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在如今这个倡导财富梦想与旅游消费的时代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工作几乎成为了“口头支票”。只见呼吁，不见行动。交织其中的则是各种争夺战、利益链与恩怨录。

　　茫茫戈壁，绵延无边，神秘的三危山下的峭壁上，那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莫高窟洞窟犹如一个个蜂巢镶嵌在刀削斧劈的断岸上，窟前栈道蜿蜒曲折，铁马风铎悬响，宏伟壮观，震人心魄。

　　每年的金秋十月，敦煌都会成为旅游胜地，因为这一时节，这个戴着神秘面纱的迷人之所气候宜人，风沙少，能见度好，游客还可以尝到当地盛产的瓜果。所以，很多人都会赞叹道：“不枉此行。”就像今年刚刚过去的十月黄金周一样。

　　但是，络绎不绝的游客究竟为敦煌带来了什么？是可观的经济利益还是可悲的环境破坏？似乎没有游客对这样的追问感兴趣。人们只知道：既然来了敦煌，怎能不去莫高窟一睹真容？

　　近年来，“名人故居旅游热潮”“申遗热”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例子和敦煌的故事都说明，文化与旅游早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当然，不仅仅是旅游，一些人的财富梦想也直接与文化遗产挂钩。于是乎，人们看到房地产开发到哪里，文物就出土在哪里；高速公路修到哪里，考古队就到哪里“救火”；墓穴在哪里出土，盗墓者就向哪里蜂拥而至。

　　在如今这个倡导财富梦想与旅游消费的时代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工作几乎成为了“口头支票”。只见呼吁，不见行动。交织其中的则是各种争夺战、利益链与恩怨录。就连国际文物保护理事会也曾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不论是在大马士革、北京、维也纳，还是布拉格，都是一样，历史城区和旧城遭到破坏，有些甚至几十年来都是在缺乏周全考虑的情况下进行翻修。

　　记得纪录片《敦煌》的总导演周兵曾撰文写到：“敦煌”这两个字，究竟该如何去解释呢？在查过很多资料之后，我认为过去传统对敦煌“盛大或昌盛”的解释过于单一和片面，我觉得应该还有这样一个新的理解：敦，大也；煌，明光也。敦煌，大光明也。敦煌之城应该被解释为“光明之城”。

　　其实，有哪一处文化遗产不是人们思想上“光明之门”的所在呢？但愿，如今的隐忧别成为明天“光明之门”关闭的理由。

　　繁华背后的百年敦煌样本

　　敦煌，是一个充满神秘与未知的圣地，是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库。在经历了外国豪强的骗取与掠夺，在经历了国人的无知与扼杀，在经历了沙尘侵蚀与自然破坏，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开发与利用，敦煌似乎显得有些疲惫。风沙一年比一年大，窟顶一年比一年薄，壁画变色、起甲甚至脱落——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正面临消失的厄运。而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匮乏，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也陷入困境。

　　令人揪心的历史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三清宫道士王圆箓依旧早起，他和帮手们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一个藏匿近千年的洞穴(藏经洞)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他开启的是一个怎么样的门户。

　　面对这些精美的经卷，王道士并不知道拿它们做些什么。于是，他挑选其中的一些，送给了当地的官员。然而，这些经书并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人意识到经书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西方，近乎疯狂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地向敦煌进发。为了事业，他终身未娶，甚至在考察中被冻掉脚趾也无怨无悔。1907年春，斯坦因终于到达他梦寐以求的敦煌。显然，他是有备而来，身边不仅跟着一个学识渊博、精通人情世故的中国师爷，而且还带领着一个大驼队，背着许多大空木箱。57岁的王道士，似乎也在等待斯坦因的到来。7年来，藏经洞里的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其代为看管，而酬劳却分文没有。

　　3个月后，觊觎藏经洞经卷古物的斯坦因，以捐一笔钱给庙里的方式，得到了24个装满写本以及5个装满了画绣品和美术品遗物的大木箱。而此时，敦煌的农民们正在暴动，县衙被焚烧，没有人留意偏僻的莫高窟正在发生着什么。

　　10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来自法国的伯希和探险队。这一年，伯希和29岁。凭借渊博的汉学知识，1908年5月他离开敦煌时，用500两银子换得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7000卷藏经洞文物。离开藏经洞的第二天，是伯希和30岁的生日。无疑，这些古物是他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购得经卷400件；俄国人奥登堡于1914～1915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拿走敦煌文物300件；美国人华尔纳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竟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唐代彩塑一尊……

　　除了被骗走的，剩余经卷的命运也着实让人揪心。尽管清政府决定将剩余的敦煌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这些文物的搬运却是一个更加凶险的苦难之旅。在押送经书进京时，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而抵京后，押运的官员直接把车开到了自己的家中，将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担心被人发现，他们竟将完整的经卷一撕为二。

　　后人总结说，藏经洞的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曾这样感慨。

　　矛盾中发展

　　从1907年斯坦因到藏经洞，到1928年，四十几支来敦煌“掘金”的外国考察队都未空手而归。他们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他们想要的东西。据《敦煌史话》记录，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

　　究竟，敦煌藏经洞内的经卷数量几何，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说法。这是因为，藏品的原有秩序被打乱，如经卷与包裹经卷的帙被无知地分离，另外，为了掩盖减少了的数量而把文物拆分几份以充数、致使其流散的途径头绪杂乱，也是数量模糊的原因之一。不过，从斯坦因所著的《中国探险手记》，仍可略窥一二：“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中的一小部分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可见，敦煌藏经洞的收藏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大，可见一斑。

　　除了价值连城的经卷、画绣品外，侥幸没能被带走的壁画和造像却也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日渐凋零。比如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因为洞窟中的壁画有很多是多层壁画，绘制于不同年代，而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地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张大千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他的愚昧与王圆箓虽有不同，但性质无异。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愤怒之至，“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做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几乎是被赶走的。只是，为时已晚。

　　直到1948年后，敦煌的保护管理才开始走向规范。然而，历经磨难的莫高窟，早已残破不堪。新中国成立后，莫高窟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1956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对莫高窟南区进行了加固。敦煌的保护，由留守式的看护性保护，进入了抢救性加固保护的阶段。

　　1979年，莫高窟正式对外开放，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尽管它的价值和地位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可，然而，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莫高窟的命运仍旧多舛。在导致壁画毁坏的诸多因素中，风沙是其长久保存的最大威胁之一。敦煌文物保护所所长苏伯民说，沙尘暴造成的积沙、风蚀、粉尘等极易引起壁画脱落、彩塑受损、崖体坍塌等病害。

　　每到风沙肆虐之际，翻飞的粉尘就会随气流涌入石窟。如果用专业仪器观察，会发现其中80%以上是0.05～0.005mm大小的棱角状、次棱角状的坚硬石英、长石。这些微小颗粒既能对壁画、塑像打磨，又能侵入壁画和塑像颜料的空隙。研究显示，莫高窟的年降尘量可达365.4吨/平方公里。不断沉积的粉尘，会逐渐向外挤压壁画的颜料层或白粉层，使之脱落。这是莫高窟壁画残破不堪的自然原因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保护人员对莫高窟进行了崖体加固，后来又为洞窟安装了门窗和防沙网，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挡住风沙袭来时无处不在的粉尘。

　　与此同时，这座以精美壁画和彩塑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宝库”，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每年7、8、9月是莫高窟旅游的旺季，日接待量在3000人次以上。2009年，莫高窟的游客接待量是39万人左右。前几年，参观人数曾一度达到50多万人。最多的一天，游客量达到6800人次。预计未来5～10年内，到敦煌莫高窟旅游的人数还会大量增加，每年将达到50万人次。

　　“对莫高窟来说，虽然人为破坏已不复存在，但日益增多的游客进入洞窟，对壁画的保护构成了威胁。”敦煌研究院第三代传人樊锦诗表示出了担忧。

　　研究发现，每40个游客参观半小时，洞内的二氧化碳值就会升高7.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温度升高4℃。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会直接危及脆弱的壁画和彩塑，加速已有病害的发展。专家们称，莫高窟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

　　敦煌的反思

　　尽管相关单位想到了不少解决方法，包括提高票价，限制人数，不过，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游客，怎么可能因为160元的票价抱憾而回呢？

　　2007年7月，莫高窟启动了网上预约参观。“我们至少在一天前就可以大致知道有多少人要来参观，可以合理安排参观时间和讲解人员。”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任李萍说。不过，这也不是根除病症的药方，游客参观造成的本质问题，并不是预约可以解决的。

　　为了解决旅游参观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相关管理部门和专家可谓煞费苦心。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早在2007年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方案。按照这个设想，敦煌的精美文物将以数字影像的方式被记录下来。而游客无需进入洞窟，就能在敦煌的数字影院中，通过计算机虚拟漫游技术，全方位、立体化地清晰欣赏到洞窟场景和局部细节，同时还能全面了解敦煌文化的历史背景，从而大大压缩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

　　“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并不是取消传统的洞窟内参观。”樊锦诗说，游客在全面了解莫高窟的自然、历史背景和洞窟实景之后，再到洞窟内实地参观，会有更好的参观效果，并不是“关起门来搞保护”。

　　工程实施后，可使游客在洞窟现场的滞留时间减少一半，大大降低对文物本体的干扰；莫高窟洞窟的合理动态承载量是每天2900人次，工程实施后，可使每天的参观接待能力达到5000～6000人次；随着参观方式转变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游客在莫高窟景区的参观时间，可从现在的平均2小时，延长到平均3小时。文博专家指出，这对同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樊锦诗等人的努力下，2008年12月29日，包括“数字敦煌”在内的总投资2.61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开工。这是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涉及敦煌保护利用设施、崖体加固及栈道、风沙防护、安防等，整个工程将于2011年完工。

　　尽管这项保护工程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立项，中央预算内投资1.8亿多元，不过，其余的资金要由甘肃省来筹措。这对于并不发达的甘肃省来说，剩余的钱并不是个小数目。据樊锦诗透露，往年，甘肃省政府拨给敦煌研究院用于文物研究和保护的资金只有几百万元，到今年才增加到1000万元。

　　毫无疑问，资金是牵制敦煌的根本问题之一。

　　此外，人才缺乏也是目前莫高窟保护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确实，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在日本已经发展成了一门科学；在欧美国家，文物保护也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科学。但在我国的很多大学，这一专业设置几近空白。

　　守望敦煌

　　1989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走到了一起。至今，他们的合作已经持续了20年。“莫高窟的保护不仅仅是加固、维修，它涉及文物本体、赋存环境等方方面面，很复杂，国际前沿的保护理念和先进技术，都要不断学习和吸收，”樊锦诗说。

　　在最初合作的8年间，双方先后开展了环境监测，壁画、彩塑的颜色监测，莫高窟窟顶流沙治理研究，石窟崖壁裂隙位移的观测研究，薄顶洞窟的加固方法及其材料的研究等一系列研究。1997~2003年，双方又以莫高窟第85窟为范例，开展了莫高窟壁画保护研究，并最终解决了长期困扰莫高窟85窟空鼓、酥碱病害壁画的修复问题。在樊锦诗看来，莫高窟85窟的壁画保护修复，开创了中国壁画保护科学化、规范化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003年至今，双方又通过科学手段，掌握了莫高窟日接待游客参观承载量，为莫高窟有效解决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提供了科学数据。

　　除了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直接合作外，近些年，敦煌研究院还与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等开展合作。“保护过去，就是开创未来，这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事业，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值得我们继续努力。”对于未来的合作，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首席项目专家内维尔·阿根纽充满了信心。

　　不仅是国外的科研机构，2010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共建敦煌石窟壁画数字资源库和文化遗产数字保护技术联合实验室等方面开展合作。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筹资2000万元，先期启动敦煌石窟60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包括可用平面和立体展示敦煌石窟壁画艺术的数据库和学术文字等；同时，依托双方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兰州大学等联合组建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浙江大学共建“浙江大学—敦煌研究院文化遗产数字保护技术联合实验室”，由双方科研人员组成科研团队联合攻关。

　　在民间，敦煌研究院发起的“守护敦煌全国大型募捐活动”已经通过网络、银行、邮局接受企业、公众捐款，赠款全部用于敦煌石窟的修复和保护。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杨秀清介绍，希望通过“守护敦煌全国大型募捐活动”这种民间组织的方式，用募捐资金对莫高窟进行保护。届时，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将挑选出二十多个最重要、当前最需要保护的洞窟进行保护，募捐人还可以在募捐时就指定对某一洞窟进行保护。

　　在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敦煌学研究范围已经从人文社科的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而敦煌的拥趸者也从专业人士扩展到了民间，他们如朝圣般仰望敦煌、向往敦煌、守望敦煌……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敦煌石窟可以不再流泪。

　　感知敦煌

　　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那里有堪称世界石窟壁画艺术宝库的敦煌莫高窟，那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鸣沙山、月牙泉的奇异组合，给神秘沉重的丝路古道增添了一丝轻松惬意。

　　电影《敦煌》

　　由中日合拍的电影《敦煌》在1988年上映。这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将镜头对准了文化与文明。电影根据日本历史小说家井上靖的作品改编，用历史传奇的形式讲述了敦煌的兴衰史。该片规模庞大，剧组在西域的千里黄沙中纵横跋涉，尽量做到了实景拍摄，情境逼真；片中货贸商贾，市集辐辏的人物活动场景，设计搭建得极为工细，力求逼真还原那个特定时代与地域的风貌。这种努力也换来了影片中原汁原味的古装韵调。

　　《敦煌》的故事跌宕曲折，据说其灵感只来自于莫高窟藏经洞一卷般若心经后补记的短文：“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所谓甘州小娘子，自然是井上靖书中的回鹘公主的原型。全片记述了一个科举不第的落拓书生在西域乱世中漂泊，经历了文明的湮没，经历了人生的变幻不定，最后城池楼阁、爱人友人都埋葬在了这片变幻的天空下，化作了历史记忆中的遗尘。饱含的“人生无常，世事变幻”佛教的义理的厚重感是该影片的震撼人心之处。

　　舞台剧《大梦敦煌》

　　它被称为“可移动的敦煌”，创演10年来，这部戏已经演出800余场，向国内外逾百万观众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到之处都激起了关注敦煌文化的热潮。今年夏天，该剧还曾在上海世博会进行演出。随后，又辗转到苏州、南京、徐州、无锡等地演出。在苏州，两场演出座无虚席，幕间掌声热烈，终场喝彩不断。一位前不久从敦煌旅游回来的观众说，《大梦敦煌》在舞台上呈现的景象就是敦煌艺术的浓缩和提纯。在无锡，有位观众则在《大梦敦煌》演出结束后总结了3个“少见”：全场爆满，少见；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离开，少见；谢幕那么长时间，观众不愿意离开，少见。

　　舞台剧《敦煌》

　　由大型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执导，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担任编剧，台湾著名舞蹈家樊洁兮担任舞蹈总监的舞台剧《敦煌》2007年8月在北京首演。该剧以佛文化、敦煌文化为大背景，以清晨、中午、晚上等时间点为结构转折，通过斯坦因、王道士两个主要人物穿越南北朝、唐、宋等各个时代遭遇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勾勒出敦煌2100年的变迁，同时也展现了敦煌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案例带给今天社会的启示。

　　纪录片《敦煌》

　　2010年春节期间，一部历时五年拍摄，旨在记录敦煌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深入揭示敦煌两千多年来文化内涵的十集历史纪录片《敦煌》播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少观众在看完最后一集时，甚至发出了“没看《敦煌》，这年算是白过了”的感慨。十集内容，按照发现敦煌、敦煌绘画雕塑等专门研究，到最后的敦煌研究院历史这三个大的群落组织。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选择把摄像机对准敦煌和在这块土地上曾生活过的人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全面记录敦煌地区2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散落其中的故事；全方位展现100年来敦煌学的学者对这个沙漠宝库孜孜不倦的探索成果。以此纪录片为脚本所出版的图书《敦煌》也颇受好评。

　　图书《人类的敦煌》

　　这本多次再版的与敦煌有关的图书的作者是集作家、画家、文化学者为一身的冯骥才先生。他站在人类文化发展史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制高点上，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对敦煌文化和敦煌艺术进行了全景式的、别开生面的史诗性解说。该书是一部有关敦煌文化的文学讲解读本，具体包括了：羽人与天人共舞、海浪与流沙的对话、永远的敦煌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热爱文化和敦煌艺术的读者，这无疑是一次文化审美和视角阅读的盛宴。

　　图书《绝版中国：永远的敦煌》

　　进入20世纪，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大发现，敦煌石窟艺术及文物价值获得高度的认可和重视，敦煌遗书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重点研究，敦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来客，敦煌又在古丝绸之路崛起。如今，敦煌是人类的敦煌，文化的敦煌，艺术的敦煌，神奇的敦煌。这本《永远的敦煌》正是通过对敦煌历史文化、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地方特产、旅游发展的介绍，为广大中外游客提供一个了解敦煌的窗口，使大家更多地了解敦煌，关注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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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敦煌有关的那些人

　　王圆箓

　　当他与帮手们辛辛苦苦地清除着洞窟中的积沙时并没有想到，一个藏匿近千年的洞穴(藏经洞)会出现在他们眼前。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从此，世界知道了一个湮没了将近千年的地名：敦煌莫高窟。学术界多了一门许多人赖以为生的学问：敦煌学。

　　斯坦因

　　他是位近乎疯狂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他的学者身份及对雇工的慷慨报酬赢得了敦煌民众和县令汪宗瀚的赞誉；他的助手蒋师爷尽心地为如何对付藏经洞的看管人王圆箓出谋划策，并最终取得了成功。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带着他的“战果”离开了敦煌。当成箱的经卷和画卷被堆放在英国博物馆时，英国为之震动，欧洲为之震动，世界为之震动。斯坦因也因此得到了他渴望的一切。

　　蒋孝琬

　　这位湖南人被称为“蒋师爷”。 他以助手、汉语教师的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据说，斯坦因对蒋孝琬尊敬有加。事实上，在这次考察过程中，蒋孝琬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斯坦因不懂中文，处理庶务、疏通关系等工作几乎都由他来负责。

　　伯希和

　　他是位法国东方学家，精通汉语。1907年10月，伯希和与他的探险团到达乌鲁木齐。他从一位故人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同时还从其手中看到一卷出自那里的《金刚经》写本。大喜过望的伯希和当即决定直奔敦煌。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抵达敦煌千佛洞。他和探险团成员一道对所有洞窟进行了编号、测量、拍摄和抄录，他们要把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题记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当然，最让伯希和念念不忘的还是藏经洞中的文物。伯希和用了整整3个星期的时间翻阅了所有写卷。他每天拆开近1000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100捆的纪录。挑选完毕，伯希和在极秘密的情况下与王圆箓谈判。结果，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伯希和仅以500两银子的代价，便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囊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