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的瑞士表

　　随着“瑞士手表”中引进的组件越来越多，瑞士联邦计划把“瑞士制造”的比例从50%提高到60%，以保护“瑞士制造”的价值。这个提议还没有最终被通过，已经在瑞士钟表业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是瑞士钟表业自毁长城，在国际竞争中让使自己处于劣势；也有人认为，提高比例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将“价值的比例”改为“组件的比例”，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瑞士制造”的品牌纯度。

　　苏黎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瑞士钟表业已经完全恢复元气，集团化作战的方式使他们牢牢占据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但是，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瑞士军团中，居然会有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这样的未来派品牌异军突起，是一件挺怪的事情。

　　理查德·米勒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法国人，57岁，有意大利血统，住在法国的一个城堡里，开一辆1979年的Tyrrell F1。美国一本钟表杂志形容他说，“钟表业的历史在未来要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理查德·米勒之前的时代，二是理查德·米勒之后的时代”。

　　他喜欢玩赛车，所以把F1赛车的很多高科技元素应用到手表制造上。他的表风格非常独特，酒桶的造型、透明的表壳、可以透视内部的机芯，像雕塑一样。看起来很厚重，但实际很轻，因为用的材料是钛、纳米碳素纤维、ALUSIC合金，都是用于汽车、飞机、人造卫星的材料。

　　“男人天生爱技术、爱机械、爱汽车，这些感情是以某种方式烙印在我们的DNA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做机械表，就要做得非常酷，非常冷峻，非常高科技，让他觉得自己抬手看表的姿势非常性感，这样你才能在很多层面上与一个男人对话。”

　　他是通过邮件接受我的采访的，因为他从来不屑于参加巴塞尔表展或者日内瓦表展，“我只跟着自己的直觉走。那些想找到我的人，自然会找到我”。

　　理查德·米勒的崛起不过8年时间，但他的买家个个非富即贵，好像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我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唯一的秘诀就是，与过去彻底地决裂，就像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艺术一样。既然我们有21世纪的技术和材料，就应该做21世纪的手表。所有的品牌都在谈过去、传统、历史，但我只看未来。”

　　今年5月，理查德·米勒要在北京开第一家旗舰店。去年，他们已经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牌子对中国人还比较陌生，在欧美却是如雷贯耳。他们每年只生产2000块表，每块表的价格几乎都在10万美元以上，最高则达数百万美元，收藏者以《福布斯》名单上的亿万富翁为主，比如罗恩·佩雷曼、保罗·艾伦。

　　我问他，你真的觉得北京准备好了吗？

　　他说，“当然。就怕我们没有那么多表可卖”。

　　在见到胡戈·罗彻尔之前，有人警告我，他是一个非常批判性的人物，也许你对于瑞士的许多好印象都会被他给弄没了。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他的批判是一种漫画式的，精确、夸张，但并不尖刻。他从来不觉得瑞士是个监狱。

　　他只是一直在寻找瑞士人的“另一面”，而且，他认为瑞士的另一面，必须离开瑞士才能找到，才能理解。所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旅行的经历，他曾经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做过记者，被称为20世纪“最世界主义的瑞士作家”。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他告诉我，“如果上帝是瑞士人，人类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他今天还在等待创世纪的最佳时机。既然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不错，应该感谢上帝不是瑞士人”。那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集子，用一些很搞笑的故事和人物，来描述瑞士人的国民性。事实上，我在瑞士遇到过那么几个人，都挺像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有一次，去往卢塞恩的火车上，一个40多岁的瑞士人跟我攀谈起来。他的英文不好，结结巴巴，绕来绕去，似乎就为了表达一个意思：他爱标准德语，但瑞士人打心眼里不喜欢标准德语，这让他非常痛心。然后，他拿出瑞士地图，给我细细讲解每个地方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异，不时哼上几句地方民谣，再加上一点语焉不详的历史，完全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或者是否感兴趣。但他脸上那种陶醉的表情，加上中国人的教养，就让我很不好意思打断他。

　　在他持续一个小时的独白中，我只逮住机会插了一句话，“你是做什么的？”

　　我猜是个语言老师，但他说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胡戈，他一边笑，一边说，瑞士人有时候是太寂寞了啊。

　　我问他：“瑞士人对时间是否有特别的感受？”

　　他说：“一方面，我们尊重时间，这是融入到我们的教养里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尊重的只是手表上的时间，而不是历史的时间。瑞士人对于历史的时间感是相对停滞的。”

　　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大致是讲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瑞士人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对全球来说，每一点都是中心，世界上任何一个点发生的问题，都会在其余地区产生影响。“瑞士人一向认为自己很特殊，能够置身事外。我们并不是害怕中国或者亚洲的崛起，而是害怕那种必须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力量的感觉。比如现在我们讨论经济问题，就必须讨论中国问题，无可回避。世界不可能不变化，不可能没有得失，有些东西注定要失去，但你要从中获得新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瑞士的改变，因为瑞士的改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瑞士人喜欢一切稳固的东西，也创造了许多稳固的东西，比如银行、货币、军队、联邦制、中立的姿态，这些以前在瑞士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现在，稳固的状态已经被打破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教育制度，一切都处在新的置疑之中，都需要被重新讨论，这是我们的大问题。”(记者 陈赛   摄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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