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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来，女书申遗要走的路还有点长。不过，对关心女书命运的人们来讲，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

　　寻访最后的江永女书传承人

　　世界“最美文字”遭遇传承困局

　　《法制周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文  记者 伏志勇/图

　　24岁的胡欣是江永女书传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长相娇秀、语调温婉的她现在是江永女书的形象大使。胡欣说，女书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学习，“和我一样大的女孩都没有学习女书，因为不能为她们的谋生提供帮助。”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神秘的女性文字，女书正在逐渐走入世人的视野。女书主要起源和流传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所以又被叫做“江永女书”。江永女书作品不仅文学性强，而且具有典型的纪实性特征，成为了中国文学长廊中影响久远的一道独特风景。

　　女书的传人们是开启女书神秘之门的钥匙。在被誉为半个女书自然传人的阳焕宜老人去世后，由江永县有关部门授牌认定的女书传人只剩下7位。作为新时期女性，在没有女书自然传承环境的客观情况下，这些女书传人是怎样学习并记录女书的？女书给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近日，《法制周报》记者深入江永县，寻访这批最后的女书传人，采访自然女书传人的亲人们和女书研究者，试图揭开女书的神秘帷幕，呼吁更多人来关注和保护女书。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女书的传承遭遇到了现实困境，随着女书传人一个个的离世，且流行范围狭小，女书的生存土壤正在流失，面临无人传承的危机。本报推出特别策划“寻访最后的女书传承人”，探讨如何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好女书，破解女书传承困局，希望留住这朵华夏文化圈中的奇葩。

　　义应娟经营着一个农家乐，每当有客人来女书村旅游住宿时，她提供吃住，每天70元。刚开始只收50元，“现在物价高了，稍微涨了点。”

　　义应娟的农家乐实际上是一栋十分简单的普通农舍，楼上4个房间摆了十张床，楼下一间客厅可以让客人休息，靠西边的一个房间被用作展览室兼“饭堂”，客人们平时就在一张圆桌上用餐，四面墙上则张贴着某大学女书研究中心的宣传展览资料。

　　刚开始学习女书时，义应娟没有想到可以利用它发家致富。她的姑娘(方言：丈夫的姐姐)胡美月更没有想到，教人学女书会成为她终生职业，并由此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浦尾村，义应娟和胡美月是绝对的名人，但她俩的名声加起来也不及她们的祖母高银仙响亮。(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几乎所有涉及女书的著作、影像作品中，都有高银仙的名字，离世前，凡是到江永做过女书调查或研究的学者都见过她。

　　《法制周报》记者探索女书传承的历程，就从这家人开始。

　　两代女书传人的不同际遇

　　高银仙是被公认为江永女书自然传人七姐妹中的大姐，于1990年4月8日去世。

　　“我嫁入胡家前就知道奶奶做女书的名声，但我在娘家时对女书并不了解，也没有想过要去学。”4月26日，义应娟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神情中充满对高银仙的敬意。

　　与丈夫胡强志恋爱一年后，义应娟于1990年10月嫁入胡家，成为这座百年老宅传人的新媳妇。结婚前，义应娟已成为胡家的常客，经常看到高银仙在老宅里用棍子写女书，“有时候老人家会吟唱她以前写的作品，特别好听，那个时候就萌发学女书的想法了。”

　　但义应娟没能从高银仙那里得到真传，因为当时老人的身体已经很差，教不了了。

　　义应娟师从于丈夫胡强志的姐姐胡美月。(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多年后，她与胡美月同时被认定为江永县女书传人并获得授牌。目前，在江永县有此荣誉的仅7人。

　　两代女书传人的最大不同是，高银仙是在完全封闭的女书传承环境里，在习俗与生活两种现实境况中自然而然学习成熟的，她的作品都与其生活时代与生活境况有关，属于原生态的女书作品。她的被发现并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推崇，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结果。

　　而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义应娟与胡美月学习并使用女书，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性传承行为，两人甚至还因此获得了人生际遇的巨大变化。

　　面临失去生存土壤的现实

　　高银仙、卢月玉、卢树宜、胡慈珠、高金月、欧阳三三、唐宝珍7人，在少女时代举行隆重的仪式义结金兰，这种友谊维持终生。

　　“她们结交以后以书会友，红事时以女书为姊妹贺喜，白事时以女书为姊妹凭吊。”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主任肖萍告诉记者，在以上江圩镇为中心，包括潇普镇、允山镇、铜山岭农场、黄甲岭乡等乡镇，七姊妹对女书文化影响很大。

　　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的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虽然载体不同，但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

　　然而，一个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并不是所有女书自然传人都像高银仙那样在家族中找到了接班人，绝大多数女书传人的后人已不再对女书感兴趣，“生活在新社会的人没了学习女书的习惯，年轻一代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呆在家里学习女书。”胡美月说，因为学习女书不能成为她们谋生的工具，“再说，现在也没有用女书进行交流的必要了。”

　　有专家指出，江永女书可能是与中国汉字同源的另一种成熟文字，其源头都在于甲骨文，但目前存世的女书原件，最早的也就百年左右。除此之外，很少有典籍对这种神秘的女性文字进行记载。

　　女书的神秘感因此陡增。

　　专家们认为，作为一种非常完善与成熟的文字，在如此狭小的地理范围内坚强地存活至今，其巨大的生命力完全源自其生存土壤。

　　“这里讲的生存土壤，是指女书的存在有其独特的环境与条件。”江永女书传人兼女书研究者周慧娟说，在封建时代，女性受政权、族权、夫权的三重压迫，为表达自己心中的苦闷，她们与结拜姊妹用女书写信，倾诉心声，现在存世的很多作品，都是这类苦情书。与此同时，在上江圩镇等女书传承的主要区域有着特定的风俗习惯，如女子出嫁前的“吵歌堂(通常为15到40天)”、“闹歌堂”、“坐歌堂”以及结婚后的“贺三朝”等，现在都已不存在了，而“结老同”、“结拜姐妹”等习俗也在年轻女性中不再流行。

　　“女书自然传承的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女书正面临着失去生存土壤的现实。”公开出版的《闺中奇迹——中国女书》的“女书濒危报告”一节中，编撰者写出了自己的忧虑，“女书的自然传人相继辞世，女书传承后继乏人，其状况令人担忧。”

　　据统计，上江圩镇近百年来土生土长，又嫁到本地和周边地区的女书传人共有64位，至今已硕果无存。在很多上江圩镇以外曾经流传过女书的地方，女书早已失传，“女书传承岌岌可危！”

　　“水培植物”：关键是营养液

　　本报记者在江永采访期间，脑海中经常会涌现一个奇怪的名词：水培植物。水培植物是一种新型的无土栽培植物，又名营养液培植植物。

　　当女学兴起，女人不再是文盲(无法进入学堂学习汉语是女书自然传人的主要特征，因为不识字，女友之间需要交流产生了女书的现实需要)，而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地位，江永女书的生存土壤实际上早已消亡殆尽。

　　就像原本根植在肥田沃土中的众多植物一样，移去了她生存的基础条件，那滴翠含珠的植物将迎来枯萎，而营养液是其延续生命的新途径。

　　中国女书的现实发展，也许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水培植物的延展。

　　据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主任肖萍介绍，为了把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保护并传承下去，国家、省、市、县都给予了高度重视，现已作为旅游景点开放的江永县女书园，在建设过程中，获得了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大学以及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相关单位与组织的积极支持。

　　女书园内有一个与普通教室同等大小的教学场所，称为女书学堂，胡美月是这里的教师。 学员除了当地的部分妇女外，也有感兴趣的游人在这学习基础常识。“我们编印了一本乡土教材在中小学普及，里面也有涉及女书的内容，但主要是介绍性内容。”

　　肖萍表示，对于热爱女书并达到一定熟练程度的女书传承者，经有关部门考核评定，将颁发女书传人的证书，并每月发放100元津贴。“迄今为止共评过两批，2003年评了5位，分别是阳焕宜、何新华、何艳新、胡美月、义应娟，阳焕宜现已过世；2010年，周慧娟、胡丽娟、胡欣3人作为第二批授牌的女书传承人，得到认可。”

　　由此可见，在失去原有生存土壤之后的生命延续，营养液是关键。中国女书的未来命运或亦如此。

　　尚在旅程的申遗之路

　　与关注女书传承的同时，还有对女书文化的保护。其中，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早在2004年，江永县就启动了为“永明女书(注册商标，江永县原名永明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至今仍在努力不懈。

　　记者注意到，2004年4、5月间，先后有季羡林、周有光、李学勤、谭琳、董事昆等学界泰斗、知名学者为“永明女书”申遗出具了推荐书。

　　季羡林在推荐书中写道，“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所要求的各项条件。”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周有光表示，女书是正在消亡中的独特文化遗产，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所要求的各项条件。

　　先后在江永、北京等地组织的多次女书学术研讨会，也将女书申遗当作重要议题进行讨论。

　　“申遗工作由江永县提供文本，湖南省文化厅将之作为唯一的项目报到了文化部，但文化部考虑，女书目前不是最紧迫的项目，所以暂时没有明确进展。”肖萍说。

　　目前看来，女书申遗要走的路还有点长。不过，对关心女书命运的人们来讲，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