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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眼中的语文教育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16日 09:51 中国青年报

  上海作家叶开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作家叶开作家叶开
乔乔的《一课一练》作业乔乔的《一课一练》作业

  上海作家叶开在客厅里和客人聊着孩子的教育问题,女儿乔乔就坐在他旁边,时不时插上两句嘴,偶尔还发出咯咯的笑声。

  但聊着聊着,叶开察觉到身边的女儿没了动静。10岁的乔乔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背后摸出了《格列佛游记》,正咬着指头看得津津有味。

  这本1979年版《格列佛游记》,书页已经有些发黄,是叶开上大学中文系时的读物。女儿先前已经读过两遍了,如今又读得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页。

  “乔乔,快别看书了,这样不礼貌,要跟叔叔说话。”叶开叮嘱道。

  乔乔很乖巧地“嗯”了一声,然后抬头做个鬼脸,一只眼睛看着客人,另一只眼睛依旧用余光扫着书上的字。

  如何阻拦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看书,现在成了让叶开头痛的一件事。为了能逮着机会看书,在家里的沙发、钢琴凳,甚至自己的枕头下面,乔乔都藏了她爱看的书。

  在她的卧室里,除了放着钢琴,还有两个书架,上面摆着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小飞人卡尔松》等9本著作、全套7本的《哈利·波特》、一整套43本的全球儿童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还有《伊索寓言》、法布尔的《昆虫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吉卜林的《丛林之书》等等。

  41岁的叶开是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的副编审,这些书都是他精心为乔乔挑选的,几乎挤满了两个书架。

  除了刚买回来的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乔乔还没有翻过,其他的书她已经全部看过。其中《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她已经记不清看了几遍,一本薄薄的书被翻得裂成了5瓣。

  这个痴迷于看书的小学生,对她的语文课本,却一点儿都不待见。“我不喜欢语文课本。”小女孩瞪大眼睛颔了颔首说道,仿佛做了一个郑重声明。

  4年多来,乔乔的9本语文课本,只有在她做作业时,才有机会进入她的卧室。在自己的书架上,乔乔没有为这些课本留下任何位置。

  平时,它们都被放在客厅一个公用书架上。当然,这也方便叶开随时拿这些课本,挑出其中的“荒唐之处”。

  2009年,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的邀请下,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上,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对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进行批判。晓苏提议专栏取名“语文现状批判”,叶开认为这个名称“太泛”,建议改为“语文之痛”。

  “他刚好经历了女儿接受语文教育的过程,他有疼痛感、刺痛感和迫切感。”晓苏回忆说。晓苏同时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课的教授,他觉得叶开的名称更贴切,立即接受了建议。

  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却给他们喂了垃圾

  叶开的这种痛感,始于2008年秋天。那时,他在写小说之余,忙着研究现代文学中一些作家和作品。

  乔乔的学习,基本全由妈妈王琦负责监督和辅导。王琦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副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叶开认为由她来辅导女儿学习绰绰有余。

  但很快叶开就发现,妻子根本无法对三年级的女儿进行有效辅导,尤其是无法辅导女儿的语文学习。乔乔在前两年语文经常考100分,可这时候拿回来的成绩单上面,成绩一次比一次低。由妈妈辅导做的语文作业,第二天拿回家后,上面经常红红地一大片叉,乔乔觉得挺委屈。

  在学到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乔乔又遇到了一道难题。题目要求她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因为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乔乔欣喜而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

  结果当天晚上,孩子就伤心地回来了。语文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班里有几个男生也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他们问老师,“为什么不能是庞统?”老师回答,在小学阶段答案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写孔明也算错。

  为了消解女儿的怨气,古典文学博士王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叶开,不得不同时出面跟女儿解释,“庞统是不亚于诸葛亮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刘备西征蜀国,主要靠庞统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是靠《三国演义》演绎出来的,事实上庞统不比诸葛亮差”。

  乔乔这才微笑起来。两位博士当时也笑了,不过是苦笑。这是叶开第一次被孩子的语文教育刺痛。

  “你可能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如今回忆起来,叶开摇头叹道。

  两位博士实在是没想到,他们会在小学三年级语文题上马失前蹄。

  看到乔乔成绩下滑明显,王琦很着急。她找到语文老师,认为不应该让孩子做这么多练习题。

  老师告诉她:“从三年级起有了阅读理解,不再只是认字记词。乔乔的阅读能力有问题。”“不会的,她看书没有障碍。”王琦急忙跟老师解释。因为就在上三年级前的这个暑假,丈夫给女儿买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女儿买长篇读物。结果8岁的乔乔不仅很快看完了,还开始接着看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

  听完王琦的解释,老师不相信,摇头表示怀疑。这让王琦很忧虑,她开始想,女儿不会真是有阅读问题吧。回到家,她急忙跟叶开探讨起来。

  叶开那时正研究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叙事,并得出结论,“那一代的不少作家不说真话”。

  听了妻子的担忧,他拿起乔乔的语文课本,试图弄清问题所在。结果一打开课本,他发现一些不说真话的作家的作品,不仅进了女儿的教材,“而且还要背诵”。更糟糕的是,一些原本是经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他正冒火,转身却发现乔乔抱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目不转睛地读着。为了考验女儿,他刻意跟乔乔聊起《哈利·波特》和四大名著彩图本,结果发现里面很多故事和细节,乔乔记得特别清楚。

  “这说明她不是胡乱读,是真读懂了。”叶开强调道。他和王琦也一致判断:大可宽心,女儿的阅读理解完全没问题。

  他进而感叹道,小学是孩子学习的黄金时代,因为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好。“可是,”他话锋一转,气愤地说,“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有人却给他们喂了垃圾。教材里面,有好多非常糟糕的东西!”

  叶开把乔乔的几本语文教材全都仔细看了一遍。2008年11月,他写了第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在文章中他写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这一年年底,叶开与晓苏见面,原本是要聊文学创作的问题,结果把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聊语文教育上。

  “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晓苏回忆,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

  看了叶开的批评文章后,晓苏认为“很深刻,很尖锐,点到了穴位”,随即邀请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开专栏,批判“病态的教育带给语文的痛”,希望刺激中小学语文老师“已经麻木的神经”。

  孩子学了半个学期,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叶开的专栏文章,从2009年1月开始发表,第一篇便是《语文的物化》。考虑到文章的风格比较犀利,晓苏将专栏安排在了杂志第70多页的位置,避免“一上来就刺激到读者”。

  结果,这些“火药味儿很浓”的文章发表了两期后,一位语文特级教师就打电话给晓苏,质问道:“哪儿来一个疯子在这儿胡说八道?”

  当时9岁的乔乔看了爸爸的文章,咯咯直笑。“我们都不喜欢语文课本。他写得太好玩了。”她评价道。

  其实对于自己的语文课本,乔乔在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好玩的”。她记得,一年级的语文书上有好多图画,有小动物,还讲爱护环境,“看上去没有那么讨厌”。

  翻开一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本,学到第40课《三过家门而不入》时,乔乔当年用红笔在彩色书页下角,吃力地写下了“舍小家,顾大家”6个稚拙的字。她回忆说,语文老师告诉他们,“大家”里有很多“家”,就是“国家”的意思。当时刚刚7岁的小姑娘,始终没弄懂“大家”的具体意思,只是很固执地认为,“大禹就是一条鱼,所以他才治水”。

  虽然很多东西搞不明白,但书本上的图案还是吸引了乔乔。“当时我觉得,哇,好奇妙哦!”她边说边做出夸张的表情。

  当时在课堂上,老师写什么她就跟着一笔一划地模仿。回到家里,她则开心地看《小小建筑师巴布》、《猫和老鼠》等动画片和《哈哈画报》上的漫画。

  这种开心的笑声时常在叶开家里响起,前4个学期,乔乔经常拿回满分的语文成绩单。

  但到了三年级,写作文成了语文课上的重头戏。同学的书包里,慢慢开始有了《优秀作文选》。看到有同学买“作文套餐”,乔乔出于好奇借过来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她还是喜欢爸爸不久前给她买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其次是《林格伦文集》。

  可是她只有先写完作业,才能看这些书。她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养成了到处藏书的习惯。在写作业、弹钢琴时,甚至是语文课堂上,她都会时不时偷偷地瞄上这些书两眼。

  语文课本开始变得让她“一点都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书包里的教辅书《一课一练》,这占据了她课后很多时间。

  比如,根据教辅材料,乔乔每天需要填很多反义词和近义词,这常常让她的博士父母为难。他们不愿像其他父母那样给女儿买《近义词词典》或《反义词词典》,于是就安慰女儿:“我们认识出这些教辅书的人,这东西他们自己的小学不用,自己的孩子也不用,你就随便应付一下算了吧。”

  一次假期快结束时,乔乔的班主任来家访,问孩子这个假期都在做什么。叶开笑着回答:“忙着倒垃圾。”

  这让年轻的女英语老师一愣,没有反应过来。叶开马上解释说,“孩子在学校学了半个学期的语文,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倒垃圾”的方法,则是给孩子买经典作品阅读。在意识到孩子语文教材中的问题后,叶开给女儿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书架上多了《哈利·波特与密室》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续集,也有了《窗边的小豆豆》、《唐诗三百首》等名著。

  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这些刚刚摆上书架的书,很快就被乔乔一本一本地“消灭”掉。在咬着指头,发出一次次咯咯的笑声后,乔乔也把《哈利·波特》里的女主角赫敏奉为自己的偶像。

  叶开因势利导,告诉乔乔,不仅小说和电影中的赫敏很聪明,现实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也很聪明,考上了美国很好的大学。于是,沃特森也被乔乔视为榜样。

  在三年级以前,乔乔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但看到小说里赫敏在上课时经常举手提问,她决定向偶像看齐。以后上课时,脑袋后晃动着两个马尾辫的乔乔,经常把手举得很高,希望老师能叫自己起来回答问题。

  可是,她很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想法经常和老师的不一样,尤其是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乔乔撇着嘴,一本正经地说:“我语文课上喜欢发言,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说到点子上,老师的那个点子上。”

  有一次,老师讲互联网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时,强调好处是“可以查阅信息学习”。乔乔则认为互联网可以让自己玩更多的游戏,因为她从4岁上幼儿园小班时,就开始登陆迪士尼网站,玩小熊维尼吃蜂蜜字母的网络游戏。这种观点,得到其他同学异口同声地支持。语文老师只是咧嘴一笑,什么都没说。

  乔乔只爱看书,对穿着不在意,但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她喜欢在课堂上举手,偶尔甚至会插老师的话,常常有人在课后说她爱出风头。有一次下课后,她走到一个这样评价她的男生面前,对着他的耳朵大吼大叫。

  “他们对个人的尊严不是很看重。可是,如果你有很高的尊严的话,那别人就没办法破坏你的立场。”小姑娘义正辞严地解释自己的行为,她认为当时自己必须要表明立场。

  但有时候,乔乔的坚定立场并不起作用。

  2009年秋天,叶开的专栏已经写到了第10篇。他第一次参加了女儿的语文公开课。课上老师讲的是课文《带刺的朋友》。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电视机、投影仪等设备齐全;学生6人一组,课桌面对面拼在一起,像圆桌会议一样便于分组讨论,颇有一种民主、平等、交融的气氛。

  课堂上一让提问,叶开就看见乔乔把右手举得高高的,但老师就是不点她。后来老师说换个方式,找不举手的同学提问,乔乔故意把手放下,但依旧没被点到。叶开在后面看着,觉得一阵阵心酸。

  后来乔乔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老师却回答不出她的问题。“这个问题等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再回答。”乔乔以朗诵的口气,模仿了老师一年多以前说的这句话。

  回家后,叶开查阅资料发现,《带刺的朋友》改编自一位作家的文章,编者对这篇文章进行删节和修改后,导致课文前后逻辑接不上,所以老师根据课文确实回答不出乔乔的问题。

  乔乔告诉爸爸,这种公开课事先已经演练好,一旦有提问机会,班里大多数学生都要举手,但老师只找举左手的人回答。

  这让叶开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上公开课的情景,也让他异常气愤——“30年了,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我们最应该反对的就是虚假!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臭美。”11月底,在应邀给上海一所知名小学的老师做讲座时,叶开始终强调自己的这一观点。他给讲座取的题目是“教书还是教真”。

  讲座开始前,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向叶开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这几年来,她只要让学生以《我的爸爸》为题写作文,就会发现班里的学生几乎全都病了或者是摔了跤,然后爸爸背着他们上医院。

  这位老师忍不住感慨:“连教材都可以作假,那么其他的假,像这些作文模板,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开和王琦从来不让乔乔参加朗诵比赛。在他们看来,那种规定题目的朗诵充满了虚假情感。他们要求乔乔,平时在班里要朗诵的话,要用正常语调,不要假天真。

  同样在他们看来虚假无趣、没有真情实感的,还有乔乔每个学期都需要背的名言。在叶开看来,这些名言很多是编者自己编的,“背这些垃圾还不如背老子孔子,或者是唐诗宋词”。所以每次老师要父母监督孩子的背诵作业时,叶开总是直接在乔乔的课本上签字了事。

  “我们就是不参加无聊的事情!”王琦干脆利落地总结道。

  乔乔把眼睛从《格列佛游记》里挣脱出来,抬头回应了一句:“我的父母很宽松,能有他们做父母太幸福了。”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

  背诵名言可以轻易应付,但像在文章中划好词好句这样的作业,常常难倒乔乔和他们家的两位文学博士。

  老师说按“aabb”格式划好词好句,乔乔觉得课本里没什么好的,就随便划了划。班上有个男同学,把“爸爸妈妈”划出来,结果得了A-。

  每次划好词好句时,叶开都很紧张。这位《收获》杂志的副编审不知道哪个词比另一个词更高级。“难道这个词是部长级,那个词是科长级?”他反问道。

  他把划好词好句比作揪树叶,并形容说,“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树叶,也不会体会一棵大树的美。”

  为此,他在专栏里写了《好词好句与陈词滥调》。但批判归批判,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他和妻子还是得耐着性子帮乔乔划好词好句。

  在杂志社编审稿件时,叶开给国内很多知名作家提过修改意见,但他对女儿的作文指导,大都以失败告终。

  他经常告诉乔乔,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把意思表达清楚。然而几乎每次老师的批语都是,“再多用些好词好句”。

  这时候,叶开会安慰女儿,“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斓的颜料泼到墙上,就会成为一幅画。做一个诚实真诚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国传统的国文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光注重语法。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家长回家再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叶开直言,自己和许多正上小学的孩子一样,都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乔乔的考题是划去括号里不正确的拼音,为“打量”的“量”找出正确的读音。全家三口人都认为“量”应该念四声,但老师给的答案是念二声。后来大家分头查字典,发现答案也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就念打量(四声),在学校就是打量(二声)好了。”乔乔比划着说。

  最近,如何解释“矜持”这个词,也难住了两位博士。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解释并不相同。尽管叶开认为词典释义也欠准确,但又必须选,最终他们在“拘谨”与“庄重严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乔乔又得了一个红叉,因为教辅的标准答案是“拘谨拘束”。

  这一次,还没等父母叮嘱,乔乔自己已经明白,在学校就按“拘谨拘束”,在家就按“庄重严肃”。

  “我感觉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间被切了两半。”乔乔皱着眉叹口气,像个小大人。

  叶开曾经拿女儿的这种感受跟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学教授交流。教授说,自己的儿子刚上初一,小学6年一直“分裂”得特别好,“学校说一套,家里说一套,从小就学会应付”。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教育和实际同步,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应付和对付上了。”教授感慨道。

  针对这种现实,叶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摧残,这就是他们的命。”在去做讲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复这句话时,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

  他唯一庆幸的是,女儿乔乔从8岁起,便学会了用他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排毒”。

  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

  看到女儿在这些经典作品间流连忘返,也让叶开对真正的语文有了信心。晓苏邀他写专栏时,他有过犹豫。在和妻子商量了一个晚上后,他觉得还是要做些事情,来对抗现状。

  开家长会的时候,叶开发现很多家长对语文教材根本不懂,不少孩子平时由爷爷奶奶接送,父母偶尔来开一次会,光顾着围上老师问孩子的分数。

  看到讲台上的老师年复一年已经麻木,而很多家长又浑然不知,叶开最终答应写专栏。“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他决定为孩子们做一些“排毒”工作。

  他批评小学三年级学的第一首诗歌《信》是虚伪的诗,质疑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宣扬“恨的教育”。在看了老师给女儿列的书单后,他批评“乱读书不如不读书”。

  他还批评教材编写者添加各种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不仅厚诬前贤,且贻害后生,更败坏了求真求实诚信的风气,而小孩子从一入小学开始,就进入了造假大本营”。

  为了写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叶开花3个月通读了朱自清文集。在女儿已经将这些教材的内容忘到九霄云外,沉浸于经典作品中时,他却得重新捡起那些教科书,以对比课文的原始出处。

  结果是,他着实领教了所谓的“教材体”,即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的需求,“生产”出的主题先行的课文。

  在乔乔的语文课本上,叶开发现编者将安徒生作品《一个豆荚里的五颗小豌豆》中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乔乔看过四卷本《安徒生全集》,在课堂上指出课文中不符常识之处,老师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这件事发生之前半个多月,乔乔发现课文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跟原著有出入,向老师提出疑问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

  叶开认为,这不应该怪老师,而是由于“教材体”编写者“非常无趣乏味”,他们编出这种课文,对小孩子的美学和人文教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叶开本来正在创作一部100万字的三部曲小说,到2008年底已经写了60多万字。但他决定暂停下来,全力写这些专栏文章。

  他把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以后,不少人给他留言或发私信。这些人来自四川、青海和浙江等地,有一线的语文老师,也有学生家长。

  当然,还有人将材料递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声称教材编写是很专业的事情,叶开不懂却在那里“大放厥词”;编写这些“教材体”,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

  但在叶开看来,这是这些编写者在贬低孩子的智力。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进行反驳:瑞典名著《骑鹅旅行记》50多万字,乔乔两天就看完了,而且记得很清楚;《哈利·波特》7本250多万字,乔乔每本都读了好几遍;《安徒生全集》4卷乔乔都看了,内容几乎都记住了。

  在给别人推荐书目时,叶开总喜欢推荐女儿乔乔喜欢读的《哈利·波特》、《吹小号的天鹅》、《昆虫记》、《天上掉下个大蛋糕》、《小王子》、《丛林之书》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有人质问他:“中国就没有好的作品吗?”

  “有,但适合孩子阅读的不多。”叶开直截了当地回应道。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哈利·波特》中文版拿到的版税是9800万元,比同期中国所有畅销书拿到的版税总和都多,这还没考虑数量可能比正版更多的盗版书——“孩子们用脚投票,他们是识货的。”

  就在叶开因批评语文教育而饱受一些人的非议之时,乔乔的生日到了。叶开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说想要一套英文原版《哈利·波特》。那是2009年春天,乔乔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叶开花了1300多元买了一套精装全集。乔乔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打开那个精致的匣子后,她“高兴到了难以形容的极点”。

  语文废品流水线: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

  现在,英文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乔乔已经读了四分之三,但是拿起自己的语文课本,她依旧非常痛苦。

  “尤其是这学期的课文,开始讲战争故事。我是女孩子,不喜欢打打杀杀,我特别讨厌动不动就死人。”乔乔晃着自己的马尾辫说。

  她更受不了的是,当老师讲到课文中有人牺牲时,男生们就说,那个人“挂了”。这让乔乔觉得,他们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别人死了都无所谓。

  “这个单元原本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却让孩子们对生命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妈妈王琦遗憾地说。

  与课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课堂上放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相比,乔乔更喜欢自己书架上的那些书,那里带给她童年更多的快乐和欢笑。

  这学期的语文期中考试,乔乔又没考好。有人说:“你看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才考80多分?”

  乔乔当时有些伤心,但回家后王琦告诉女儿,“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为了期中考试。”

  而叶开在那所小学的讲座结束时,有老师站起来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教材就是这个样子,考试就考这个教材,我们不能不用啊。”

  叶开给出的建议是,语文课可以上得再简略一些,老师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经典,然后把孩子带向经典之路。

  关于这一点,他和不少人达成共识——现在不少老师在自信而勤奋地做着愚蠢的事情,如果大方向错了,老师越负责,对孩子的伤害就越大;把这个易碎品摔得越碎,家长要想粘起来,就越不可能。

  在叶开看来,能把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便属万幸。他担心的是,这条语文教育流水线,会把一个个像乔乔这样原本爱读书的孩子,在读教材做习题的过程中,完整地教成废品。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他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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