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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龚鹏程

　　20世纪70年代，我参与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后来自己操办了两所大学，校长当了十几年，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惨痛经验和教训，今天再来回顾这样的历程，未免百感交集。

　　台湾教育从受称道到非改不可

　　1895～1945年，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当时台湾的现代教育体制是移植于日本。但实际上，台湾本地人几乎很少能够上高中，读高中后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幸而能读的，读的也是工程、渔业，或者是少量的医科，人文社会学科是绝对没有的，所有想学人文的台湾青年只能到日本去或者想办法出国留学。这就限制了台湾高级人才的发展。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教育基础。必须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慢慢地重新建立台湾的教育体系。1950～1970年代这二三十年间，台湾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备。1968年以后，台湾开始实施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一般评价台湾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还不错，可以说就是教育提供了相当好的、非常平均、有素质的人力资源，所以当时的台湾教育比较受称道。

　　但是，1980年代以后，这个本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却备受质疑。在批评和争议中慢慢开始酝酿改革。到199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运动，称为教育改革。当时曾经有过一次社会调查，问青年：你觉得我们社会哪些问题最紧迫？大家觉得最严重、排名第一的是教育。可见当时整个社会觉得，台湾教育是非改不可了！

　　为什么原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到了90年代就非改不可呢？因为，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对专门人才的训练促进了经济。但是正因为这样，教育是被规划的，该有多少学校、该设哪些科系，乃是根据经济计划来考虑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系的社会，却有着一个计划经济式的教育体制，你说协调不协调？教育变成了工具，大家当然会有很大的意见，人们常说台湾其实没有几十所大学，只有一所大学，就叫“教育部大学”。大学其实应该根据学校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提供不同的管理体系，但这些，当时是没有的。

　　此外，大学还有一个非改不可的原因：整个校园里，无论是执教者还是受教者，都不快乐，非常苦闷。因为入学很困难，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入学压力非常大，当时台湾考生都要参加恶性补习。其次是入学后，学生都是带着功利目的而来，每个人想通过教育使自己“富国强兵”，将来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可是，这么读书，学生读起来会有乐趣吗？毕业以后事实上也缺乏价值感，因为读这个专业只是为了钱，所以完全不快乐。再者，整个大学类似工厂，学生类似工厂里的工人，老师类似工厂里的技师，教你娴熟工种的知识，通过测验以后送入社会。这样的大学还不该改革吗？

　　台湾教改的脉络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呢？当时的教育改革有几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是与台湾当时政治民主化之政治改革同步的。政治若想改革，必然先要在思想上解放，所以校园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没有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政治民主，故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前身就是校园的改变。

　　第二个脉络，是对大学本身的性质重新来做检讨。当时的教育由于要配合经济发展，以致教育功利化、工具化，所以大学里学术气氛并不浓，教授们也很少写论文。如要改革，是不是应该由教授知识的创新、研究来带动教学呢？诸如此类的讨论很多，有的是想建立大学的学术导向，有的要推行通识教育，以改造大学功利性的知识倾向。这些都是对大学性质的调整。

　　第三个部分，是大学内部的整体结构重组。原来大学的行政体系，校长是官派的，底下的下属都像做官一样。所以就有许多人提出大学校长要有遴选制度，要有任期制；大学内部各级的人员由学校自选；关于学生的权利义务、老师的权利义务等也该重新拟定。这是大学校园内部重整的问题。当然也跟政治退出校园有关。

　　最后，新教育的模式被提了出来。新教育的模式，是要打破现状的。通识教育就有这样的意向，所谓通识教育，目的并不是在大学里增加一点东西，而是要颠覆现有的专业教育体制。但是大学里很难做到这一点。台湾当时是从小学做起，有强调人本教育的森林小学、毛毛虫小学等等。森林小学，在山里面办。学生不参加义务教育式的教学，是家长和老师合作办一种新模式的学校。

　　各种方向不断在尝试，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就汇聚成一个大的气候，几百个社团集体上街游行，逼使“行政院”成立了教改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由李远哲主导，提了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报告，主要的关键词叫做“松绑”，就是让学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命，结构上有若干自由。

　　以此进行的改革，相关的内容非常多，前后大概有上百项。大原则是松绑，通过松绑也开放了私人办学。这里要补充一点，台湾私立大学很多是1949年前大陆大学在台湾设的分校，后来就暂停申办学校。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重新开放私人办学。松绑之余的另一个重点，是人本教育。我们过去的教育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职业为本，假如以人为本的话，就要发展全人教育、通识教育，或者是终身教育。

　　以上是台湾在教育改革上大体的方向。

　　教改的失败

　　可是，当时提的热热闹闹的教改，后来大家却基本把它当个笑话，或者说是悲剧。社会大体上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呢？原因非常复杂。

　　整个教育改革不是说几句我们要以人为本、要松绑的话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松绑，私人可以办学，但是松绑是有过程的。就像我原来办的学校，申请的时候，只同意开放办工学院，所以我只能申请办南华工学院。后来开放商管学院了，才又去改为管理学院。又后来，才再开放人文和社会学院。开放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人文放在最后面，整个教育改革那么庞大，绝不是说提升了理念马上就可以改变的。

　　松绑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国民党还没松手呢，民进党却又插了手进来，结果是政治化愈趋严重，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减反增。学校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各政党都在学校里各自选取支点，在里面运作。做学者很困难，学者几乎都被贴上了标签，你是绿的我是蓝的，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话，选择发言角度，以利于他言论的传销。官方教改领导人李远哲的政治立场及作为，更是备受质疑。变成这样以后，愈发显得所谓的教改非常荒谬。

　　而且行政力量继续在做经费的介入和绩效管理。三天两头要评鉴，大学要评鉴、设施要评鉴、老师要评鉴，用这些来进行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经费介入更是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些种种都造成教改困难重重。

　　还有就是整个高校的规模扩张。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广设高中大学。希望增加学生的就学机会、降低学生压力。结果是大学的数量激增到一两百家，也鼓励大学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地方政治人物竞选，想发展地方经济也往往主张增设大学，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大学内部组织庞大，数量又多，当然就会考虑经济上的运作，因而越来越强调要引进企业管理经营模式。过去我们若批评大学是学店，是骂人的话，现在的大学却是公然做学店，且以做学店为傲。有些学校还强调老师就像店员，学生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你要好好伺候这些学生，否则学生不来读了，老师就没有薪水。弄得教师毫无尊严，士气大受打击，人人意兴阑珊。

　　其他原因还很多，不再赘述。总之，台湾的教改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李远哲先生等人提出的改革多半属于体制、权力分配、技术性的问题，对教育的精神内涵却讨论很少。正因为没有内涵的讨论和导引的方向，缺乏价值目标，所以教改没有未来。

　　当时基本上又只是处理眼前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未来。比如“广设高中大学”就是典型例子。当初为了解决学生入学困难，结果是现在大学却设得太多。大学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个学校准备招生1000人，结果只招到30个人，像这样的学校不是一所，而是很多。学生5科0分，也有学校可以读的。这样的学生到大学来，大学还不敢当掉他，已经不够人了，再当掉学生，学校就要关门了。所以，目前的困难都是因为当时没有长远的视野。

　　而且改革的过程变成了资源和权力重组的内部争夺。表面看起来是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校园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过去更激烈。“教育部”每年谈的是5年500亿要分给哪些学校，学校抢来抢去。大家讲的好听，大学多元化，要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型大学，但是谁也不愿意做社区型大学，都想做研究型大学，因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分得到钱。所谓教授治校，教授在学校里天天不做学问了，拿着大学法规在学校里大斗法，天天开会，忙得不得了。大学的世俗化又比过去更甚，大学没有办法给社会提供价值性的发展方向，反而流行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学者想着做官，大学生则崇拜流行偶像远甚于学院里重要的学术型学者。企业管理的精神又贯穿在大学制度里，整个学校都世俗化了，对现实世界价值不但没有批评，基本上是顺从的、艳羡的。

　　体制也没有改变。虽然大讲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上谈得很多，但仍然是专业化的体制、功利化的导向，仍然要深深嵌入市场化的机制里面去。我们的教学活动，又仍然是机械化的从记忆到考试，再到遗忘。考试完了，学生也就忘了。毕业拿到文凭以后，更是连教科书都丢了，老师是谁也不记得了。

　　所以，整个台湾的教育改革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是失败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评价，而是台湾社会的公论。内地人看台湾，可能会觉得政治上乌烟瘴气是个问题。但是在台湾，社会上常觉得我们最大的失败其实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失败使得台湾生命力斫伤了许多。

　　提供这样惨痛的经验和教训，给各位做参考，相信对大陆也会有不少借鉴作用。

　　(作者为台湾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今年5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本人审定，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