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68岁的陈祖德离世了，不算高寿，但他的一生却波澜壮阔。从最初的围棋天才少年到后来的中国围棋事业的领头人，陈祖德之所以被铭记，不仅因他的棋艺，还因为他的与病魔斗争的顽强精神契合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陈祖德和日本九段棋手杉内雅男在中日围棋交流赛中比赛的情形。比赛共进行了9个多小时，陈祖德胜对方1/2子（摄于1963年）

　　病魔

　　叶咏梅告诉本刊记者，9月15日，她在协和医院一间略显局促的病房里见到陈祖德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在她脑海里，对陈祖德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叶咏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小说连播》的编导，陈祖德刚刚战胜了一场癌症，他在病中写的自传《超越自我》在电台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还经常被邀请到电台接受采访。“那时正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可眼前的陈祖德，却消瘦、苍白，几近脱相。病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张棋盘和两罐黑白棋子，棋盘上是他正在整理的古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离开围棋。

　　陈祖德的助手程天祥告诉本刊记者，陈祖德是那种愿意为事业拼命的性格。2003年从中国棋院院长位子上退下来后，并没有远离围棋。当时正是中国围棋成绩低落的时候，接替他任中国棋院院长的王汝南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刚上任的时候民众对围棋队的成绩不满，社会上骂声一片，直到2005年常昊夺了应氏杯的冠军，围棋的社会环境才宽松起来。新冠军不断涌现，围棋越来越热，陈祖德的旗帜效应，使他频繁奔波在各种围棋活动现场，哪怕是偏远的小城围棋赛也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还担任了广西华蓝围棋队的总教练，每两周就得飞一次南宁。程天祥记忆里，那几年陈祖德的身体一直处于高负荷运转。“2010年冬天他告诉我们，终于可以借着过年歇一下了，没想到一去检查就查出了癌症。”

　　虽然1980年从胃癌和黄疸型肝炎中恢复过来，但陈祖德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他1.77米的个头，从上世纪70年代的照片上还能看得出健壮的身形，180多斤，是当时围棋界的“掰手腕大力士”。但病后切了三分之二的胃，仿佛变了个人似的，一直清瘦着。

　　1990年1月20日，“华远杯”三棋全能超级大赛拉开战幕，陈祖德久病之后复出参赛

　　2010年冬查出的是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胰腺癌，没人知道他忍耐了多少钻心的疼痛。查出癌症后，断断续续的住院和化疗就占据了他的日常生活，他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总是一个人乘地铁去化疗取药，有时还得坐黑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身上插了十几根管子，一共做了七次大手术，协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告诉叶咏梅，陈祖德是他们见过的“最能扛的人，铁人”。

　　或许只有陈祖德心里清楚这病的厉害，他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胰腺癌而去，走的时候也不过60岁左右。查出癌症的时候，他的古谱整理工作刚开了个头。以前陈祖德曾根据乾隆四年大国手施襄夏、范西屏的对局整理成一本《当湖十局详解》，在围棋界风靡一时。康乾时期，是中国古代围棋发展的巅峰，涌现出一大批高手，但现代围棋更讲究对弈的输赢，棋手们忙于比赛，研究的棋谱大多是更讲求实用的韩国派，虽然中国的成绩不错，可整体的围棋文化是在走下坡路。陈祖德一直有这个心愿，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古代国手们的精彩对局，既记录历史，又能古为今用。

　　中信出版社的编辑肖新明告诉本刊记者，双方的合作自2010年8月开始。虽然没几个月陈祖德就被查出患病，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浩繁的工程。按照他的计划，《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一共要出20册，后来缩减为14册，每册介绍10局棋，总共整理了1.1万张棋谱。陈祖德找了两个助手，最初一周讲两盘棋，今年10月初病情加重后，他特意向出版社提出要加快进度，每天都要讲棋，医生和护士劝也劝不住。9月15日叶咏梅去探视的时候，故意给他打气：“你要有精神把古谱弄完，你觉得能弄完吗？”他淡淡地回答：“跟时间赛跑。”但这次他最终没有跑过病魔。10月28日，程天祥记得很清楚，是个星期天，他跟另一个助手黎剑去医院，听陈祖德讲完了古谱大系的最后一盘棋。最后一天在弥留之际，陈祖德想的还是棋，他先是自己念叨着“白20手有问题”，又让妻子叫来昔日的同事刘小光九段，嘱咐他帮忙校对最后的书稿。

　　去世的当晚，围棋界100多人守候在协和医院，有人感慨，他坚持到把最后一盘棋讲完再走，似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王汝南感慨，陈祖德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围棋国手，当年的成名是因为实现了对日比赛“零的突破”，但他的精神却因为战胜病魔而远远超出了围棋这项运动。

　　围棋少年

　　陈祖德走上围棋这条路，天赋自然不可缺少，但多少还是因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所造就。他1944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陈济成是中国首倡幼儿教育的教育家，父亲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上海一所中学做校长。虽然陈父接受的是西洋教育，但他却偏爱向孩子们传授中国传统文化，围棋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的陈祖德就经常跟父亲下棋，但没过多久，父亲的棋艺就不足以教他了。在父亲一位同事的引荐下，他结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国手顾水如。

　　7岁，陈祖德在襄阳公园跟顾水如下了第一盘棋，棋还没下完，顾水如就答应收他为徒。这意味着什么呢？顾水如曾在段祺瑞的资助下去日本专门学棋，在北京时也曾指导过后来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吴清源。陈祖德9岁时，在顾先生让5子的情况下，陈祖德赢了棋，顾先生把棋谱寄给在日本的吴清源，日本围棋界在分析后得出结论：“九龄少年有此奇迹，无疑是吴清源第二。”

　　2008年11月23日，无锡棋迷与众名人展开“车轮大战”。图为陈祖德和无锡小棋迷“过招”

　　年少成名。早在陈祖德10岁的时候，就由顾水如带着去跟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下棋了。顾水如当年常跟段祺瑞下棋，段的性格暴躁，输了棋就会大发脾气，因此跟他下棋的人一般都小心翼翼地暗中让棋。有此经历，顾先生当然为陈祖德捏了一把汗，这盘棋虽然最后陈毅获胜，但胜得很是惊险，小小年纪的陈祖德一点也没有让棋的意思。他的这种好胜心，不管后来经历了多少波折都一直未变。陈祖德一位同事回忆，很多喜爱围棋的领导喜欢找国手们下棋，大家都选择礼让对方，下一盘不温不火的“交际棋”，但陈祖德不是，只要他往棋盘前一坐，就不会手下留情。

　　当时正是解放初期，被称为“天才少年”的陈祖德横空出世，给一派老气横秋的围棋界带来一丝新气象。战乱年代，围棋只在民间作为一种散漫的娱乐形式而存在，王汝南向本刊记者介绍，当时的高手一般以棋为生，通过下指导棋或赌彩赚点养家钱，后来段祺瑞支持围棋，就给一些人在国民政府里挂了些名头领空饷，并没有职业棋手。当时有“南刘北顾”一说，后来变成“南刘北过”，指生于1897年的刘棣怀、生于1892年的顾水如和生于1907年的过惕生，所以，到陈祖德出道的时候，与这个十几岁少年对弈的，却是一帮成名于民国年间的五六十岁的老者。

　　解放后，北京的李济深和上海的陈毅都大力推广围棋运动，才开始有了政府拨款，围棋被列入体育运动范畴，归体委管理，1957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比赛，当年的冠军就是50岁的过惕生。王汝南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在陈祖德和过惕生之间，还有一批三四十岁的围棋手，却因为没有顶尖高手出现，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宣传。

　　陈祖德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交替的大背景中走上围棋道路的，后来他在围棋界迅速树立自己的地位，也是得益于当时中日之间的风云变幻。1959年他在上海体育宫参加了集训，算是告别了学校，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当时，陈毅已经从上海调往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上世纪60年代，日本迎来了战后的高速崛起，中日间的交往活跃起来，但大多限于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方面，政治上却受制于各自的国内形势难有突破。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尽早实现邦交正常化，陈毅外长选择自己喜好的围棋作为突破口。后人常说1971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却很少提及在此之前中日之间热闹的“围棋外交”。

比陈祖德小两岁的王汝南1960年也开始在安徽参加集训，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围棋的处境：围棋源自中国，但在日本经过400多年发展，水平反而超过了中国一大截，已经成了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雅运动，尤其在上层社会中广受欢迎。以此打开中日交往的僵局，无论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还是中国人心里的抗日情结，都能得到平衡。但是，下棋毕竟还是比赛，比赛就有输赢，以当时刚刚结束战争不过十几年的中国和日本而言，这围棋的输赢又多了一层民族较量的意义。

　　只是，这时的中日围棋水平差距何其之大。1960年，在陈毅亲自推动下，日本派出一个高规格的围棋代表团访华，团长濑越宪作就是吴清源的师傅。日本代表团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顶尖的棋手一共赛了35局，结果是32胜1和2负，16岁的陈祖德第一次真正见识了日本围棋的厉害。虽然他在当年下半年的全国比赛中，第一次打败了“南刘北过”，但这并不能让他满足。此后几年，中日之间的围棋交往如火如荼，几乎每年都会相互派出代表团，但都是中国败多胜少。在陈祖德所作的《超越自我》一书里，很多次详尽地描述一幕相似的场景——由于日本棋手水平高出太多，趁着中国棋手冥思苦想之际，他们经常优哉地散散步或品尝一下糖果，看似漫不经心地就能赢下比赛，这对中国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刺激。甚至1961年，一位50多岁的日本五段老太太，就杀得中国棋手片甲不留，报纸上甚至打出了“国耻”一词。

　　就是在这样的暗流涌动中，陈祖德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1963年，日本代表团访华，陈祖德五战五胜，尤其是耗时10个多小时，战胜了当时的代表团团长杉内雅男九段，一时轰动全国。这场比赛在今天的业内人士看来，单纯从棋艺上并无惊艳之处，毕竟是在授先的情况下赢了一目，但放到当时中日对抗的气氛中，却是一颗十足的重磅炸弹，因为实现了“零的突破”——终于有中国棋手打败了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日本九段。

　　陈祖德由此一战成名，虽然此后两年，又陆续有中国棋手战胜过日本九段，但竞技体育需要像陈祖德这样的传奇明星。因为围棋，他与陈毅、李立三等领导人的交往便一时传为佳话，在那个体育与民族情感结合得无比紧密的年代里，陈祖德成了新中国围棋界的一面旗帜。不过，真正让他的名气超越围棋和体育的，还是后来的一场大病。

　　激情年代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陈祖德经历了一连串的大喜大悲。他接连取得了几个全国冠军，但围棋运动却因“文革”中“四人帮”的压制而陷入停滞；他鼓起勇气用浓烈的情书追求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恋人，却失去了把自己带上围棋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老师——父亲；他虽然成为中国围棋的领头人，但却时刻面临着新一代棋手的追赶和超越。

　　1975年，陈祖德迎来了又一次转折，他后来在书中将这一年称为“聂卫平黄金时代的开始”。聂卫平比陈祖德小8岁，“文革”中陈祖德被发配到北京郊区一家工厂劳动的时候，聂卫平还经常去向他讨教。就是在这一年的第三届全运会上，陈祖德输给了聂卫平，他在《超越自我》里如此描述：“一局关键的棋输了，这局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输得如此窝囊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以陈祖德的好胜心，可想而知他输棋之后的苦闷。当时的妻子郑敏之已经是乒乓球世界冠军，陈祖德的沉闷和压抑她还记忆犹新。她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常常一个人陷入沉思，关在屋子里几个小时不动不说话，走路吃饭甚至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棋谱。”竞技体育，赢是每个人的目标，但在乒乓球赛场上见惯了太多风雨的郑敏之清楚，很多时候比赛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技术，更有心态。眼瞅着陈祖德的心理包袱越来越重，她很想开导他，但有时又觉得无力，毕竟她不懂围棋。而当时的中国围棋，31岁的陈祖德已经成为领头人，在竞技领域仍属刚刚起步，不像乒乓球项目那样，已经有着成熟的教练队伍，可以帮助运动员完成心理的超越。能否完成超越，陈祖德只能靠自己。

　　相比这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陈祖德最喜爱的小说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一块牛排》，主人公汤姆·金是一位开始走下坡路的拳击手，后来他穷困潦倒，甚至连一块牛排都买不起，最终倒下了。陈祖德由此担心自己也会成为汤姆·金，在一天天变老中倒下。越是恐惧输，就越想赢。

　　自从1975年全运会上输给聂卫平后，在几年间的两人交手中，陈祖德负多胜少。“这一次次的比赛老是小聂第一，我第二，对我刺激很大。”陈祖德在自传中回忆道。1980年，全国围棋比赛在四川乐山举行，陈祖德铆足了一股劲要重新夺回冠军。可是，在这场马拉松式的鏖战中，虽然他战胜了聂卫平，但却相继输给了更年轻的棋手马晓春和刘小光，最后只得了个第三。

　　这一年，陈祖德36岁了，相比16岁的马晓春和20岁的刘小光，他的体力明显不及，一盘棋下完就累得浑身瘫软，甚至出现了便血，失眠和胃病一直折磨着他。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埋下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在随后成都举行的“新体育杯”比赛中，他倒在了队员宿舍里，被连夜送往医院。检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贲门癌，胃癌的一种。

　　郑敏之说，当时在国家乒乓球队当教练的她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第二天就飞到了成都，当她出现在病房的时候，陈祖德却乐观地宽慰她：“只是命运跟我开了个小玩笑。”这也是陈祖德为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他的乐观和坦然都感染着身边的人。在那个年代，癌症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恐怖之物，虽然郑敏之天天跑去医生那里问，但没人敢告诉她。直到临上回京的飞机前，四川省委的领导才告诉了她实情。回北京后，郑敏之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资源，乃至当时的副总理方毅亲自打电话把郑敏之叫到办公室布置对陈祖德的抢救，负责手术的医生当年为陈毅做过手术。一波三折，手术后回上海疗养的陈祖德，刚下飞机就昏倒了。一检查，结果比癌症更可怕，因为输入了带毒的血清引起急性黄疸型肝炎。郑敏之还记得，当时医院下了重病危，“不排除立即死亡的可能性”。

　　因为黄疸型肝炎有很强的传染性，郑敏之每天都要穿上白大褂戴着大口罩去照顾陈祖德，在瑞金医院住了5个多月后才出院。就是在这次生病期间，陈祖德开始了《超越自我》的写作。他决心向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学习，中江检查出喉癌时医生告诉他只能活一年半，他就用剩下的时间写成一部《一年有半》。

　　陈祖德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500字，雷打不动，如果今天身体恶化完不成，必定要在第二天补齐。就是靠着这样的毅力，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写成了《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先在《当代》杂志上连载，后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导叶咏梅看中，改编成小说连播，由著名话剧演员张家声来演播。小说播了一个月，中午12点半首播，晚上21点半重播，每次半小时，后来又在1988和1991年做了重播。没有人统计过这部广播小说影响了多少人，叶咏梅回忆，当时天天都会收到读者来信——河北大学外文系83级的七位男同学来信：“是陈祖德给我们揭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被书中的人物及其惊人的毅力，超乎寻常的气质、品格所感动。”青岛39中学一位“高三”学生来信：“我是一个高三学生，今年预考没有考上，其痛苦失望不可名状。听了《超越自我》，我被深深地震动了，我太软弱了，经不起一点挫折，人生之路还很长，我应该像陈祖德那样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不断地探索、追求，超越自我。”

　　这样的信，装几麻袋都装不下。80年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呢？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压抑之后，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积聚在人们心里。郑敏之回忆，对于运动员来说，“拿第二名就是输，必须拿冠军，国家荣誉重于一切”。陈祖德的事业心、为国争光的责任感，以及勇斗疾病的顽强和豁达，一下子让他成为当时的全民励志偶像。伴随着当时聂卫平连连获胜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当时围棋热刮遍全国，但陈祖德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围棋。

　　另一面生活

　　从一个围棋天才转变成全民楷模，陈祖德对自己的要求也愈加高了。他觉得自己要挑起振兴中国围棋事业的重担。虽然身体很弱，但每次体委组织义务劳动，他总是积极报名。陈祖德的胃被切去三分之二，只能少食多餐，有时候同在一栋楼里上班的郑敏之就跑去给他送牛奶喝，但陈祖德却不愿意。“大概他的尊严感很强，既然当了干部就应该处处做表率。”郑敏之当年打球的时候人称“敏捷的小燕子”，性格要强，行事利落，现在说起当年仍是一副快人快语的样子。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当年难免会为陈祖德的病而着急落泪，但陈祖德并不认可，他甚至希望她能做“保尔·柯察金式的人”。久而久之，两人的分歧渐增，终在1989年离婚。

　　婚姻变故曾经让很多人对这个印象里无比完美的励志偶像产生幻灭，但在接近陈祖德的人看来，这并没有太大的奇怪：“陈祖德的内心世界很丰富，但他不是那种喜爱交流和释放的人，从不跟我们去卡拉OK，喜欢一个人埋头看书，他最终欣赏的人是拿破仑。他是个心重的人。”

　　棋盘上的陈祖德更像是一个斗士，棋风凶狠，偏爱进攻。陈祖德敢于冒险，“文革”下放期间，他带头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信，呼吁保住围棋。他的好胜心可不仅体现在棋盘上，一次刚吃完晚饭，王汝南捧来一个10斤重的大西瓜，陈祖德开玩笑：这么点个小西瓜哪能请客，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呢。王汝南便说：别吹牛，你一个人能吃掉，我就再去买。结果，陈祖德当真一个人吃掉了那个大西瓜。

　　生活中的陈祖德，最爱有二：书和酒。搬家时候，家里的书装了整整20箱，结果到了新家，还因为没有足够高的书架而感慨了一番。他尤其喜欢雨果和杰克·伦敦的小说，喜欢力量感，一次采访中，陈祖德说：“雨果描写的海上风暴，惊心动魄，杰克·伦敦笔下的阿拉斯加的荒野景色，神秘莫测，我真想也到那些地方去冒冒险，甚至我还幻想能像哥伦布一样，驾驶一艘船去发现一块新大陆呢。”反映到下棋上也是如此，当年陈祖德赢下日本九段，靠的是独特的布局，后来日本人称之为“中国流”布局，但当大家都纷纷模仿这一布局的时候，陈祖德却很少再用了，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陈祖德爱喝酒，而且酒量还不小，八两白酒不成问题。胃部手术后，他有一段时间戒酒，但实在馋得厉害，一次外出打比赛期间，终于忍不住喝了一口，虽是劣质白酒，仍啧啧称叹。

　　上世纪80年代的大病初愈后，陈祖德基本上退出了一线的围棋比赛，从一个棋手转向了管理者，他先是担任了国家体委分管围棋的副司长，后来1992年成立中国棋院后成为首任院长，一干就是12年。以他刚烈的性格进入行政领导岗位，难免有些矛盾冲突，一直给他做副手的王汝南对此深有体会，但他强调：“好在祖德很注意个人修养，不管怎样他坚持下来了，这对于一个竞技类的体育项目，太不容易。”在任期间，陈祖德推动建立了中国棋手的等级分段制度，开展了围棋联赛。王汝南说，今天年轻一代棋手的成绩，也得益于那10年围棋教育打下的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