持续的过着不知道是否有明天的日子：人生怎么办？结婚怎么办？日派遣工无论是否为重体力劳动，一天能拿到手里的薪水只有6000-7000日元。在日本一个像样一点的盒饭也要3000日元。因为日本十五岁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都是非正式员工，派遣工制度导致80后、90后们看不到未来。

　　除日本共产党以外，其他政党都大多同意将派遣劳动范围扩大至普通岗位，并强制执行。只有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为派遣工们争取与正式员工同等待遇并转为正式工，于2009年5月21日公布了《劳务派遣法修正案》，在国会强力推动针对该项修正案的讨论，以便达到彻底改弦更张的目的。日共一次次地呼吁超越党派之间的分歧而形成共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志位委员长就曾在国会质询福田前首相。日共的国会议员们一次次地在国会上质询丰田汽车公司、佳能、松下电器、东芝、NTT这样的大集团公司。

　　日共认为，《劳务派遣法》是导致劳动工人逐渐向非正式化和贫困化发展的元凶。但是政府的修正案完全偏离了他们的期望，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提案甚至将实施时间由前三年推迟为前五年。为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前所未有地扩散舆论，宣传其政治主张，并且开始具体行动。

　　在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共议员大門实纪史就日本电信公司中劳务派遣人员的转正手续问题发表了意见。该公司竟然将直接聘用的合同工变更为劳务派遣人员，假如拒不同意变更隶属关系就会被解雇。大门随即进行了深入调查，在3月份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日本邮政集团中有21万人属于非正式员工，占到了职工总数的一半，其中大多属于派遣劳务人员，连续三年以上得以续约的劳务派遣人员多达12万人，他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尽快予以转正。邮政部长龟井静香说：“我原先根本就不知道邮政系统竟然存在如此恶劣的事情，共产党的调查能力着实值得信赖。”

　　日共中央组织部长中井作太郎告诉我，2009年以来，日共不再只是宣传自己的主张，开始直接就派遣工问题与大企业交涉。志位委员长跟五十铃汽车公司进行交涉，代表工人要求他们把派遣工的身份改变成正式员工。五十铃汽车公司社长做了承诺，已经把超过3000名派遣工人变成了正式工人。在日共与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丰田汽车公司的代表亲自来到日共党总部拜访志位委员长，并向日共领导人保证，他们在公司里面一定会根据《劳动法》对待工人。

　　2.推动增加家庭收入

　　修改派遣法、声援中小企业，反对降低法人税……日共所做一切的目标所指就是日本的大企业，它们一直是日共批判与抨击的对象。

　　我采访志位委员长的时候，他给出一组数字：十年间，日本大企业的利润从15万亿日元大幅度升至32万亿日元；而劳动者的报酬却从279万亿日元大幅下降至接近253万亿日元；大企业的内部保留从142万亿日元急剧增长至229万亿日元。他反问我：利润在哪里？积蓄到了哪里？

　　他说，这十年国内有形固定资本投资(以机械、工场、土地等设备投资的形式存在的内部保留)完全没有增长，而日本在海外企业的股份则急剧膨胀。在日本国内，这些大企业从劳动者和中小企业所榨取的资金，既不回转为国民收入或国内投资，而是转向海外存储。

　　这种制度，使内需和家庭收支不断萎缩，终使日本成为“停止增长的国家”。 号称“全体中产阶级”的日本开始出现难以愈合的贫富差距。越是有钱人，税率越低，收入超过一亿元的所得税税率却开始下降。

　　日共党建部长中井作太郎对我说，目前日本普通民众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安全系统遭到破坏，表现在福利与医疗制度方面，国民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国民现在最大的不满是关于《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后期高龄者指75岁以上老人)，民主党在八个月以前大选时承诺废除《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执政以后却放弃了承诺。现在很多高龄者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日本国民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安全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日共在党的第22届党大会上提出，如果不将经济政策的支柱转向支持家庭开支，日本经济就不会有将来。日本经济发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日共誓言，为了摆脱“失去的二十年”，为了维护国民的正常生活，必须要转变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积累方式。

　　对此，日共不仅出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政策框架——《成长政略》，而且发表了《日本经济的宣言》，最近又提出了《五个经济建议》： 

　　——体面雇佣规则—向劳动者返还利润

　　——制定大企业与小企业公平交易的规则

　　——再造农林水产业—以粮食自给率提高为目的的真正的政策转换

　　——社会保障—从削减向真正充实转换

　　--财源问题—对军费和大企业、大资本家优惠税制动大手术(制订出约12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来源)

　　这五项建议被日共称为“社会大义”纲领，涉及到雇佣、中小企业、农林水产业、社会保障、财源五大问题，要“一个个地解决”，目标是让日本经济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运行，实现“日本经济内需主导、家庭收入主导的发展模式”。日本共产党向社会发出呐喊：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要带着坚定的信念取得胜利。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