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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综述了中国1950 ~ 2009年对外援助的情况，这也是国新办首次就中国对外援助发表白皮书，此前，中国官方从未就此发布过正式报告。

　　《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上海报道

　　白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在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对外援助的脚印也遍布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如在非洲修建公路和铁路，在叙利亚修建纺织厂，在秘鲁修建水泥厂，在孟加拉国修建桥梁等。

　　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等基本原则。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外援是值得赞许的国际行为，尤其是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外援能力势必受到影响，中国的外援多少能起到弥补的作用。美国美利坚大学中国-非洲问题专家布罗伊蒂加姆教授同样认为，中国发布这一白皮书表明“中国正努力思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什么”。

　　“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

　　中国的对外援助，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越共主席胡志明就派特使李碧山、阮德瑞到中国，并带来了他写给周恩来的亲笔求援信。这封信以亲友间做生意的暗语请求中国援南抗法：“敝店年来生意颇好，兹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当月底，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向中国求援，尽管中国自己百废待兴，但仍“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这是我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之一，从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兴头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对外援助，也是中国支持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方式；援助对象的选择，往往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援助得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提出：“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尽管自身捉襟见肘，中方仍慷慨解囊。

　　前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在1950 ~ 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自1950年~1954年，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76亿元的物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除了海量的物资和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还送去了香烟、粉条、中成药、葡萄干和酒等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稀罕物资。

　　朝鲜是中国另一个主要援助对象。毛泽东曾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从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朝鲜给予了巨大、无偿的援助。仅东北地区就出动民工60余万人，承担运送伤员和弹药、物资等任务。

　　实际上，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不仅限于朝鲜和越南。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十分常见的字句。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而援助的内容涉及现汇、技术、物资、工程，乃至劳动力等诸多项目。

　　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

　　“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面旗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大批中国粮食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 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 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 年～1964 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 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 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新高，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这条全长约1800公里的铁路，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坦赞政府曾向西方和苏联提出过援建要求，遭到拒绝后转而向中国求助。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尽管当时有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

　　在卡翁达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毛泽东现场拍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1970年，坦赞铁路开始动工，在坦赞铁路修建的近6年中，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因为设备落后，大部分时候必须以“人海战术”取胜，施工高峰时，工人达两三万。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 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

　　到1973 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中国的无私援助的确带来了一定的政治效应，1971年，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对此提案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有51个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国的受援国，也难怪毛泽东这样评价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历程：“我们是被黑人朋友抬进去的。”

　　“躺在中国身上过日子”

　　然而，远超中国实力的援助渐渐难以为继。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每次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

　　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在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

　　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物资却肆意挥霍。耿飚发现，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但阿方领导人认为，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总理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6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所谈的内容全是要东西。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农村了。

　　这种对受援国有求必应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质疑。1962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联合一些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提议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议中指出：“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也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

　　踩了一脚急刹车

　　“文革”结束后的1977 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此时，中国对外援助才踩了一脚急刹车。

　　中国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国—— 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反目为仇，中国于1978年7月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专家。此时，中国国内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援助的问题。

　　1979 年7 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问题上，“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

　　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从1973年锐降至0.7%，这一变化背后，也蕴含着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知，“战争与革命”的逻辑显然已不符合现状，中国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

　　1980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过去对外援助的种种弊端：“对外提供援助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承担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中国对外援助开始进行试验性的改革，当年12月试行“投资包干制度”，改变过去援助统一由中央部委总管的方式，开始尝试将经援项目全部或部分承包给某一特定部门或地区。这一改革真正改变了外援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援助不再仅仅是政治任务，而具有了合同性质。

　　以往，中国在提供援助上是一种单向的付出，且条件极其优厚，无偿援助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贷款援助绝大多数是无息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对对外援助进行一系列改革。1995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了“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积极推动对外援助资金来源和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1995年之前中国用于对外援助的资金来源十分单一，从1995年起，除了政府财政提供的资金外，还增加了金融机构提供的具有援助性质的资金，这是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方式来体现的。

　　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物资援助和现汇援助减少、成套项目援助比例上升，技术和智力援助取得较大发展，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重视和鼓励。商务部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325个，其中建成142个。

　　中国的对外援助尽管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上讲，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奠定这一基调的是周恩来。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1国途中，在马里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中“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一直被奉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

　　1972年援建坦赞铁路的一些专家因为“烟瘾大”，津贴又少，曾提出向坦桑尼亚政府购买免税香烟的要求，但周恩来知道后，坚决制止，并要求各专家组免掉的税款，如数上交坦桑尼亚政府。

　　在《中国的援助》白皮书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再次重申，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中国这一有异于西方社会的做法也遭致一些异议。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时常常附带苛刻的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认为，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慷慨”会让纳税人有意见，因为老百姓不知道这些援助是否真正用之于民。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对方政府或相关领导者贪污腐化，援助时还不附加条件，结果往往是中国出力不讨好。

　　这也正是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批评最多的地方。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曾在《外交政策》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

　　但傅自应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反驳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过程中，由于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共同全程参与了这些援外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起所谓的腐败行为。

　　“在世界上许多不是受援国的国家，人均GDP超过3万、4万美元的国家，腐败也比比皆是。”傅自应说。

　　谁援助了中国

　　朝鲜战争前夕，苏方支持中国参战，两国签订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文|夏攀

　　日本，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援华手笔最大的国家，在今年3月高调宣布将削减对中国的ODA资金援助。近些年来，曾在国际援华舞台上十分活跃的英德诸国也曾发出类似声音或实际动作。

　　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三大盛会在中国的举办，GDP超日本的里程碑事件，如此种种，一次次在很多外国人心里加深这样一个疑问：“中国还需要我们援助吗？”同时也给了许多中国人这样一个底气：“泱泱中华大国，还需要外援吗？”

　　喧嚣的争议声之外，其实大部分人并不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段接受外援之路。

　　苏联：武器半价优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苏联援华故事，现在的80后、90后只有在历史书中才会看到点滴，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一辈人却烂熟于心。大致统一的总结是：苏联支持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派来大批援华专家，后因两国发生矛盾，专家撤回苏联，苏方逼迫中国归还债务，由此加剧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困境。

　　实际上，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是从武器援助开始的。据国防大学徐焰少将的研究，1950年毛泽东访苏，双方于当年2月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而双方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朝鲜战争前夕，苏方支持中国参战，两国签订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除半价优惠的武器外，苏方还免费向中国提供了部分武器。据徐焰列出的单子，这批武器很多是比较落后的苏军淘汰货。苏军当时自用AK-47，给中国则提供波波沙-41；苏军用T-54坦克，给中国则提供T-34。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对中方的武器援助总体还是非常可观的。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对中国的工业建设援助，在两国人后来的研究中，正面负面评价的都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苏联专家的工资由中国支付，但技术的提供却基本是免费，只收取纸张费和复印费。

　　中国曾对外援说“不”

　　苏联援华以那样的结局收尾，似乎让国人心有余悸，以至于现在要搜罗改革开放前的援华旧事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

　　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各种电视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努力自救的情景，其实那时也有一批外国机构想加入救灾队伍。

　　30年后，新华社记者詹奕嘉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唐山，这座上百万人的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整个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说‘不’⋯⋯”

　　中国说“不”是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向国际社会表达的：“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莫桑比克：让中国网友感动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伴随着国门打开，中国也渐渐能以更成熟的心态对国际社会的援助说：“欢迎”。

　　从1980年末到1981年的水灾开始，历次大的自然灾害，中国都接受了国际社会援助。这一次水灾，中国以并不积极的态度接受了2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向受灾地区捐赠的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救灾物资，其中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的价值620万美元的食品、奶粉和食用油。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同样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而这一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

　　此后，种种无形壁垒被打破，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灾害援助时不再犹犹豫豫。

　　中国人近年最有感触的是汶川大地震期间的国际援助，而这次地震中一些小国穷国对中国的援助，感动了不少中国百姓。

　　马里捐助12万美元、尼日利亚捐助1.7万美元、朝鲜捐助10万美元、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萨摩亚捐助10万美元⋯⋯

　　莫桑比克在此次国际援华的表现让中国人“热泪盈眶”。这样一个当时国内局势动荡、财政靠国际援助维持的国家，也向中国地震灾区提供了4万元人民币的援助。一名中国网友写道：“据说他们领导人到联合国开会路费都没法解决，4万对他们来说可以做太多的事，可现在却拿来支援我们，太感谢了！”

　　“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资金合作”

　　相比单纯的赈灾援助，其他形式的援华，似乎有更多“含义”在其中。

　　日本在1979年开启的援华行动曾引起种种猜测。一个当时流行的坊间认识是，“这是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一个补偿”。外交部前发言人章启月曾这样解释：“众所周知，对华日元贷款是一种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资金合作。”

　　对华日元贷款最早起源于1979年两位中日朋友的“不经意”对话。一位是日本老共产党员、时任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的木村一三，另一位是时任中国交通部部长曾生。木村告诉曾生：“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不妨去争取。”

　　曾生立即上报国务院，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请谷牧同志抓一下。

　　几经磋商，这笔贷款在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期间得以落实，金额为500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3.3亿)。这笔日元贷款的签订在当时引起很多国人的不解，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起，奶奶(谷牧的母亲)在电视里看到谷牧与日方代表的签约场面，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第一笔日元贷款最终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铁路、电站等。

　　日本：转向“利民工程项目”

　　据2009年初发表的数据，中国自1979年起总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

　　厦门大学教授雷慧英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提供的数据更详细，截止到2004年3月31日，日中签署的ODA 协议累计金额为3.3万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为2950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3646900万日元，技术援助14024900万日元，利民工程41亿日元。

　　从1980～1984年的3309亿日元，1985～1989年的5400亿日元，1990～1995年的8100亿日元，明显可以看出日元贷款的上升趋势。但从1997年以来，日本开始调整政府的ODA政策，对华贷款因此受到影响，1996～2000年，日本提供给中国的政府贷款减少至7726亿日元。雷慧英分析说，这一时期日元贷款的减少与中国在1996年进行的核试验不无关系。ODA似乎也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气候的干扰。

　　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提升、日本右翼势力的干扰、日本媒体的鼓噪，这是不少人对日本削减对华援助原因的猜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高官不断发出的言论也似乎在印证这些猜测，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外相町村信孝不断表示，中国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可以说已经到“毕业期”。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更在今年年初表示，中国GDP超过日本，援华已经难以得到日本国民理解。

　　伴随着日方不断提出的削减对华援助的声音，日元贷款自2001年开始不断较少，2007年跌入谷底，为463亿日元。

　　2008年3月，日元官方贷款终结。不管援华是不是日本打出的一张“政治牌”，但客观来看，日本援华的确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很多正面效应。有媒体这样评价：“日元贷款数额大、期限长、利率低、不附加条件，在中国的能源、资源开发等基础产业、交通通信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此后的日本援华更多以其他形式存在。利民工程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与基础设施建设的ODA项目相比，利民工程规模较小。按照日本官方定义，利民工程是指小规模的无偿资金，但有一定具体目标，以农村贫困地区的初级教育、医疗保健、民生环境等为重点实施对象。

　　从1991～2009年，利民工程项目在广东涉及的项目有69项，涉及资金约355万美元；海南66个项目304万美元；福建47个项目276万美元；广西最多，有106个项目，涉及金额489万美元。

　　在高调削减对华捐助的声音中

　　日本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援华国家，其援华金额长期占据所有国家援华总金额过半。此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各自的援华政策，大部分是以贷款、技术合作等方式进行。

　　德国也是近年提出削减对华援助比较活跃的国家。2009年10月德国经济合作部长迪尔克·尼贝尔表示：“德国必须将援助资金集中使用，给那些最困难的地方，庞大的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已不再符合这样的标准。”

　　中国曾是德国最大的受援国。自1982年开始，联邦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根据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公布的数字，截至2006年7月，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7.74亿欧元，其中技术合作资金5.56亿欧元，人员培训8500万欧元，紧急救灾4250万欧元，山东沂蒙山区粮援资金9100万欧元。

　　尽管德国向中国的财政援助已于2008年末中止，但2009年仍面向中国开展了总额达2750万欧元的技术援助；德国表示所有之前已做出的对华援助承诺将继续兑现，而尚在执行的援助项目也将有始有终。

　　英国亦在近年高呼要削减对华援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英国保守党就曾声称，该党上台后将取消对华援助。

　　今年3月初，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米切尔对议会发表讲话说，英国将停止对中国、俄罗斯、柬埔寨、越南、印尼等16个国家的援助，同时将停止资助4个表现不佳的多国组织，他同时表示，未来4年英国对外援助的资金总数将会增加，但援助重点将集中在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地方，受援国家包括阿富汗、印度、肯尼亚、南非等27个国家。

　　与高调削减援华对比强烈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曾在2006年高调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该《计划》明确这5年英国对华援助工作的总体框架，确定援助的重点仍是帮助中国减贫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日标”，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基础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供水与卫生。

　　法国在援华方面一直比较积极，2005年，中国已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当年法国资助的项目总贷款达1.52亿欧元，资金主要流向西部五省区市：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用于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

　　早在1978年11月，澳大利亚就主动表示愿向中方提供一笔5000万澳元的贷款，此后澳方不断给中方提供优惠贷款，直至1996年终止。近年来，澳方对中方的援助更多的是在环保、卫生、教育等领域。

　　2007年，我国华东及华南地区遭受洪水灾害，波兰政府通过该国驻华使馆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4万美元，在贵州省黔西县太来乡方川村援建村级小学、村级卫生站、红十字书库、健康文化广场各一个、资助贫困户改炉改灶20户、改水改厕10户的“红十字健康新村”建设项目。2008年10月10日，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

　　美国援助的恩恩怨怨

　　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交恶的局势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美方就此制定了援助中国方案。

　　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中国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中方坚决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2008年2月，中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美国政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中方提供15万美元紧急援助。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50万美元现金用于救灾。

　　2009年12月9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温室气体减排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减排资金援助。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斯特恩当天还发表措辞尖锐的声明，说中国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要把钱送给最需要的国家。

　　针对美方表态，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派代表于庆泰予以坚决回击。于庆泰抨击美国没有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的3000亿美元气候援助，于庆泰说这不是“福利工作”，而是发达国家在当前的国际协议下应当遵循的“法律义务”。

　　2010年4月16日美国贸易发展署承诺捐助近150万美元，推动其中国合作伙伴开发清洁能源和开展航空合作项目。同年8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宣布，美国政府捐款5万美元救助舟曲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