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杜佛：雪山里的老制表师

　　“我的选择不多，农夫、木工或者去技术学校。那时候我对摩托车很感兴趣，就想学机械。我去考试，老师说，你的头脑OK，手也OK，就是数学不大好。那好吧，我就学了制表。所以，并不是我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但是，做一个独立制表师，却是他自己的强烈意志。“为别人做表是很难的，我是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时间，你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这是你的表。”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他的一块表扔进口袋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他说。

　　1978年，他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他的客户大都是拍卖行或博物馆。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纪的表，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

　　“那些都是非常昂贵的古董表，十之七八来自汝拉山谷，都是历代制表大师的作品。有些是签了名的，有些没有，但我逐渐摸索出每个大师不同的风格。它们的功能非常复杂，精巧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有些部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些传统工艺，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尤其是70年代，在日本石英表的冲击下，瑞士的钟表业几乎死掉了一大半，有些东西再也无法恢复过来。我这些年所做的，其实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那些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和知识。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什么的，一定要警惕，陀飞轮、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把那些复杂功能做成更小的尺寸，从怀表变成手表，如此而已。”

　　从15岁到60岁，菲利普一共做了165块表。1982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两年后，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

　　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它的原理是将两套完全独立运行的摆轮和擒纵器，通过一个安装在四轮上的精密微小的装置进行整合协调，从而增加手表的准确性。在Duality之前，擒纵系统的革新已经停滞了很多年，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

　　2000年，他推出了Simplicity，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没有陀飞轮，没有万年历，甚至没有日期，它只有一个功能——报时。他说，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手表，追求的是纯粹和可靠性。

　　他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序号000，是2000年的原型，白金的表壳，底盖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夹板上装饰有传统的日内瓦波纹。我手中握着那块表，只觉得温润如玉，简洁干净到了极致，其他表都成了庸脂俗粉。

　　这块表他已经戴了9年，但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看不到一丝磨损的痕迹。最初，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技艺高超，直到后来在沙夫豪森采访IWC的制表大师柯特·克劳斯，他手上戴着一款达·芬奇万年历腕表，才一年多，但表壳已有明显磨损。那时我才明白，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表，和自己一点一滴手工打磨出来的表，哪怕都是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心血，感情上也是不一样的。

　　“手表的价值，除去这些白金的表壳，是在极微小细节上花费的时间。很多细节并不提高手表的准确性，比如手工打磨倒角，让它圆润柔和，或者把边棱磨得锋利如刀。但对我来说，做表必须这样，机芯、表盘、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必须是我用一双手亲自打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哪怕它隐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哪个角落。机器是做不出来这种感觉的。”

　　“我管Simplicity叫‘自私的表’。一个人买这样的表，是为自己买的，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每天晚上，你给它上发条，看着它，聆听它，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是只为你而存在的。所以，买这个表的人，他们理解它。”

　　“我做的每一块手表，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所有买过我的手表的人我都认识。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我到日本的时候，人们会过来看我，和我一起待上10分钟，聊聊他们的表，让我觉得很温暖。”

　　菲利普与日本有一种奇怪的渊源。他的表有2/3是被日本人买走的。日本人尊称他为“瑞士的士郎正宗(Masamune)”。士郎正宗是日本13世纪的铸剑大师，据说他用400万层的钢铸造宝剑，他的剑表达了一个人对于完美的绝对意志，因而具有某种神性。

　　菲利普并不了解士郎正宗，只知道他是个造剑的，想必剑造得很好。不过，他认为，日本人是懂表的。“日本是一个高科技国家，但内心又依恋着传统，这一点和瑞士很像，也许这也是我的表吸引他们的原因。”

　　“我的表与奢华无关，它是艺术，就像画画一样。”采访已近尾声，菲利普拿出一个烟斗抽起来，房间顿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道，他说，“30年前，百达翡丽也是这样做表的，但现在，成本太高了，他们必须降低成本。”

　　事实上，Simplicity是他终于得到商业回报的一款表。以前，他的表太稀少，太珍贵，绝大部分人只能望洋兴叹，但Simplicity的价格在4.8万到6万瑞士法郎之间，在高端机械表中只能算中等价位。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以前，我买不起我自己的手表。我做一个手表要9个月，我不能为我自己工作9个月。”在Simplicity之前，他戴了很长时间的斯沃琪：“我从1978年开始独立制表，直到2003才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我今年60岁了，我不知道到了65岁，退休了以后该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得开始存一笔钱，你知道，养老用。”

　　我注意到他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婴儿。他说，那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也是制表师，原先跟着他学制表，但父女一起工作也许不是件好事，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最后他女儿也离开了。

　　“也许你的外孙女将来能继承你的衣钵。”我安慰他说。

　　“一个人不能期望太多东西，会失望。”他笑着说，但脸上渐渐显出寂寞的神情来，“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衣钵”。

　　火车站有一个半废弃的候车室，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老旧的古董挂钟，还在走着，但比准确时间快了两分钟。我们正惊讶于瑞士居然还有不准的钟，为我们送行的马克突然面露伤感，他解释说，以前，每个火车站和邮局都有这种挂钟，它们走时极准，每月的误差只有3至5秒，比手表要准确得多，所以附近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这里来跟这个钟对一次时，才不至于耽误了火车。候车室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原先就是给火车管理员住的，他每天专门负责维修这个钟。现在，瑞士的火车站已经全部换上了走时精准的石英钟。这种挂钟逐渐被废弃了。那个小房子里住着的人，也与火车和钟表都毫无关系了。(记者 陈赛   摄影 蔡小川)